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骗子不仅胆大，气焰也十分嚣张。一些骗子手里有枪，当债权人讨债时，他们便掏出枪来故意摆弄。一些骗子还狂言：“在保定涿州这块土地上谁也不会把我怎样，总书记来了，也不怕。”还有一位骗子扬言：“我活45岁就够了，现在活了46岁，已经多活了一年，值了！”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家公司诈骗了广东一家企业，债权人上门讨债，骗子竟书面写给债权人：“要钱没有，我涿州就是骗子城，看你怎样。”
涿州诈骗案有增无减，骗子盛气凌人，底气十足，皆因他们有钢筋混凝土式的后盾。在涿州钢材诈骗案件中，民愤最大的几家公司都隶属于某些实权部门，一些骗子所用的车竟挂上了司法机关的牌照，而一些部门及个别领导乘坐的豪华轿车却由诈骗公司提供。
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涿州的诈骗案已震惊全国，几家接到投诉的新闻单位派记者到涿州调查，车驶入涿州县城时，只见几家诈骗公司的招牌依然高悬，其中涿州市商品物资经销公司的招牌尤为显眼。
涿州市商品物资经销公司隶属于保定地区经贸公司，总经理苏红30多岁，据当地领导介绍，是个社会痞子；其父苏治国“文革”中因参与帮派活动搞打砸抢被判过刑。就是这样的社会垃圾，他大钻改革开放的空子，肆无忌惮地依靠其保护伞进行诈骗活动，他们诈骗了全国十省二市10多家企业。
涿州的骗子之所以能屡试得手，下至平民百姓，上对公司经理纷纷上当，还因为骗子隐蔽狡诈的骗术。
刘钢，是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财经系，为人精明强干，工作后还曾经去美国短期进修过，可谓见多识广之辈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也会栽倒在几个河北涿州的大骗子手里。
那是1993年4月，刘钢到北京参加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技术合作会议，会议住宿安排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这是一个专门接待高级会议的特别招待所，它的级别显示了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的来头，在会议打出的通讯录上的职务一栏里，基本上都是局级以上的领导，要不也一定是总工程师以上的技术职称，或者是国内知名大公司的总裁、总经理一类人物。就在这次会议上，刘钢同业自湖北涿州某工程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吴某认识了。言谈中，刘钢知道吴某也是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二人立刻认上了校友，显得格外亲热。吴某不停地为老同学老校友介绍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谈论自己的孩子，后来话题自然谈到两人的工作。
这位老校友声称自己现在不仅担负着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职务。而且兼着市委所属的一家经贸公司总经理。这家公司专门经营钢材、木材和进口马口铁等国家专控物资，“当然，这都是吃一点政策饭，全靠利用政府这声招牌，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和老同学你们不同，你们在上海做生意这样的便利就少多了是不？吴某侃侃而谈显得十分坦率与真诚，丝毫不隐瞒什么。刘钢很快就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这位老同学直率而坦诚，也就将自己公司目前遇到的一些原材料上的困难毫无保留地讲给了他。吴某闻知老同学的住处，马上胸有成竹地说：“这没什么大不了，要在我们那地方，只能算是小菜一碟，1000吨钢材对于我们公司来说不足为虑，我敢打包票，一定能为你排忧解难！”
刘钢和吴某从这次会议上认识以后，二人经常通过长途电话联系，互通信息。一天，吴某突然在电话里告诉刘钢，前些日子在会议上答应过的那批钢材找到门路了，只是价格比预想的要销高一些，不知对方还有没有兴趣。刘钢听完吴某的报价算了一下，觉得这个价格比他预期的还要好，当然一口应承要要要。
毕竟刘钢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觉得尽管是校友，生意场上无父子，还是谨慎小心一些为妙，于是他向吴某提出了要先看货或先发出部分货然后再付款。
不料如此苛刻的条件吴某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且口口声声地说：“老同学，我理解你的要求与条件。现在全国到处骗子真是太多了，就拿我们涿州来说吧，现在简直满街都是骗子，你根本分不清真与假，不过你放心啦，老同学，我们这是政府的官办公司，用不着铤而冒险地去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
吴某光明磊落的话语，却使得刘钢为自己的鸡肠心眼愧疚难当，他逐渐地消除了疑虑。
1993年8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刘钢乘坐着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宽体客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刘钢此行就是应老同学吴某之邀，专门前来看货签合同的。
吴某从涿州公司里派来的一辆奔驰车早已等候在机场，刘钢坐着舒适的奔驰车一路飞奔到涿州，吴校友丰盛的酒宴早就在等着了。
当晚摆酒接风，宾主举杯同庆，为即将开始的合作干了一杯又一杯。当晚市里的领导还亲自出席了宴会，欢迎从上海来的客人，而且还口口声声地希望将来能同上海的朋友进行经济上的合作。
这几年刘钢走向闯北，见过一点世面，且对客人来访作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当谈起来当地生意时他是侃侃而谈，头头是道。
第二天应该看货答合同了，吴某带着刘钢来到涿州城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军用仓库，在层层盘查之后刘钢一行几人才得以进入仓库。在仓库门口，那位吴校友对门岗又是拍肩膀又是敬烟，显得既熟悉又亲切，严然是经常打交道的老熟人，当然这一切都让刘钢看在眼时，一重重大门打开，巨大的仓库里果然堆满了规格、型号各不相同的钢材，仿佛一座座钢铁堆成的小山。每一堆钢材的前面都有吴某公司的牌子，以表明他们的主人。
吴某带着刘钢一边参加一边热情地给以介绍：“这是市里某某工商单位公司的钢材，这是某领导刚从首钢发回的，那是某单位才从鞍钢进来的。”
经过此身临其境，身闻目睹了情况，刘钢对校友是深信不疑，他急切地渴望与吴合作。
回到下榻的宾馆，双方签订了一个由吴某的贸易公司提供给刘钢的公司2000吨钢材的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刘钢的公司应在收到第一批货后，将2000吨钢材的货款326万元人民币汇到吴某的公司账户上。刘钢签完这个合同之后异常高兴，特意在涿州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答谢老校友。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刘钢的公司收到了吴某从涿州发来的100吨钢材。第一期的合同履行得十分顺利，刘钢爽快地将320多万现金汇到了吴某的账户上。
刘钢的公司汇完款之后，还不断地同吴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过了1个月，2个月，3个月，按合同规定应该在收款一个月后就发来第二批钢材却迟迟没有再发来，刘钢不得不亲自再到涿洲一趟。这一次到涿州找到吴某的公司，发现公司早已变成了一家饭馆。当他问起吴某的公司，人们掩口而笑，回答他说：“公司老早就扫地关门，经理已渡洋逍遥去罗！”
刘钢的脑袋轰的一下子就大了。
这些名目繁杂的诈骗犯，到底将骗取的不义之财花向何方？
A3年以前他还在涿州东大街上卖煎饼，有一天他中学一个同学跑到他的摊上吃东西，兴奋地向他谈起自己买空卖空的历险经历，把他听得满脸神往，好半天回不过神来。从那天起，他就下决心也要向那位同学学习挣他个十万八万的。后来他参与了一起假合同诈骗案，一次得手就骗到了40多万，同别人分赃之后他还拿到了10多万。拿到这笔钱后，他带着自己的小姘头游山玩水。
B是涿州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高中毕业后一直窝在家中无所事事。后来看到一批批到家中来请他父亲给签名、盖章、批篥子的人都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他好不生气，心想：你们竟然靠着我家老头子的条子就能发财，而我却在这儿受穷。从此他脑子开了窍，利用他老子的招牌申请了一笔贷款，又到工商局办了一张营业执照，开始做起买空卖空的勾当，很快，他也就发了。赚到钱后，他变得越来越不安分起来。他出差到北京，竟然每天花3000元人民币租一辆豪华林肯车。他到北京西郊的游东场游玩、打靶，半天的子弹钱就是8000元人民币。除此之外他还吸上了毒，好几次被公安局的人当场抓获。罚款3000元或5000元，他眼睛都不眨，顺手扔给警察一把钱，头也不抬地说：“别数了，只多不少，只要你别抓我去戒毒所，罚多少款我都认啦。”
C原是一家国营工厂的厂长，1989年，他承包了他所在的那家厂子。但是由于经营不善，厂子在他承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连连亏损，到后来市工业局将他免了职。
闲来无事的C不是知耻而后勇，而是终日东游西荡。回首以前好不风光，他咬牙切齿，埋怨时运不济。一天他同过去的一个老朋友在街上相遇，两人谈起最近的生活，都颇有感慨。他们谈到了一些最近发了大财的朋友，谁知那位朋友对其中几位颇不以为然，说：“他妈的他那算是什么本事？不过是空手套白狼，骗罢了，玩儿这样的花招我可一点也不比他逊色。”
一番话启发了C，从此他也走上了诈骗的道路，开始了他的诈骗生涯。短短两年他就骗到了200多万。
拿到这些钱后，他通过香港的一个旅行社办了一个去东南亚旅行的签证，到菲律宾大嚼海鲜；在泰国疯狂地和各国的妓女厮混在一起，一夜就花掉10多万元；到澳门他用骗来的钱大赌特赌，一夜就输掉数十万。
涿州市里的这些诈骗公司利用伪造的公章、钢材提货单等，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客户的货款诱骗而来，进行诈骗，他在涿州的诈骗案涉及全国，钢材销售合同的总额就达4亿元人民币，讨债最多时达500多人，最高人民法院、解放军总参谋部也在被骗之列。更可怕的是，在清查整顿时，诈骗公司偷梁换柱，将其诈骗来的钱款转移出去，又成立新的诈骗公司，继续诈骗。
涿州骗子真邪乎。
点评：涿州，就是《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曾以忠义而闻名天下，清乾隆帝为此而题名“天下第一州”的那个地方，竟导出了一场寸铁不产却与全国各地签订了4亿元钢材销售合同的骗剧，这样难以置信的事之所以发生在离首都仅12公里的地方，除了气焰嚣张的犯罪分子，那些充当其“保护伞”的部分行政司法机关不也应负起一定的责任么？
跨国系列贸易诈骗案
1993年9月，绵阳市川江羽绒厂向市公安局紧急报案：该厂委托绵阳市进出口公司与俄罗斯查尔斯皇有限公司，于1993年2月18日签订中俄易货贸易合同后，汇去广东汕头采购服装面料的100万元人民币和从云南发运通过绥芬河口岸的1034吨白糖（价值近300万元，易货50辆玛斯牌自卸载重汽车）均被诈骗。经多方查证，所传来的50辆汽车发票系伪造，所谓交车纯系骗局，1034吨白糖已被非法转移侵占……
局领导深切地预感到侦查工作的艰难困苦。毕竟是在异国他乡，行动多有不便。谁能前赴龙潭虎穴，赴这趟深水呢？
范星儒在绵阳甚至川北地区久负盛名，他组织和参与了上千起大案、要案的侦破，其中包括共和国总理指示的1989年“116”绵阳特大列车抢劫案，1991年的“311”金库被盗36万特大案件。四川省公安厅为及时侦破此案，破例通过省外事办给范星儒办了免签护照。9月12日，绵阳进出口公司“顾问”范星儒飞赴莫斯科又“顾”又“问”。
初到莫斯科，“范顾问”受到热情接待。但当川江羽绒厂驻莫斯科办事处主任朱体财察觉到“范顾问”的密锣紧鼓私查暗访时，迅速“冻结”了他，堵死了消息来源。俄罗斯不是中国，莫斯科不是绵阳。
范星儒像被套了绳索的雄狮：你要查账他推辞，你要翻译他说人手紧，你和他面谈，他就大倒苦水、喊屈，大骂查尔斯皇有限公司老板荣格列夫履约不力，川江羽绒厂厂长安治富不信任他，并劝范星儒对荣格列夫不要“顾问”得太紧了，以免得罪，鸡飞蛋打，遭到克勃和莫斯科黑社会的报复。
为了不打草惊蛇，范星儒只好一天要扮演几个角色：出门像“夹皮包的农民进城”，到川江羽绒厂驻莫办事处似个豁达的“范大爷，与荣格列夫、朱体财、斯拉夫等交往却如“地下工作者”。晚上疲惫不堪回到宾馆，他还得记录一天的所见所闻，分析案情，计划第二天的行动……功夫不负苦心人，几个月的明查暗访，事情初露端倪。
1993年2月18日，朱体财以绵阳进出口公司的名义，与查尔斯皇公司的荣格列夫签订了005、006号两份中俄易货贸易合同，白糖、羽绒服易俄产薄板钢材、玛斯牌载重卡车。005号合同总金额300万美金。川江羽绒厂竭尽全力履行与绵阳进出口公司的委托合同，除了委托招商局蛇口工业发展公司组织白糖外，自己也按照荣格列夫、朱体财要求的面料、色彩、款式、尺寸，筹措资金，组织国内10多家工厂，加班加点生产羽绒服5万件。
不到3个月的时间，川江羽绒厂就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生产出羽绒服483万件。就在川江羽绒厂为完成005号合同最后冲刺时，5月7日，朱体财又以绵阳进出口公司的名义与查尔斯皇公司签订了005号合同的补充协议，保证其合同的完成。协议规定，各自按30%比例首批交货，绵阳进出口公司5月20日前付100万元人民币和白糖1034吨（折合40万元美金），查尔斯皇公司6月25日以国际联运式，发给绵阳进出口公司50辆玛斯卡车。
在范星儒不屈不挠，不折不扣的一再要求下，朱体财情不得已，为其安排了俄语翻译顾的顾思新。在范星儒的攻心下，顾思新谈了自己的疑问：50辆玛斯车发货单公章模糊，外圈有“全苏音乐家协会”的字样，中间圆圈内为“米采纳特生产贸易公司”。发运汽车难道和音乐家协会有关系？这可能是个骗局。发货单是朱体财发传真给川江羽绒厂厂长安治富的。安治富非常警惕，步步设防，但朱体财和荣格列夫手脚做得干净，而且在国内似乎也有同伙，形成了一个集团，环环相扣，“洗钱”手法也较为隐蔽。
正直的刘永康原为荣格列夫的贴身翻译，后又转给来自澳大利亚的梁道平做翻译。
在顾思新的引荐下，范星儒以四川人特有的豁达、幽默，老刑警的机敏、干练，取得了刘永康的信任。刘永康毫无保留地谈了荣格列夫和梁道平的情况。原来，梁道平与荣格列夫同流不合污，仅仅是想在莫斯科打开市场，通过荣格列夫站住脚，系“借房子躲雨”。据颇为了解荣格列夫家底的梁道平介绍，荣格列夫手头仅有100多万元失货，欠债多肯定还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