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船夫
四、路有饿殍
饿饭的龙门阵是由方二开的头。
李轼和吴能几个人坐在沙地上摆知青闹事的龙门阵。这是杨建国告诉李轼的。他们下乡的知青因为安置费等问题，跟公社干部和农民的矛盾尖锐起来，发生冲突。
方二在沙地上拿大顶，听他们摆知青闹事，就停下来对吴能说：“饭都吃不饱，不闹事才怪！”
他说，我兄弟安顺来信也提到吃不饱。说他们那个生产队每人一年就分二百斤谷子，打成米就只有一百四五，幸好还有一些杂粮。方安顺来信的意思是让他爸想点方法。方二说：“我爸发牢骚说，我能有啥办法？我又不种田，我也不卖米。”
吴能说，这些年应该是好多了。我们一起挖煤的农民，就说这两年比三年困难时期时好多了。那时田里就收不上来粮食，那几年是家家都饿饭。
方二说：“说到饿饭，我就想到三年困难时候，印象太深了。那时我在读小学，根本搞不清楚是咋回事，就晓得吃不饱，饿得慌。早晨不敢吃早饭就去上学，熬到下课铃一响，拎着饭盅盅就奔食堂排队，把早饭和中饭一顿吃，肚子才有点感觉。老吴那时应该进中学了吧，你比我大两岁，应该记得更清楚些吧？”
“那年我刚进中学，学校还放农忙假，下乡去帮农民干活路，就在七星山那里一个生产队，也是饿得来抓到啥子就吃啥子。老师跟我们说，第一个原因是苏联人逼我们还债，第二个原因是遇到自然灾害。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我当时是信以为真的。后来才晓得不完全是那回事。”
“那你还算好，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比居民高好几斤。居民一天的定量就只有6两，那时候的老称还是16两才算1斤。”方二说。
“高几斤也没啥用，粮食到不了个人手上，都控制在食堂里，再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要说其他营养没得，连油星星都见不着。饿死那样多的人，都推到天灾头上，能说得过去吗？”吴能边说边摇头。从沙地上站起来，开始走动。
李轼和钟益生仍坐在沙地上，他的印象跟方二一样，那时也在小学，放学后就上山去挖菌子，有些人吃了毒菌子出事的。他听吴能说到饿死人的事就说：
“饿死人的事，我是晓得的。后来听到过一些数字，大得吓死人，也不知真假，老吴晓得吗？”
“李轼，人肯定死得不少，但要说究竟死了多少人，一般人掌握不了这种数字。你想一个公社死了多少，公社领导才能掌握，一个县，一个省死了多少，那就是县长、省长等官儿才晓得，再有，哪些各级官儿在往上报时，好事都往多里报，坏事都往少里报，所以即便是县长、省长掌握的数字也未必准确。这些事是不会让老百姓晓得的。”吴能停下来，回答李轼。
听吴能这一说，李轼和钟益生都点点头。吴能又接着说：
“那时不是放农忙假嘛。我们都下乡去帮农民干活路，住在几间空房里，我们很感动，心想老乡把房子腾给我们住。后来才晓得不是那回事，听农民说，那一家人已死光了。农民怕闹鬼，没人敢住那房子，就空下来了。男生都无所谓，不相信有鬼，不过有女生吓得要求换房。”说到这里，吴能停顿一下，又往下说：“你们还记得吗？‘文革’之初，北京、省城来串联的大学生满街贴大字报，说是要‘火烧某某某，炮打省市委’。有一些大字报内容就是揭露当时省里的领导为了邀功请赏，说本省粮食多，大量外调支援，反而让本省饿死了不少人。那时看大字报的群众都很生气，说政治上的事情我们搞不清楚，但单凭为了自己的一顶纱帽饿死这样多人，这种官儿早就该打倒八回了。”
“老吴，这些被打倒的人，究竟对不对，先可以不用管它，都是他们当官人的事。我常想为啥有那样多的人跟着要造反？纵观历朝历代造反的老百姓，核心原因都有一个：对现状不满。为啥不满？肯定是这帮当官的没有为老百姓办好事，所谓官逼民反嘛。再加上老毛号召大家造反，也就有恃无恐。文革初期揭露出来的许多事，都是一些内部人士干的，只有他们才了解情况。一个当官的，他头上总是有一层一层的领导，恐怕好多事情也是无可奈何的，上头让他干，他敢不干吗？有时想来，这帮当官的也挺可怜的。”
方二说：“我说李轼，可怜你自己吧，当官的有啥好可怜的。我就想你一个当官的，虽然也有上面的压力，也有你的无奈，你完全可以应付一下就罢了。为了完成所谓的任务，为了讨好上面领导而苦下面的小民百姓，却是一个赛一个的狠，老百姓能没怨气吗？老百姓有了怨气，要跟着喊打倒，说不上是冤枉了他们。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们！”
“这点上，我跟方二的想法一致。”钟益生说。
“说实话，‘文革’开始时，我是真讨厌这帮当官的，不顾民间疾苦。后来看明白了，用不着我们去凑闹热，他们相互就往死里整，一边整一边还说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对方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其实两方都差不多。”李轼说。他想起“文革”之初乱哄哄的局面。
在沙地上走动的吴能，走到李轼和钟益生旁边停下来，对李轼说：
“李轼，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啥不满的，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的话，我应该在哪个大学的教室里坐着了。‘文革’开始，******先是给学生回信支持造反，后来自己也写大字报，要炮打司令部。他老人家都揭竿而起了，我们还能不跟上吗？其实老百姓哪里晓得哪个该被打倒，哪个不该被打倒哟。现在看来，这些被打倒的人，都是被上头点名的，才有许多群众组织出面打倒他们。以现在的情形推断当年，那些年饿死人的事，虽说是下头的官儿乱整，跟上头的决策也是有关的。说句公道话，只怪下头的人也未必就公允。”
吴能这番话说得心平气和。早两年那种指点江山的气概没有了，多了一些自嘲和宽容。方二和钟益生都点点头，他们都觉得吴能说得对。
李轼没再说下去，他想公不公道后世自有定论。现在的事情，老百姓本就不晓得真相，很难判断得对，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坑害老百姓的人不会是好人，至少是没做好事。
***
今天在船板上，他们几个城头人和几个乡下人又摆起三年困难时期饿饭的事。很明显各自的角度不同，其实那时城头和乡下都很恼火。想到这里，李轼正想说话。王有才的嗓门又响起：
“陈老大，你是不晓得城里恼火到啥样子，跟老子城里还有人卖人肉包子的。你说，****的人要不是逼到那个田地，哪个龟儿子有胆子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建国、小李你们也晓得这事吧？”
李轼和建国都没有说话，只是点头表示晓得这事。那年月饥饿让个别人丧失理智和良心，城里居然出现了卖人肉包子的。事情就发生在口袋街，据说是被一个吃包子的人无意中发现的，一时间，传言活龙活现，搞得人心惶惶。要不是案子被公安局侦破，真没有几人敢相信。虽说只是个案，也能看出当时饥饿的严重程度。
看着陈老大那沟壑纵横的苦瓜脸，李轼啥也说不出来。看着船旁边奔流的江水，李轼在想，对一个人来说，生命是特别宝贵的，所以有“命比天大”一说。只是在一些场合中，人命又是那样地不值钱，像一滴水掉进江中，可以无声无息地就消失掉。人的命运也像这江水，闷着头向东奔，有的可以千里归大海，有的半途就留在岸上，有的干脆就蒸发掉。
金沙江水还是一如既往地流着，对人间发生的事熟视无睹，对船上的争论更是不闻不问。两岸青山也相对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