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告诉我，老先生不想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因为他爱他的小屋。而我告诉她，我看不出小屋有什么可爱的。妈妈说，这是因为我还是小孩子的缘故，不理解老人们的心思和感觉。康威老先生喜欢听窗户的响声，还喜欢那长满苔藓的屋顶、春风杨柳的景色和泉水的咕嘟咕嘟声，以及小溪的潺潺流水声。对他来说，老地方在他心中是多么亲切和温馨啊。
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老先生非要住在这里。此时，那件印有骄傲的大角麋鹿的红色运动衫又进入我的眼帘。
我夹着老先生的鞋往城里走时，他叫住我：“告诉他，你就站在那里等他修好；告诉吉特勒先生，我就坐在火旁等你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那件红色运动衫。回到家后，我一头钻进厨房，我想储钱罐一定放在碗柜里。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罐子，因为小孩子们总是要求妈妈给他们零花钱，零花钱一般都存在罐子里面。
但这次我感到与往常不一样，我得说服妈妈。我得告诉她，那个小男孩穿的红色运动衫以及运动衫上骄傲的蓝色大角麋鹿有多棒。没一会儿，我就向妈妈要了3块钱。
我到了城里后，先到小男孩告诉我的那家大商店，并找到挂着那种运动衫的柜台，毫不犹豫地用3块钱买了一件。出了商店我就穿上了。我并没有跑，而是慢慢走着，心里充满了自豪，就和我身上的大角麋鹿一样。
在吉特勒先生的鞋店里，我将鞋子放在柜台上，他打开后检查了一下鞋子，然后转过身瞧着我，摇了摇头说：“没法再修了，鞋底全坏了。”我夹着那双旧鞋走出了鞋店。
我站在街角抱着鞋待了一会儿，好像看到老人在小河湾旁的小屋里赤脚等着我。我瞥了一眼这双烂得不能再穿的破鞋子，心想，那双鞋子可能是他最亲近的东西了。
我开始在楼前徘徊。我又一次站在大商店的门口。衣兜里只剩下1元4角5分钱了，我把运动衫脱下后走进商店。
“我不打算要这件运动衫了。”我告诉售货员，“我想买双跟这双旧鞋一样大小的鞋子，用这件运动衫的退款再加上1元4角5分。”
我向售货员说明老人的鞋不能再修了以及为什么想要买这双鞋。
“噢，我认识那位老先生，他来过几次。”售货员和颜悦色地说，“他常想要双软点的鞋子，我这儿还有几双。”
她转身拿出一双鞋，我看到盒子上的标价：4元5角。
“我用这件运动衫再加上1元4角5分买了。”
售货员没说什么，他只是爬上去，拿下来一双很重的长腰袜子，放进鞋子里，然后用旧报纸将鞋子包起来。
我将那件骄傲的仰着头的大角麋鹿运动衫放在柜台上，抱着鞋盒走出了商店。当我熟悉的那间小屋进入眼帘时，我边走边慢慢思考着，我想着如何对老先生讲。我记得妈妈说过：风暴过后总是阳光明媚，黑色的天空最易看星星，以及悲伤之后是快乐之类的话。
“吉特勒先生说你的鞋不能再修了，鞋底全坏了。”我一本正经地对老先生说。
使我迷惑的是，老先生那蓝色的眼睛里没有出现失望的目光。
“噢，那就算了，把鞋放在这儿，我看我自己还能修一修再穿一段时间。”
我打开旧报纸，于是那双崭新的软皮鞋呈现在他的面前。他那双大手不停地抚摸着软皮鞋，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他站起来，走过去从枕头下面拿出一件印有仰着头的大角麋鹿的红色运动衫。
“我早上看到你盯着这件红运动衫，当那父子两人打猎回来时，我跟那小男孩说用小狗换他的运动衫……”
我长久地抱着老先生的脖子，然后冲出那间小屋，去给妈妈看我身上穿的这件印有骄傲的大角麋鹿的红色运动衫。
事故
罗伯特·J·小迈克木伦
那年的圣诞前夜是个星期天，因此，周日晚在教堂聚会的年轻人打算好好庆祝一下。早礼拜后，有个妇女恳求我晚上开车带她的两个10来岁的女儿去教堂。那个妇女离异了，丈夫移居别处。她不喜欢晚上开车——尤其是那天晚上还可能雨雪交加。于是我答应了。
当晚我们开车去教堂，两个女孩子坐在我身旁。车开上一个高坡时，我看到前面不远处的立交桥那里许多车撞在一起。
结冰的路面无法将车刹住，所以我猛地撞到一辆小车的后部。我身边的一个女孩尖叫了一声，“噢，多娜！”我回过头去看那个坐在窗边的女孩子怎么样了。当时车内还没有时兴装配安全带。所以她的脸部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落回座位时，锋利的玻璃碎片在她左颊留下两道深深的伤口，血如泉涌，可怕极了。
所幸这辆车里有急救包，于是我用纱布止住多娜的血。前来调查的交警说事故难以避免，不是我的责任。可我仍然内疚不安——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脸上将要带着疤痕过一辈子，而且这可能还是因为我的缘故。
多娜很快被送到医院急诊室里，医生开始为她缝合伤口。过了好久，我担心会出什么事，就问一位护士，手术怎么现在还没有结束。护士说当班的医生恰好是个整形的外科大夫，他缝合细密，很费时间，这样伤痕就会很细微。也许上帝能帮上忙！
我害怕去探望住院的多娜，担心她会怒气冲冲地责骂我。因为是圣诞节，医生们把病人送回家，有些可做可不做的手术也给推迟了。所以多娜病房所在的楼层里并没有多少病人。我问一位护士多娜的情况怎样。护士微笑着说多娜恢复得挺好。实际上，她就像一束亮丽的阳光。多娜看起来很高兴，对医治、护理方面问这问那。护士向我透底说病人不多，她们有自己支配的时间，经常找借口到多娜的病房里和她聊天。
我对多娜说发生的一切让我心中非常不安和歉疚。她打住我的道歉，说可以用化妆品遮住疤痕。接着她开始兴高采烈地描述护士们的工作和她们的想法。护士们围在床头，微笑着。多娜看起来很愉快。她是第一次住院，周围的一切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
后来多娜在学校里成了大家瞩目的中心，她一遍遍地讲述事故的经过和在医院的经历。多娜的母亲和姐姐并没有因此而责怪我，反倒感谢我那晚对姐妹俩的照顾。至于多娜，她并没有毁容，而且化妆品确实差不多弥盖了她的疤痕。这让我感到好些，但我仍难以抑制心中的刺痛——这么美丽可爱的少女，脸上却有疤痕。一年后，我移居另一个城市，从此和多娜一家失去了联系。
15年以后，那个教堂邀请我去做一系列的礼拜活动。临结束的那晚，我忽然看到多娜的母亲站在人群中等着和我告别。我蓦地战栗起来，想起车祸、鲜血和伤疤。多娜的母亲笑容可掬地站到我面前。当她问我知不知道多娜现在怎么样了时，她几乎开怀大笑起来。“不，我不知道多娜怎么样了。”
“那你记不记得多娜住院时对护士的工作极感兴趣？”
“是的，印象很深刻。”多娜的母亲接着说：“嗯，多娜打算做一名护士。她接受了培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在一家医院找了份不错的工作，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医生并相爱结婚。婚姻很美满，现在已有两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了。多娜让我不要忘了告诉您那次车祸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事！”
这里的习惯
劳拉·里查德
那时，我挺年轻。有一回我把车停在佛蒙特州南部的森林里，一位附近的农夫倒车时不小心将我的汽车撞瘪了一块，当时我并不在场。当我前往取车时，发现车窗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一行字：“我们等着您。”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
后来我是如何在农夫家的饭厅里同他相见，并交换各自汽车投保情况的细节我已想不起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对农夫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表示感谢时，他平淡地回答说：“这是我们做事的习惯。”他的妻子则微笑着用围裙擦干手，附和着丈夫的话。
许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得这场面、这句话。这对正直、体贴的农家夫妇生活得好吗？我决定再次拜访他们的农舍。
带着自家烘制的馅饼，驾驶着汽车朝佛蒙特州的南部驶去。一路上我使劲地搜索着记忆中的小屋。停下车，我向人描绘着记忆中的农场——低矮的苹果林边有一个石头砌成的谷仓；大片的向日葵地；屋前的花坛里种着太阳花、瓜叶菊和毛地黄。路人笑着对我说：“我们这个州有三分之一的地方类似这样，小姐，除非你能说出姓名。”可我说不出。
“许多人都会这样干的。真的，这是我们做事的习惯。”一个正用干草喂着一群比利时栗色马的老妇人，听我复述往事后这样说。
几个小时后，我把车开进了野餐区，这是一个有清澈小溪、种植着大片凤梨树的美丽地方。可我正为此次重返旧地一无所获而心情不佳。
“对不起，小姐，我打搅你一下。”一对陌生人过来，他们的车钥匙被锁进了汽车，他们正因此而不知所措。
“我可以替他们打电话请来锁匠，或许让他们搭我的车回城……”我想。
于是我请他们上了我的车向城里开去。一路上，那位夫人向我介绍说，她丈夫是个植物学家，他们正一路旅行去北方收集蕨类植物。
我们终于把锁匠从城里带回了野餐营地。锁匠工作时，他们夫妇和我在露天餐桌边坐下分享我带的馅饼。植物学家兴奋地说：“您真好，您真肯帮忙。”我笑着回答：“这是我们做事的习惯。”接着就把当年的故事告诉了他们，并倾诉了寻找无着的懊恼。
此刻，他的夫人甜甜地插上一句：“寻找？您已经寻找到了这里的‘习惯’。”
冬夜的灯光
莫里斯·吉布森
我和我的妻子珍妮特抛下我们的诊所，离开舒适可爱的家，来到八千公里外的加拿大西部——一个名叫奥克托克斯的荒凉小镇。这里十分偏僻，天气很冷，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的地方辽阔无垠，这里有的是温暖、友谊和乐观。
我记得一个冬日之夜，有个农民打电话来说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但孩子正在发高烧。虽然汽车里有暖气，但他也不敢冒险带孩子上路，因为那孩子还只是个小婴儿。他听说我不管多么晚也肯出诊，才请我上门去给他的孩子治病。
他的农场在15公里外，我要他告诉我怎样去他那里。
“我这里很容易找到。出镇向西走6公里半，向北转走1公里半，向西转走3公里，再……”
我给他搞得糊里糊涂，虽然他把到他家的路线再说了一遍，我还是弄不清楚。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医生。我会打电话给沿途农家，叫他们开亮电灯，你看着灯光开车到我这里来，我会把开着车头灯的卡车放在大门口，那样你就找得到了。”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办法，我觉得不错。
启程前，我出去观察了一下阿尔伯达上空广阔无边的穹隆。在冬季里，我们随时都要提防风暴，而山上堆积的乌云，可能就是冬天下雪的征兆。每一年，都有人猝不及防地在车里冻僵，没有经历过荒原风雪的凶猛袭击，是不知道它的危险性的。
我开着车上路，车窗外面寒风呼呼地怒吼着。果然，正如那位农民所说的，沿途农家全部把灯开亮了。平时一入夜，荒野总是漆黑一片，因为那时候的农家夜里用灯很节约。一路的灯光指引着我，使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求医的人家。
我急忙给婴儿检查病情，这婴儿烧得很厉害，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我给婴儿打了针，再配了一些药；然后向那农人交代怎样护理，怎样给孩子服药。当我收拾药箱的时候，我心里在想，那么复杂的乡村夜路，我怎能认得路回去呢？
这时候，外面已经下大雪了。那农人对我说，如果回家不方便，可以在他家过一夜，我婉言谢绝了。我还得赶回去，说不定深夜还会有病人来求诊。我壮着胆子启动引擎，把汽车徐徐地驶离这户人家的门口，说实话，我的心里满怀着恐惧。但是，车子在道路上开了一会儿，我就发觉我的恐惧和忧虑是多余的。沿途农家的灯仍然开着，通明闪亮的灯光仿佛在朝着我致意，人们用他们的灯光送我回去。我的汽车每驶过一家，灯光随后就熄灭，而前面的灯光还亮着，在等待着我……
我沿途听到的，只是汽车发动机不断发出的隆隆声，以及风的哀鸣和轮下辗雪的索索声。可是我决不感到孤独，那种感觉就像在黑暗中经过灯塔一样。
这时我开始领悟到了阿瑟·查普曼写下这几句诗时的意境：
那里的握手比较有力，
那里的笑容比较长久，
那就是西部开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