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文学一体化这一重大构想的背景和支撑，是中国实行的对多种经济形态的国有化改造的策略。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构想。所以，对这个文学时代的概括，可以称之为“计划文学”的时代，文学是按照一种固定的、统一的模式进行生产的，“文革”时期的“样板化”是其极端的表现。行政的约束力强化了，文学的民主性在萎缩。而五四新文学中原有的功利性因素，又因中国特殊的社会处境而膨胀起来。计划的文学推进的结果是政治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是左翼文学兴起之后确定的目标。这一思潮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内涵。由于战争的驱动，使中国把文学的基点放置在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方面，适应农民的需要成为文学的新方向。这样，中国文学的重心就发生了由本来就薄弱的城市转向了农村。40-50年代之交，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是农民文化。以城市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受到极大的冲击。城乡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矛盾和冲突，是50年代以来许多文化、文学悲剧产生的根源。
在众多的失落中，却也有意外丰硕的获得。由于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倡导，文学比以往更为逼近底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在表现农民由奴隶到主人的生活方面。这是农民文学的胜利，赵树理是其中最杰出的大师级的作家，他创造了中国农民的系列形象。
事情到了极限，就意味着转机。开放的时代唤来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青春期。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社会新时期的派生物。它直接被开放中国的阳光所照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是蒙难的幸存者的归来之歌。对社会和个人的苦难的宣泄，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沉痛和激愤。它改变了一体化时代的“欢乐颂”统一涵盖的格局。对社会异化的批判，伴随着苦难的叙说进入了文学，这是又一个解放的、激情的时代。这时代最常用的词汇是春天和反思，文学恢复了它对生活的真诚。破坏的年代结束了，这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在精神的废墟上召唤人性的复归，历史又一次把启蒙的使命加诸文学。极端的暴虐使人联想起中国漫长的封建暗夜，文学再一次引发人们批判非人的残暴、批判“吃人”的历史。新时期的文学家，几乎每人都自觉地肩负起历史沉重的闸门。他们的文学是无所为的，他们的文学志在唤醒受欺凌、受压迫、受愚昧的无数善良的灵魂。
要是说，中国的“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学的浪漫时代，那么，文学新时期则是一个擦干血泪之后的狂欢节。
80年代的终结是狂欢节落幕的子。文学的后新时期无疑是文学新时期的继续。它是一个结束，可能也是一个开始。所谓继续，是在社会开放、文学开放的层面说的，开放的时代在延伸。开放赋予文学以与新时期共有的内涵，但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解体，却暗示着某种可怕的“结束”。所以我们要重新召唤文学的理想精神。
市场经济无形的巨手笼罩着中国社会，也笼罩着中国文学。这社会无疑是在进步着，摆脱了精神伽锁的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但对自己之外的一切感到冷漠以及对历史的遗忘，也正像流行病般地传染着中国的创作。这就是我们在前进路上无以摆脱的隐忧。
不无可以检讨之处
已成为历史的新时期文学给人们留下厂许多美好的记忆。文学从来也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和人们保持着如此亲密的关系：历史的风景，大地的苦难，民众心头的爱憎，文学如同一面明澈的镜子映照着一切。人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自己一路走来的身影，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人们感谢新时期文学，为它的反思精神和批判锐气，为它义无反顾地维护人性尊严所作的努力。
要说这一阶段文学最可宝贵的历史经验，那就是文学成为大众生活中的需要，它满足着人们情感传达的需要和审美愉悦的需要。文学要是失去了这一点，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人们在文学中找不到自己，那就是文学的悲哀。
80年代后期，文学受到商品社会的鼓舞，有两个重大的走向，一是从理想转向世俗，一是从公众性转向个人化。以往负荷过重的代言职能消失了，文学于是不再承诺。这些转向，可以看作是文学的进步，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的陷落。
说进步是由于以往的中国文学受到内忧外患的驱使，一直把表现个人生活、情感看作是文学家的局限。在某些时期甚至视这种“个人主义”为“剥削阶级意识”的表现。一种理论长期要求作家压抑和取消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而使文学走向普泛化，这就造成了文学的歧误。
文学写作从根本上讲是基于个人经验和体验并以此为基础的个人化的精神劳作。文学的成就往往取决于作家是否以风格特殊的技巧表现他所拥有的独特的感受和情怀。一旦文学失去了个性的特点，他的创造性就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不幸的是，中国文学很长时间内就在这样的导向中滑行。因此，80年代后期文学的个人化，可以看作是对于历史歧误的根本的否定。
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获得像90年代这般轻松自由（不是一切障碍均已撤去，只是相对以往而言），文学家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无须听凭他人的指挥。这种氛围无疑是文学繁荣的先决条件，这是中国文学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理应得到爱护和珍惜。
但是，文学也因而潜伏着危机。因为文学（不是全部）不再关心个人以外的世界，文学有意无意地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严肃的题目，文学不再有历史的记忆，也不能激发公众的热情。下是文学除了受到文学圈内有限人们的兴趣，而在更大的范围、其至是在社会更大的人群中受到冷落。文学沦为个人手中玩物而为公众所拒绝是文学的不幸。
不是说公众不需要，而是公众在失望之余转而他求。例如消费和娱乐的要求促使他们把兴趣转向了流行音乐、肥阜剧或通俗读物。他们的文艺饥渴在那里得到了部分的满足，而文学却因而失去了广大读者群。这就是中国文学在商品时代的特殊遭遇：文学家的孤芳自赏生成了和公众需要的距离；文学家若放弃这种“孤绝”而追随世俗的趣味而又最后失去了“自我”。
问题的症结在于对文学特质之认识的偏离。的确，文学的个人性应当得到尊重，但文学是基于个人的体悟而又作用于个人以外的社会这一特性却受到忽略，即使是最个人化的私秘性的情感，也期待着引起他人的兴味和共鸣，绝对的个人性写作也许只存在于绝对的条件中，例如只供自己阅读的曰记，或只供特定的第二者欣赏的情诗，等等。除此以外，文学作品总要“发表”，发表也就是期待着引发他人的阅读兴趣并产生影响。90年代文学在这一点上，不无可以检讨之处。
漫不经心的现实主义
当前“现实主义”创作的兴起，是对前几年新潮小说玄虚、飘浮和“古老”偏向的一种校正；也是对近年来相当多的作品极端个人化和不关心公众和社会偏向的一种校正。文学总应该对现实说些什么。“遁入空门”完全地逃到“个人”和“历史”中去、从而断绝了人间的喧嚣和烦杂，是当今文学的失误。
因此，当人们看到一幅幅鲜活的底层生活的画图，一个个芸芸众生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使用的语言和展开的描写又是那样接近我们的欣赏习惯时，仿佛这些读者像以往那样只是从橱窗则遥望高级宴席而如今却真实地品尝着家常菜那样地亲切。这一切，对那些执意营造文学的空中褛阁的作家们当然是一个提醒。
所以，当前“现实主义”创作的重新受到关注，是对文学缺失的一种补偿，它的效果是积极的。我们的文学不能沉溺丁游戏和谈玄，文学应当保持和人们生存实际的联系。文学应当让人看到人们身边的烦恼和纠缠、欢喜和忧虑，它应当有泥上味和烟火气。
但是，我们在一片赞扬声中倒是要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首先是，即使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是一律的提倡，要是因为我们热情失控，出现“千篇一律的现实主义”，那就是文学的后退。另一点，文学最终还是文学，它是通过艺术语言创造出来的形象化的精神产品。既是文学作品，既然是服膺于写实原则的作品，那就应当刻划出人物的鲜明性格，至少应当经过“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蹴而就”（鲁迅：《（出关）的关》）这样一些提炼的功夫。可是，现在似乎不讲究这些了。
我读了几篇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很遗憾没有一个人物的形象是鲜明的、突出的和个性化的。那些有趣的事件讲过之后，人物也跟着消失，没有阿Q，没有孔乙己、甚至也没有三仙姑和李双双！我们的作家要不是创造性的衰退，那便是太漫不经心了。
珍惜自由
散文在近期的“火爆”，与余秋雨“文化苦旅”上的跋涉和“文明的碎片”的拾拣为代表的那一路创作的影响不无关系。但就实情而言，这一路散文的引起注意，大多停留在知识阶层，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共鸣者，其涉及面非常有限。散文在一时间的升温，多半是由于女性散文的写作，尤其是青年女性散文的写作。青年女性的散文大量涌入90年代的创作界，这造成了当前文坛的一大奇观。
不论人们如何评价这一类散文，不论人们的价值判断有多大差异，你不能不承认，女件散文的繁荣的确展示了时代进步，更是文学进步的一个侧面。从最低限的估计来看，女人们不顾这样那样的“提示”和“指导”，能够如此这般自如而随意地写自己所思所想所乐于公开的包括具有私秘性的那些内容，这不能不是文学已获得相当自由的一个证实。
现在，人们是越来越注重文学的消遣作用了，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很容易在游戏或“闲适”上面找到共同的文学趣味。那么，当前的女性散文的走红，是否也适应了这种趣味呢？我们从这类书籍的通过传媒手段的刻意包装中，不难发现其中隐秘的商业动机。
“小女人”在过去是鄙薄至少是表示不敬的话语，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文学的郑重挺进的行标，这实在让人惊讶。惊讶之余自然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上，即眼下的世道的确是大变了。回想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的话，真是恍若隔世。那时的鲁迅，是颇不以小品文的沦为“小摆设”为然的，这当然是那个时代严苛的一面，我们大可不必把当年的价值观挪来套用于今日。但话说回来，文学创作若是如此专注地集中于小情调的宣示和小趣味的传达，若是这般地目不旁视或全力以赴，这是否又有点失度？
把当前的文学说成是“盛世”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说“危机四伏”也有点过分。若是说存在危机，则我以为危机主要不在行政性的指手划脚过多，而在于作家缺乏节制的放纵。
对于长期不知创作自由为何物的中国作家来说，一旦滥用他所拥有的小小“自由”是相当可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