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人的内心世界
唐赵蕤的《反经》中关于识人内心有这样的论述：我听说领导将帅的原则是，一定要了解手下英雄的内心世界。然而，人不容易了解，了解人不容易。汉光武帝刘秀是很善于听其言知其人的皇帝，但却被庞萌迷惑；曹操是明察将士的高手，还是给张邈骗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事物之表面现象相似但实质不同，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所以目空一切的人看样子很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愚蠢得可爱的人看上去像个正人君子其实不是君子；鲁莽的人好像是很勇敢的人其实不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大多给人一种颇有智慧的印象，亡国之臣往往表现出忠心耿耿的样子。混杂在禾苗里的莠子在幼苗时期与禾苗几乎没有区别；黑牛长上黄色的花纹很像是老虎；白骨像是象牙；色泽像玉的石头很容易与玉石混淆。这都是似是而非的事物以假乱真的情况。
《人物志》说：“随随便便许诺的人给人的印象为人爽快，实际上这种人却少有信用；什么事都要插一手的人好像多才多艺，一旦要他拿出真本事就会露馅；锐意进取的人似乎精诚专一，可是这种人的热情不会持久；吹毛求疵的人好像是很精明，实际上只能添麻烦；动不动答应给人这样那样好处的人好像乐于施惠，但是这种人常常说了不算；当面百依百顺的人貌似忠诚，然而这种人大多是阳奉阴违之辈。这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典型现象。也有似非而是的情况。大政治家看似奸诈，却是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有大智慧的人看似痴愚，然而其内心却一片空明，聪明盖世；博爱的人看似虚幻，其心胸实际上非常宽厚充实；正直无私的忠言虽然听了让人不高兴，但其情感却是出自一片至诚。人世间诸如此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明的人，谁能分辨得清呢？”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知人比知天还难。天还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可人呢，表面看上去一个个都好像很老实，但内心世界却包得严严实实，深藏不露，谁又能究其底里呢！有的外貌温厚和善，行为却骄横傲慢，非利不干；有的貌似长者，其实是小人；有的外貌圆滑，内心刚直；有的看似坚贞，实际上疲沓散漫；有的看上去泰然自若，迟迟慢慢，可他的内心却总是焦躁不安。”姜太公说：“人有看似庄重而实际上不正派的；有看似温柔敦厚却做盗贼的；有外表对你恭恭敬敬，可心里却在诅咒你，对你十分蔑视的；有貌似专心致志其实心猿意马的；有表面风风火火，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一事无成的；有看上去果敢明断而实际上犹豫不决的；有貌似稀里糊涂、懵懵懂懂，反倒忠诚老实的；有看上去拖拖拉拉，但办事却有实效的；有貌似狠辣而内心怯懦的；有自己迷迷糊糊，反而看不起别人的；有的人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天下人却看不起他，只有圣人非常推重他。一般人不能真正了解他，只有非常有见识的人，才会看清其真相。”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外貌和内心不统一的复杂现象。
南北朝时的政论家桓范说：“如果贤惠和痴愚的不同，像葵花和苋莱那样容易区别，那还有什么不好辨认的呢？可是贤惠和愚劣却像莠与禾苗一样，常常似是而非，那就难办了。”战国时哲学家杨朱在《法言》中说：有人问到知人之难时说：“人和人的区别如果像泰山与蚂蚁，河海与小水洼一样，那太容易分辨了！可是如果要区别大圣与大奸，就太难了！呜呼，只有把似是而非的现象辨别清楚后，才可以说知人不难的话！”
看人要从大处着眼
看人，是从大处着眼，还是从小处吹毛求疵，这是关系到能否知人、用人的大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句成语对于只从小处看人者，是个很好的讽喻。是人总有缺点，如果用人者眼睛只盯着人才的缺点，即使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到人才了。
对事对人都要辩证看，有高山必有低谷，具有大才的人其某方面的缺点也就很突出，有一位很聪明的科学家却不能区别公母鸡，这并非笑话，而是事实。因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他的专业上，对其他一切就不放在心上了，如因此而认为他笨就错了。
因此，看人要从大处看，看其本质，看其大节，看其长处。在用人上，用其大节而不计其小节，用其长处而合其短处。如能对每人都用其所长，让他干他所胜任的工作，则天下人人尽其才，社会必将繁荣，国家必将强盛。
当然，德与才并非一回事，有德的未必有才，有才的未必有德，用德才兼备的人是理想的人，但也应“唯才是举”，赦小过以举贤才。只要有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即监察、考核、赏罚制度，就可促进人才队伍不断茁壮成长扩大。看大要看其本质。本质，就是说原来的本质，本质与素质的意义一样。素质包括德才两方面。德的素质有忠厚、老实、公正，这是好的品质；奸恶、虚伪、自私，这是坏的素质。人的素质也有高低之分，高的素质如精明、能干、敏捷，低的素质如愚笨、庸劣、迟钝。看人，主要是要弄清其人的本质、素质，这对于了解其人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知人、用人的关键环节。
《列子·说符》记载了伯乐推荐九方皋相马的故事：
秦穆公对伯乐说：“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答道：“良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绝尘弭彻，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以共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在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使召见并派他去求千里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问：’‘何马也？”九方皋说“牝（母马）而黄”。穆公派人去取马回来，却是一匹黑色的牡（公）马。穆公很不高兴，派人叫伯乐来对他说：“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牝壮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说：“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而造其所不视。若皋之相，乃有贵乎马者也。”穆公叫人去把马牵来，伯乐一看果然是一匹千里马。
秦穆公认为九方皋连马的颜色和是公是母也分不清，哪能懂得相马呢？而伯乐却说九方皋相马的本领比他强千万倍，因为九方皋相马是看它的本质，是否具有千里马的特征，至于什么颜色，是公是母，他没有必要注意。从九方皋相马中给人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相马要把握它的本质特征，相人也应如此。善于知人用人者，都是从人才的本质特征中去考察，而不为其表面一些现象所迷惑。凡在知人用人上的失误，都是只注意人才的一些表面现象，如貌好、会说、顺眼、合意等等，对于其人的德才却没有深加考察。人才的内涵，主要是德才二者，而德是人才的灵魂。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才，其才必须是建立在良好的德行的基础上；如果德行败坏，就不能更好发挥作用，甚至可能走上邪道，害国害民害己。
据《史记·郦食其传》记载：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好读书，家庭贫穷，无以为活，只好在里中当看门人。因其人性情与一般人有异，人们都称他“狂生”。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各国将领为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之多，郦生与之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小，只顾眼前利益而没有远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深自藏匿。他听人说沛公刘邦，其人虽傲慢，却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他认为刘邦正是他愿意追随的人，恨无人代他介绍。沛公刘邦略地到陈留，其麾下有与郦生同乡的一个骑士归来，郦生便拜托他转告沛公：“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请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拉屎）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这位骑士归去，把郦生托他说的话转告给刘邦。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人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为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说：“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发火骂道：“贱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宜？”郦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坐，向他道歉。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很高兴，问：“计将安出？”那生说：“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当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能知错改错，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一献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个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的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郦生在刘邦初起时便赏识其人，不计较他傲慢骂人，能从大处看人，可说善于知主。
众人眼睛是雪亮的
从一个角度看人，往往陷于片面；从各个角度看人，则了解得较全面。正如俗语所说，众人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将一目了然。
关于知人要兼听众论问题，孟子有精辟的论述。《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日：‘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盂子）日：‘国君进贤，如不得已，使将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日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日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他将“贤不贤”交人民来审查，便是这种思想的发挥，也说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见。从国君的左右，诸大夫说”贤、不贤”还不行，只有人民说“贤、不贤”才可考虑，即使如此，还不能决定取舍，要经过考察后，确是贤则用之；如”见不可”则去之。由此观之，孟子对择贤是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因为国君要进的贤不是一般的人，是辅佐国君治国的人才，贤不贤对于国家治乱兴亡都有关系，有的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经过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个程序审查。虽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见，但是在个别情下，国君左右、诸大夫、人民都说“贤、不贤”，不一定对，而最能决定“贤、不贤”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用事实做出的结论。可见，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实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张知人要兼听众论。朱元璋与管人事的史部官员讨论如何辨别贤佞邪正的问题：朱元璋说：“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史部官员说：”人之邪正，实亦难辨。”朱元璋说：“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这是说，众人之意为公论，一人之意为私见，邪正决于公论。接着他指出辨别邪正的原则是：“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辨。”（《明太祖宝训·辨邪正》
朱元璋认为要能“辨邪正”，必须明于知“毁誉”的真伪，不然，将会以贤为佞，以佞为贤，他对侍臣说：“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陷媚婶呢，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者未必真贤也，有所遇有幸、不幸尔。”所以，他说人主要善于知“毁誉”的真伪，他说：“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为不肖，则偏颇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绕幸进矣。”这是说，人主如能辨“毁誉”的真伪，则贤者不受压抑，不肖者不能侥幸得进。接着他说：“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鲜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尤为难也。”（《明太祖实录》卷232）在这里，朱元璋特别强调：征求对所要用的人的意见，选择所问的人很重要，如问于小人，对君子必多毁谤，对小人必私其党而誉之；只有问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正确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观点，颇有点“二分法”，对知人很有参考价值。
朱元璋不仅在理论上探讨“辨邪正”之法，在实践上，他对官吏的升迁多因民之情。据《明史·循史传》记载：兴化丞周舟经过考察以政绩最优，朱元璋立即升为吏部主事。当地人民舍不得他离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错捕，但经其所治人民为之申辩和请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因知其为官有惠政反得升迁。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齐东知府郑敏、仪真知县康彦民、岳池知县王佐、安宁知县范志远、当涂知县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辩，列举他们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纠正，赐袭衣宝钞放回。他们复任后，努力工作，政绩更著。同一年，灵璧知县周荣、宜春知县沈昌、昌乐知县于子云、新化县丞叶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辩，朱元璋知他们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别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黄州去任职。
官吏的好坏，其治下的群众是最清楚的，如能让群众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就可使官吏不敢为非，并能鉴别官吏的好坏。这样就不致冤枉好官，错用坏官。
切忌以貌取人
通过相貌和表情来了解人，是“识人”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把它绝对化，把“识人’变成以貌取人，就会错识人才，乃至失去人才。
三国时，东吴的国君孙权号称是善识人才的明君，但却曾“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周瑜死后，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孙权听后先是大喜，但见面后却心中不悦。因为庞统生得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加之庞统不推崇孙权一向器重的周瑜，孙权便错误地认为庞统只不过是一介狂士，没有什么大用。于是，鲁肃提醒孙权，庞统在赤壁大战时曾献连环计，立下奇功，以期说服孙权。而孙权却固执己见，最终把庞统从江南逼走。鲁肃见事已至此，转而把庞统推荐给刘备。谁知，爱才心切的刘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见庞统相貌丑陋，心中也不高兴，只让他当了个小小的县令。有匡世之才的庞统，只因相貌长相不俊，竟然几处遭到冷落，报国无门，不得重用。后来，还是张飞了解了他的真才后极力举荐。刘备才委以副军师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