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期待
这是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关键的一个时刻，尽管意识并把捤这个时刻已显得晚了。隹都知道20世纪已近尾声，我们显然不能完整地失去这整整决定地球命运显得残酷却又无比辉煌的一百年。中国这个时期的文学精神，它的亢奋、它的隐忧、它的困扰，无不来源于这个世纪的动荡与病变。当前阶段文学的思考已潜深到并接近于上述那个磁心。
它把中国人冬眠醒来的灵魂的困惑和迷惘，以及这个灵魂面对旧世纪的落叶和可见未来的更为严峻的抗争，都快速地浓缩在巳经过去的匆匆十年的创作实践中。
在全民、全社会的历史反思中，文学是神经最敏感，实践最大胆，因此，成效也最卓越的一个部门。文学的反思始于文学自身久经劫难的失落。对曾经发生的那一切，或带着血泪的控诉，或充溢着激情的批判，终于以血淋淋的再现而促进了人们对变态人生的认识。但文学的反思显然只是以此为起点，它迅即进行了由社会政治的表层而转向人的自身。文学触及由人的被摧残、被蹂躏以及它的不知不觉的被异化，直到与哲学思考的自然契合，即对于生命本体的探询与叩问，从而在文学的新近追求中，拓出了一个新生面。
中国这十年的文学变革，由于特殊的际遇，它自然而然充当了对于社会进步和纷扰的说明和解释。社会有多么繁复，文学也有多么繁复。文学的急匆匆的步子其至走在了社会能够意识到的前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意识的急迅的嬗变，它的多样形态的自由创新和全面的展示，几乎就是中国社会情势和性格的文学化体现。
文学冒着各种可能的危险，谨慎而又勇敢地走在变革旧传统和创造新意识的前面。如同中国社会，它自身既承受着历史因袭的重负，却又面对新世纪迈出对未来充满疑惧又充满憧憬的步子。正因为是如此负重的行进和开拓，因而来自环境和自身的阻轭便十分严酷。这一路的行进中，上帝的召唤和魔鬼的诱惑始终成为两极的引力，使文学充满了困苦和悲哀。中国文学因为敏锐的对于时代氛围的感应而具有的超前品格，使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毕竞用血泪造出了如今令人且忧且喜且不失其为辉煌的局面。它既体现对于新文学传统的修复和光大，又向着世界性的文学新潮空前地逼近和加人，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和现代世界的文学沟通并平等地对话。
我们诚然无须对当前文学的发展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在通往成为伟大文学的路上，它不过是一个大幕拉开之前的前奏曲。但它毕竟激动人心。这个激动人心也是悲乐掺半的：
一方面人们感到毕竟开始了的欣慰，一方面又感到了这个开端原应大大地提前。我们之所以认为不必过于乐观，是由于迄今为止我们的大量工作只是用来扭转文学走过的歧路，以及磨炼那一支支锈迹斑斑和疑虑重重的笔。我们从期待赐予的自由到终于承认自由即在自身，这一认识的获得花费了相当多的时光。中国文学开始直立地蹒跚行走而不再需要拐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由于文学内在规律的约束而发生的日新月异的艺术变革。它以令人目眩的急迅的旋转带来普遍的兴奋，也给一些忧心忡忡者带来不安。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如同现在这样充满了活力和生机，而且伴随这些变革的是探索的勇气和试验的信心。成效即目可见。缺憾与不足自是难免，但作为探索前进的伴生物，却是一种自然而然。
文学的这些重大发展带来了消费者的惬意。因为文学的货架已结束了过去的不可挑选，现今则是各式各样的读者都可以在任意选择中得到满足。同时也给研究者带来困惑。因为对它的认识和描写越来越困难。伴随着文学之巨变而来的，是批评界第一次感到了被动和无所适从。传统的批评方式与传统的文学生态相联系。在以往，批评站在高处，而文学现象则是相对的静止，批评可以自在地把握并驾驭它的对象。对象的不变减轻了批评的负担。
这局面如今已告结束。批评面对的是一条又一条满身滑溜的游鱼。批评第一次感到了自身的不灵便，以及“网眼”
过于稀疏一它逮不住那些游鱼。首先是观念的歧异所产生的痛苦，而观念又是由众多的“异端”所构成。这种对于“异端”的适应，是最难迈出的一步。更何况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人们认识的不稳定是突出而普遍的现象。因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观念本身是动态的不稳定。批评方法的不能适应，主要原因是由于传统方式的过于窄狭和单调。以不变的批评视角、批评方式和批评语言来对付如今这些“不安分”的文学精灵，其难度自然是很大的。
十年中文学批评所建树的功勋人所共识。要是没有文学批评在艰难时刻的呐喊和助威，文学创作要冲破那些久远的人为的禁锢，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们的文学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作长久的忍受。因而，在文学的伟绩中，批评占有的位置不可遗忘。但现阶段文学批评的确遇到了困难。它的被动状态是明显的，然而这种被动也并非不可扭转。目前小说批评的兴起，便是明证。诗歌批评曾经以它的敏锐反应而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它对于引起新追求的重视有着硓着的作用。诗歌理论试图把握实践，曾产生积极的效果。近期诗歌批评则逐渐沉寂，热闹却让位于小说批评了。诗歌批评理论准备的薄弱是明显的。
文学的发展期待文学批评者甚殷，这也并非要求批评家一味地追赶文学的急变，以及应合那些旨在炫新的时髦。批评家作为一个主体，他可以而且应该充当一个积极而自立的角色。批评的自我追求无可厚非，如同文学不必听从别人的指挥，批评也可以自以为是的进行。批评家理应有他一份自由：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和批评的方式，以及自由地运用自己的语言。当然，批评家也要使自己与时代的进步相谐调。为此批评家的自我补给与自我更新则是必要的。
从总的批评格局看，文学批评的定势发展，曾经带来局限。面对文学的巨大变单，这一变革期待文学批评的有效配合。为此，文学批评便要消除以往的局限一例如，以非文学的社会性运动对文学实行阶段性划分、以及满足于以作家论的格式作单个的背景材料的考察，以及忽视各个文学现象的交叉关联等。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和归纳，并对充满活力的文学作出非静止的考察，深人艺术的内在律动而对整个阶段乃至整个时代作宏观的描写、判断和预测一当然，这一切又需以对于个别的深入细致的微观把握作为基础，这些微观审视是整座巨大建筑的可靠的基石一一有恢宏的气势而不空泛，有切实的剖析而不琐屑，这是我们所热切期待的批评。
文学的历史总结和历史描写，建立在平时幵展的文学批评活动基础上。与历史的呈现相随的是无情的淘汰。无淘汰也就无历史。为了保留历史对某一现象的判断，它必须以千百倍的剔除作为代价。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坚持作为批评实质的选择的品格。批评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作品，他的第一一步工作是选择：从无数平凡中发现才华和智慧；从无数一一般中发现特殊的品质；并有信心通过琐碎的现象进行卓有成效的大胆概括。大量的阅读并不意味着大量的储存，甚而更意味着大量的舍弃。但要点却在于大量阅读。
中国文学最近十年的发展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已从已往一般泛泛的“汉学”发展为对于特定的部类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而艮兴趣的中心也已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转到新时期文学。在这方面，国外的华人或非华人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卓有建树。这从另一方面给了我们以催促。作为本土的批评界，我们理应占领一个领先的位置。这种占领并非虚荣，而是一种必须和责任。就目前的状况，我们同样的不满足，甚至同样地不乐观。基于这种考虑，我乐于借《面对时代的选择》一书的出版发表上述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显然是由于文学的空前进步而感到批评的某种不适应而发，却也是一种期待的表述。辽宁电大以有限的条件而进行的这项工作，表现了建设批评的自觉。它的作者的阵容年青而富生气，这给人以欣慰。
此书作品我粗略读过部分，质量的判断有待于深人的了解和研究，但建设的热情却处处可以感受到。本书作者的选题适当，能够集中扼要地展示当前文学的面貌。就我读到的便有不少精采的笔墨，如《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背景上》描述现阶段文学感到的“一种辉煌时代前夜特有的光晕”，“在这种光晕中，人们已经感到应接不暇，感到科学选择、逻辑概括的困难”，是一种对于特殊文学氛围的准确把握。论张贤亮小说《未完成的探索》，不同经常读到的那类人云亦云的或浅尝即止的研究，而以深刻的性格剖示和在有成就的作家面前直言不讳的批评风格给人以深刻印象。如对该作品的主要人物的性格分析一一“性格总被理性肢解，裂痕始终存在。在生动的变形面前，理性显出了自己的僵硬”。该文对“苦难的合理化”，以及基督的原罪意识的论点，显示了对问题思考的深入。
中央和各级电视大学是近年教育界兴起的一支巨大的生力军。它们拥有一批新的教学和科研的力量，这批力量年青而有生气。在文学批评的领域，近年也迈出了大的步子。以有限的条件而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如辽宁电大的朋友们那样，自然带给我们以信心。这篇序文没有对他们的着作直接发表太多的意见，但笔者基于文学的进步而来的对于批评的期待的一番议论，显然是因他们的工作而引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