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闪耀着理想的星火告别80年代的诗歌其主导的流向，是全面推向诗的个人化和增强诗的私秘性，大量的诗歌表现了对历史的隔膜和对现世的疏离。诗在与过去的惯性决裂方面投人了巨大的热情，这与诗人面对处身其中的一切所取的姿态，造成了大的反差。在标举诗与“代言”无关而倡导“纯粹”的背后，无需否认，其间有着刻意的回避和隐匿。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一些重大的事件依然说明着时代的酷烈。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的理想主义的提倡和学院诗人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的提倡，以及近期由一些诗人发出的关于新的文化复兴的呼吁，依然是滔滔洪流中不曾溧没的一脉清泉。它的微弱的声音虽不足以抗拒那举世滔滔的巨响，但无疑是一种坚忍的执着。
在最近读到一篇关于文化和诗的激情的宣告中，证明那些星星点点的理想的火光并未在世俗和物欲交织的风中熄灭。在那里，回应着上个世纪末拯救国运的呼声，为振兴中国文化的激情充溢着那些不免宽泛和夸张的言辞之间。这至少给人以新的信息，即中国的知识者和诗人并没有沉溺，反省和批判的精神在一些人那里正在默默地生长。
平静的追问
在武夷山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上的友曰文革结束以后，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赢得了已经接近20年而且目前仍在继续着的和平建设时期。自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宁，战乱、饥饿、贫穷、屈辱、侵略和反侵略、内战和反内战，是民族持久的灾难，很少有像现在这样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和平。这种环境不仅给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中国文学艺术和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气氛。
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轻松而充满自信。中国的文学艺术也告别了长时期的教条主义的禁锢，改变了以往的拘谨和僵硬而变得自由而开放。层出不穷的新潮和先锋试验，是中国当前文艺的平常风景。中国文学的新时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长长的狂欢节。就诗歌而言，这一阶段的诗歌运动，也是“五四”新诗革命以来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性阶段。
文革的结束宣告一个诗歌新时代的幵始。两支诗歌力量的会合，摧垮了50年代以来一直全力构筑着的大一统诗歌堤坝（这个诗歌堤坝的内涵是虚拟的欢乐感，其表现形态则指归孓当时政治的歌颂两支诗歌力最中的一支是由在历次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中散失而仅存的诗人所构成。他们被称为“归来者”。他们唱的是坚定而悲凉的“归来”的歌。这些诗人的杰出代表是艾青和穆旦。这些诗伤痕累累。他们通过对这些伤痕的揭示，表达他们的控拆和抗议。他们悲愤的倾诉，光大了中国新诗的积极人世的精神传统。在那一块块记载着生命之不屈和永恒的化石中，不仅凝固着灾难年代的泪迹和血痕，而且也沐浴和渗透着当年高擎火把追逐太阳的热情。只是历史的伤痛把一曲曲的慷慨高歌化为了一声声悲怆的抗议和叹息。
另一支诗歌队伍由更为年轻的诗人所组成，他们生成并集结在文革的岁月。在黑暗的年代，他们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他们是扭曲和变态时代的叛逆者和挑战者，他们以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往被狂热肯定的一切。一声惊世骇俗的“我不相信”的宣告，震撼了中国被顺从所驯化的一颗颗善良的平常心。这些人在艺术上也是传统秩序的反抗者，他们以明确的艺术实践接续并贯通了中国新诗史上由李金发、戴望舒到纪弦所开辟的现代主义的传统。这批“今天”的挑战者，也如他们的前辈那样，不满足于仅仅在于纵的继承，而把寻求艺术新质的目光投向了域外，他们强调横向的借鉴对于繁富中国现代诗的重要意义。
两支重大的诗歌队伍的集结，犹如在以往诗歌坚硬的壁垒上打进了一根楔子。这样，裂缝就在那统一体上出现了。明亮的光线从那里透射进来，这光束照彻了那里长久的暗黑，由意识形态刻意营造的统一的诗歌于是解体。这个解体的过程是相当痛苦的：恋旧的心情、欣赏的惰性、对艺术变革的惊恐心理，在这里构成广联防。但伴随着痛苦，变革终究还是不可抗拒地发生了。
现在距离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那次中国当代诗歌讨论会时间已过去17年。如今我们面对的不是当年那样的新旧意识的抗争，也不是如同当年那样为诗的崛起时辩护和呼吁，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诗歌事实，这就是脱离了单一的艺术模式和艺术体制之后，脱离了由某一种主潮来统领诗歌这一巨大事实之后，诗歌回归个人的重大进展以及它的无序状态的、甚至显得是随心所欲的“浮游”。
的确，我们如今面对的诗歌，较之10多年前，是变得非常的生动而丰富了，各式各样的诗歌一如琳琅满目的货品，让我们在它们鲜艳而炫目的包装面前惊叹。这黾最值得注意的一一点，是诗歌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迅速的个人化进程。中国当代诗歌有着长久的群体化的历史。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把诗人的个体精神和艺术和个人特征贬之为“个人主义”
。诗人基于自身经验形成的独特的艺术追求受到贬损。诗歌成为被规定的“集体主义”的传声筒。从政治的工具到恢复诗的个人性，这是对于历史歧误的纠正，也使诗回到它本身的特质，这是新诗史崭新的一页。
诗歌的个人化运动，是由一些很有才气而又自信的年青诗人所发起。记得两位诗人曾在一个刊物上有过一次着名的对话，他们用质疑的口吻谈论北岛“那一代人”的“代言者”身份。他们声称他们既不代表时代、也不代表任何人，他们仅仅只是作为个体的自己，总之，他们鄙言并拒绝任何意义的“代言”。
在这个时期前后，诗歌创作开始由“贵族”向着“平民”的滑动，这些诗人在摒弃意象化的同时。也开始否定英雄主义和崇高化，他们的口号是平民意识和反崇高。要是“崇高”代表的是政治上的虚伪和夸饰，这种反抗无疑是积极的，但是，崇高感一直是诗的神圣目标和境界。要是反英雄和反崇高如果意味着放弃价值、意义和诗的精神追求，那么，这就是倒脏水连同婴儿也倒掉了。
正是因此，面对当前的诗歌现实，我们在感受到丰富的同时也感受到贫乏。我们此刻面对的是失重的诗歌。诗人们在摒弃了千篇一律的口号和呐喊之后，开始了几乎是同样千篇一律的悄声细语。他们“深人”“生命内部”探寻莫测高深的“终极关怀”，他们很少关心或不关心这些“哲学”以外的历史和现实。他们专致地琢磨“意识流动”而微察纤毫；他们自怜而自恋，说的是他们无法进入更无法解读的深奥。有的时候，他们还反叛“语言”，如同拆解积木那样肢解文字。当然，这不是当今诗歌的全部，却也是相当数量的部分。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诗的思想含量和精神价值的轻忽。否认诗所已获得的进步而只是表达一种惊讶：以往负荷沉重的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的空灵和随意，它几乎失去了重量！
虽说现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有了较多的进步，但中国社会和人心的积重显然不会让我们轻松。诗人应当与众不同。虽说诗人不应高踞云端，但诗人也不应混同于流俗。自言自语不是诗人的过错，但诗人也不应拒绝人世的关怀。古代圣哲视诗人为先知或预言者并非无因在这样神圣的指称面前，任何的揶揄和嘲讽都意味着轻率。要是诗人们都失去了对于历史和公众记忆和思考的热情，认为只有那些关于个人的感悟方才体现诗的价值，那么，历史上那些为人类进步为世界安宁而祈求和奋争的诗人，他们的追求又意味着什么？
9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一方面，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继续前行；一方面，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也在物欲的诱惑面前至少是部分地有广失落。社会物质的繁荣以精神的缺失为代价。这样的事实使人们对诗歌的期望加重厂，而对诗的当前状态即诗的某种失落感到了忧虑。
第一流诗人都不漠视他们对时代的承诺。艾青的价值在哪里？在作为诗人的他与特殊时代的契合中把握了那个时代的悲哀和追求，然后，他用大堰河，用太阳，用火把，用死了也要把羽毛埋在那土地的艺术形象来概括那个时代，来传达那个时代的人的情怀。因此，我们失去艾青的时候感到了无以填补的空缺。再看穆旦，他以他所服膺的艺术精神，对抗当日几乎笼罩一切的艺术惰性。他潜深于时代的激流，在痛苦的思索和坚持中维护诗人的尊严，然后，在心灵的磨难中走完悲剧的一生。
面对当今的诗歌，我们感到了丰富，是由于涌现了一批又批有才华也有技巧的诗人，他们创造了繁盛而新颖的诗歌。但我们确感到贫乏：我们拥有了无数的私语者而独独少了能够勇敢而智慧地面对历史和当代发言的诗人。我们有很多达到了般水准的诗人，而独独缺少能以他的诗概括这一时代的大诗人。
前不久在一次国际性的诗会上，一位台湾诗人用急切的也是不容讨论的口吻追问会议的主持者：当科技和工业繁荣不能拯救人类的时候，是不是唯有诗歌才能拯救人类？这是一道饶有兴味的追问。不难看出，在这背后有着关于重新厘定诗歌价值和诗人使命的动机。
诗歌理想的转换
诗歌告别80年代，与其说是向某一个年代的告别，不如说是向某一种精神的告别。中国新诗在这个年代完成了它在新寸期的历史转型：这种转型由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予以体现，这便是食指和北岛。
饮指本名郭路生，他诞生在向肴理想进军的路上，故名路生，他的名作是《相信未来》：“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广的年轻在黑暗的年代，他用充满理想梢神的诗句激励了濒临绝望的同代人。他的诗在知青中广泛传抄，他是“地下诗歌”的最早的作者。后来，他写了许多诗，他的《鱼儿三部曲》也是名篇。这首诗表达了从追逐生命的希望到绝望的理想幻灭的精神历程。
北岛是和新时代一起诞生的一代人。他是诞生他的时代的叛逆者，他向他所面对的世界的“回答”，是“我不相信”四个字。食指和北岛相差一岁，却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前者的宣告是“相信未来”；后者的回答是“我不相信”。从相信到不相信，是从肯定到否定，从追求到幻灭的不同时代的替换。
代表时代的这两位诗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食指是传统的浪漫主义的最后一位诗人，而北岛则是开启新的追求的诗歌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北岛接过了中国诗人理想的火炬，并在一次历史性的苦难中最后觉醒。获得觉醒的诗人在目睹了一切的卑鄙和死亡之后的第一声宣告便是：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北岛改造了传统的理想的内涵，他使以往那些显得空泛的宣告，具有了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批判性。
从食指到北岛的创作，把他们的作品贯串起来，突现出自“文革”动乱到结束这一特殊时代的诗歌精神。一种经历动乱和苦难之后，融个人的体验于大时代、并以诗意的方式展现出来的那种充盈的、冷静的对于历史的反思。个体生命的觉醒（即所谓“要做一个人”）与过去个体受压抑甚至被取消的状态比，有了根本的差异。自我觉醒而又融进时代的追求，有鲜明的为一代人代言而又不失独立的个性，这是朦胧诗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在艺术方面，新诗潮诗人坚定地选择了现代主义的立场，他们注重横的借鉴而把目光投向西方现代诗。他们接续了20年代以来新诗不倦的现代性追求，他们以此反抗长期形成的新诗的艺术禁锢和艺术惰性，他们的努力给僵硬而板结的“文革”诗歌打进了一道艺术反抗的楔子。他们使这个板块产生了裂缝，原先顽固的统一体于是开始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