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半期“第三代诗人”的挑战和反抗，就是从前述那两个方面，亦即“朦胧诗”这一新型诗歌的特质下手的：一、从诗的内质上反对崇高化和使命感（主要是诗的“代言”性质），使诗向着非崇高的庸常状态滑行。他们用表达“凡人琐事”的平民化来代替崇高；二、从诗的艺术表达上反对他们认为的“贵族化”倾向，其中心在于反对朦胧诗赖以生存的意象化。反对者认为意象化的架构违背诗的平民化初衷，他们反对雕琢和堆砌而使诗处于“零度”状态，第三代诗的口语化运动，以反意象甚至反艺术为目标对新诗潮进行艺术拆解。
80年代后半期的艺术反抗运动，到80年代结束时已告完成。其间虽仍有某种诗歌形式继续存在，但就大的趋势而言，新诗潮已为后新诗潮所取代。中国新诗史辉煌的一页是落幕。
90年代最人的完成是诗的个人化。这在中国诗史的总体上看，寸以说是对近代以来诗超负荷的社会承若的大的匡正，严重的非诗的意识形态化进程的一个最为彻底的纠正。
个人化使诗最后摆脱了社会意义的笼罩，但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自此而后，诗人关心的只是自己，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淡漠而疏远。相当部分的诗成为诗人对于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既然诗人只关心自己，于是公众也就自然地疏远甚至拒绝了诗。
‘其次，由十诗人对诗持刻意的非审美化的态度，以及对诗的口语化的偏激的提倡，诗流为最平常的“说话”，甚至向着粗鄙化陷落。传统的诗美或诗美的观念已经崩坍。不美之诗，缺乏抒情性的诗铺天盖地的占领和笼罩，造成了生态的失衡，这也最后损害了业已形成多元并生的格局和秩序。
失去了灵魂和血脉的诗，充斥着私人性的吟咏，充其量只是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驱逐了崇高感之后，诗也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那么，20世纪寄望于中国新诗的，还有什么呢？
我们被创新的意愿追逐得太紧，我们只顾一迳地匆忙前行，甚至来不及看看我们一路走来的足迹。我们认定所有的奇迹只会出现在前面。谁愿意在匆忙行进的间隙中回首一望？不妨想想，即使是在思想和艺术受到禁锢的年代，依然有着在政治夹缝中喘息的诗，那里奇迹般地保留广那一个时代真实可贵的痕迹。不妨想想，80年代初期，那种严峻的历史反思的精神，那种对于人性呼唤的热情，被多么有效地保留在当时的诗和小说中！其至不妨想想，那些飘散在远古的天空的那些诗的精灵，在迷人的春江花月之夜，向我们发出了对绵渺时空的永恒的感慨。在战尘滚滚的长安古道，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的路上，那个衣衫褴褛的流亡者，依然心存社稷，发出了多么可贵的匡时济世的声音。不妨想想，那些被诗人定格了的永远挂在长安城头的月亮，那些在夏天的夜晚以清脆的声音穿透绿窗纱的虫鸣，传达着多么动人的天籁。那些沉香亭畔带露的花瓣，诉说着超越时空的激情、人间天上永恒的倾慕和爱情，又是何等地动人！
真正的美是不会过时的。而失去美感的诗，则意味着致命的丧失。现在，人们在寻求诗的新境界时，往往忽略甚至鄙弃属于诗的这一真质。诗从来都是为人们提供世上有的或只是在想象中存在的、外现的或潜藏的那些美感。当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把这些美感发现并开掘出来、并以诗意的方式传达给人们时，人们就把他称为诗人。现在有人似乎认为，那一切已经过时，需要以不同于此的东西来替代它。于是，我们就看到广那些摒弃了美感的肆意的非美的泛滥。这对于诗而言，不能不是严重的缺失。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诗。但很多的诗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或鄙弃这些属于诗的真质。在文学的各种品类中，各异的质规定并区分着它们。文体在变化，也在彼此沟通和渗透。但是，只要这个文体还没有消失，它总是被它的质规定着。短篇就是短篇，短篇不短，就不是短篇了。诗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的诗，已经走得很远了，诗要是不能向人们提供新的审美经验，人们还要诗干甚么？
我们是要往前走的，我们始终在追求诗的现代性，时且始终对传统的诱惑抱有警惕。显然，新诗不能变成旧诗。但是我们依然要从传统的经验中获得营养。诗可以千变万化，但诗的基本性质却是恒常的和稳定的，除非诗变成了非诗，而现在，很多的非诗正在冒充真诗。
我们期待美好的诗。美好的诗传达人类美好的心灵。美好的诗不是华词丽句的堆积，更不是语言的游戏。美好的诗传达人类的崇高感，是人类美好心灵的投射。崇高是一种高雅的境界。崇高并不意味着豪言壮语。即使写的是丑陋，但因为心灵崇高，却依然是雅，而不是俗。闻一多的“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端的是一个充盈着崇高感的境界。
不要拒绝情感，更不要拒绝思想。有思想不是诗的耻辱，而是诗的荣耀。现在我们不缺乏技巧，我们缺乏关怀，更缺乏深度。诗在不断地往前赶，这给人以希望。但在往前赶的时候，不妨回首一望，看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了遗忘，有了缺失，这对于敬业的诗人应该不是分外的负担。
《中国新诗三百首》序
选诗取数二百首，这风气大概始自世传的“诗二白一篇”。《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诗歌经典选本，自它诞生以来注家不断。据不完全统计，汉以来至本世纪80年代末，关于《诗经》的注释、整理、研究、赏析、编选、翻译的着作，已达一千二西余部。其间毛传、郑注、孔疏等，本身也已成为经典。史传诗三白篇系孔子删诗所为，也有不冋怠此说的，但它作为中国最的诗歌选本，却是没有争议的。
更为重要的是，由这个经典选本的出现，不仅使《诗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咐且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诗学和文学理念，如“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以及“发愤而作”说，等等。这说明，这个诗歌选本在历代的流行和普及并非无因，是与它独到的诗学原则和标准相联系的。可以说，由于一个诗歌选本的出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发展。
《诗经》以后、历代以三百为数的诗歌选本中，流行最广、影响最人、读者最众者，当数清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豇首》，这个选本从浩如烟海的唐诗中遴选出最优秀的名篇佳什以飨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它对唐诗的普及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诗经》以外，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选本，就其影响与作用而言，很少甚至没有能与《唐诗三百苒》相比拟的。究其原因，盖由这一选本各体赅备、名家荟萃、选诗允当、少有遗珠所致。
《唐诗三百》的编选树立了一种范式。它启示后人，一个成功的选本必须立足于一个诗歌时代的整体，把握这个时代普遍的汸歌特件，并通过选家独具慧眼的、大胆的选择以突出传达这个时代特有的艺术精神。在这里，整体的把握与独创性的眼光的结合，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唐诗三百首》于是不仅成为一个诗歌黄金时代的缩影，而且成为产生了这一诗歌形态的伟人时代的缩影。
事情有了…个好的开头，大家就对“三百首”这样的选诗模式有了认同感和亲近感。这道理，一方面是由于三西首的数量适中，可以丁一方寸之间见浩阔壮大，也易十诗的普及和推广；另一点似乎更重要，取选诗二否有追慕前贤、效法权威的含义，希望自己的选本能像历史上的“诗三百篇”那样，选出个大家都首肯的权威性来。
至于把三百首的选诗模式引进到新诗中来，这风气似乎还是本世纪80年代以后方才盛行。以往说到新诗取得的成绩，往往不那么理直气壮。特别是把新诗并置于古典诗歌的环境中谈论的时候，更显得信心不足。现今这种把新诗采用“三百首”的模式选诗，是与人们对中国新文学取得业绩的体认，以及对新诗实践的成就的肯定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新诗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诗的最早实践是与当日的先行者对旧诗的批判甚至对立有关。当日新诗面对的形势，甚至比当日新文学革命面对的形势还要严峻。因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古典诗歌的发展最充分、也最成熟。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史上，已有许多伟大的和杰出的诗人为此作出贡献。他们的作品已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被保留在历史中，它们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永远的珍宝和骄傲。而新诗在当时却是一片空白。它们之间的反差是太大了。
这说明，在新诗和旧诗这两个对立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力量悬殊。在当时，用白话文来写诗，只能是一种大胆的想象，而且几乎是一种冒险。在此之前，只有清末改良派进行过并不成功的“诗界革命”的试验可供参考。这样，白话新诗的实验者几乎是在无可比拟的巨大辉煌面前，从无到有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是一个开天辟地、气势雄大的实践它以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生，直接面对着一个历史悠久、成绩辉煌、并且达到了顶峰的巨大的历史事实！所以，对于新诗的实践者，一方面是创造的勇气和毅力，一方面则是始终存在着信心和力量的危机感。
五四新诗革命的试验，始于胡适的《尝试集》，而见端愧于郭沫若的《女神》和周作人的《小河》。随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诗人和作品。白话新诗试验的成功，是新文学革命最艰苦的一场攻坚战。新诗在旧诗面前的立定脚跟，为中国的新文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不论新诗取得了多大的逬步，而与中国传统诗歌的博大精深相比，它始终处于弱势的状态。因此，直到新诗诞生数十年之后，在20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通过某个权威人士之口，仍然有着“迄无成功”之类的评语。这说明伴随着新诗发展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信心和评价的问题一一在新诗的上空，始终笼罩着那不可抗拒的强大的古典传统的影子。
新诗的实验和成熟，始终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环境中进行的。
但上述那种大反差的局面，由于新诗历经曲折但却切实有力的实践得到了改变。近80年的实践证明，新诗的取代旧诗是合理的，而旦这些实践还证明，新诗也是不可替代的。新诗已被证实它与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思维和情感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不论新诗还存在什么样的缺憾，例如它的缺少韵律难丁记诵、过7随意性的散漫等，何它已被正实它仍然是现代人传达情感、思想的最适合的艺术手段。
新诗在它的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它与中国现实和人的情感的诗意联系的独特表达方式，它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阶段，也在中国社会的各不相同的环境，积累了诸多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教训。无可讳言，它在某一个时段里也曾有过大的诗学的偏离，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新诗在这种蒙受各种干扰的不稳定的环境中，特别是在各种社会危机中，毕竟产生了能够体现特有的时代精神的诗人，中国新诗毕竟创造了与诞生它的时代相契合的诗的追求与梦想。这情景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更鲜明地显现出它的完整的轮廓。
这一本《新诗三百首》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中。它是一个世纪的选择，同时也显示一个世纪的信心，它当然也体现一个世纪的诗意。据我所知，像这样的选本，原不止现在这一家。如台湾张默、萧萧标举“清明南味、雅俗共赏’原则，于1995年推出九歌版《新诗三百首》。该书分台湾、大陆、海外诸编，被余光中称为“跨海跨代”的新诗选本。像这样的“新诗三百首”尚有数种，而以九歌版的创意较精、影响也最大。
我们现时的这个选本，与目下坊间流行的选本相比，其相同之处是绿过数十年时间的筛选，对新诗历史上的名家名诗的认定，大体上有了共识，多数公认的新诗杰作基本少有遗漏。另一特点就是台湾大陆不再分编，而是混成一体。本书最大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的推举与编出是非个人性的，它采取编委投票的方式。而在编委的组成中，又是年龄、学养、艺术信念各不相同的。故它所推出的选目，可能是一种“共见”与“我见”的混合物。这也许会招来非议，但做这样的工作历来是充满了争议的。
就我个人对诗的信念而言，我在选诗的时候较为重视诗的现实感与历史深度的结合，较为重视现代精神的引入与传扬，以及较为重视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个人创造性的才情与文采的显示。但这呰是不会影响本书的面貌的，因为我充其量只有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