公元2001年深秋的阳光如水般地照耀着，薄亮、透彻而又柔弱的阳光使一切变得如梦如幻。加入世贸组织，申奥成功，足球出线以及执政党与时俱进的观念更新等，国家好运不断，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国泰民安，而我们故事中的郭老板还沉浸在上个世纪末的寒颤中。
“都是彭定康瞎折腾的，香港的各行各业都不景气，我的珠宝店也关闭了，亏了十万美金。郭大头说。
郭老板点燃一支法国雪茄，仰身靠在栗壳色旋转沙发上，表情阴沉。
近半年未见，张达发觉无论郭大明的服饰还是表情都使他联想到黑社会的头子，往日在圆明园作画时从他那破旧随便的衣饰上所散发的艺术气味已荡然无存，而且他的眼角眉宇间充满着纵欲过度的痕迹。
郭大明的办公室豪华气派，弧形角橱和椭圆形办公桌面有一种海派风格，但张达却一直不知道这是一间什么名目下的办公室。郭大明经营的项目五花八门，遍及国内外，不知为何，好像一直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的状况，没有一个总名目，比如某某集团或某某总公司什么的。张达怀疑这是一种商业策略。没有总名目，分名目个个都有响当当的名称，比如“长城策划制作中心”，乍一听，挺派的呢！
“关于这部片子的事，由韦小姐全权负责。她在哈佛拿的博士学位。”郭老板对张达说，“请你来，是因为你在北京文艺界很有活动能力。我们是多年的好友，希望你能协助韦小姐完成此任务。她归国不久，人不太熟，很多方面需要你引荐。当然，大的问题，像导演、剧务等一班人选，在电视台播放等事宜都已解决，这是因为我拿了很大的一笔钱。”
墙壁四周布满文竹、吊兰、蕨类、天门冬、万年青、橡皮树等观赏植物，韦小姐提着一只小巧精致的喷水壶在浇水，拖曳的长裙和优雅的动作使张达联想到贵族的千金。
“韦小姐策划这片子的起因是因为戴焉的出走，但务必保证未来的片子不能对我的前妻有丝毫的伤害和影响。她是一位好女人，在我们离婚时她只求我答应她一点，那就是别再影响她。她正在安徽农村过着安静的生活。”
“韦小姐，”他好像换了一种语气，“还没有她的信吗？”
“没有，老板。”韦小姐放下提壶，用丝绢擦着手说。
“戴焉为什么去安徽？她又没有当过知青。”张达问。
“她在准备重新选择人生的时候，安徽正在闹水灾，报纸电视每天报道的都是‘安徽’、‘安徽’，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对她来说去安徽与去其他省份是一回事。”说到前妻的事，郭老板的语气不再冷漠，眼睛里有一种如梦的苍茫。
张达在郭大明发家之后与他有过几次短暂接触，开始他很难忍受他的骄矜傲慢，虽然以前郭大明也狂傲不驯，但他认为那是一种献身艺术的狂热，在抛弃了达·芬奇、拉斐尔、凡·高之后，郭大明的狂傲是可耻的世俗，张达觉得不屑一顾。但今天张达突然发现这位大老板的傲慢也许是一种掩饰，或者正是一种坚强。
韦小姐给张达的杯里续了茶水，然后侧身坐在郭老板办公桌不远的沙发上。
一位妆化得很浓的小姐进来，犹豫了一下说：
“老板，外面有一位客人。”
“我已多次说过，我这儿有客人的时候不接见别的客人。出去！”郭老板勃然大怒。
小姐迟疑地说：
“是云南来的。”
一抹极细微的不安从郭老板脸上掠过，但转瞬即逝。
他转脸对韦小姐吩咐道：
“你陪张达出去吃午饭。”又对张达说：“很对不起，今天不能陪你了，改天吧。”
郭老板送张达走出办公室大门时，忽然想起了什么，问：
“对了，好像你的一位朋友给我写过一封信，你还记得吗？”
张达知道是焦影写的，但他回答得很含混：
“好像有这事吧！”
“我经常接到这样敲诈的信和电话，”郭老板说，“这一次不太一样，这个给我写信的家伙让我记起了什么。”郭老板神思惶然而又剧烈，在张达看来这是阴谋家在做出某种决定时的通常表情，果然不出所料，郭老板说：
“这个人叫焦影。本来我就准备找他。”
“找他干什么？”张达问。
“他很有文学才华，曾经是一个诗人，在考虑我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时，第一个映入我脑际的人就是他。我对他可谓情有独钟。”
张达想，如果郭大头真的让焦影来编这个戏，对焦影来说未必不是大喜事，张达知道焦影的生活状况拮据到何种程度。人穷志短对焦影来说并不合适，但“人穷无聊”却是焦影现在生活的写照，张达认为焦影翻出陈年旧事并义无反顾地要去调查、核实就是一种极度无聊的表现。当然，张达知道他的想让焦影很伤心的，张达认为自己若不是最了解焦影的人，就是最不了解焦影的人，往往这两者只有一步之遥。
虽然知道郭大头是别有用心，但张达还是替焦影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郭老板，你若要让焦影当编剧，这个工作我可以做，我相信焦影会同意的。文化也在走向市场，市场规律会让焦影同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