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从舞蹈、体育转学杂技。黑龙江女孩TL，9岁开始每周末在舞蹈学校学舞蹈，曾报考舞蹈学校，因学费太高而放弃，舞蹈老师推荐其到吴桥学杂技。LXY，老家东北，在天津出生，父母打工忙没空管自己，小时候就喜欢跳舞，跳舞学费高，一个练舞蹈的老师推荐改学杂技。云南女孩LLL，6岁时正在上幼儿园，被体操队选中，在外面上了一个星期的小学后进入体操队，学了5年，没被选入体工队，就没办法进入市队、省队、国家队，因此改学杂技。沧州男孩JJW，在家不愿意学习，十一二岁的时候想过考文艺学校，喜欢唱歌、会演奏葫芦丝，长得也帅，还在杂志上查过，跟母亲说过自己的想法，但学费太高了，母亲表示不可能。一年一万一二的学费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选择了成本较低的杂技。这样的情况多见外地生源。
此外，吴桥杂技学童中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杂技世家出身的孩子。
综上，除了杂技这个职业自身的特点外，杂技学童群体的特征形成于其不同的学艺动因。首先，开始学艺年龄集中在8~13岁，因为杂技学童群体主体来源是学习成绩差、考大学无望的孩子，并且半数父母对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抱有不乐观估计。其次，年龄分布广，因为部分学童学艺以家庭发生变故时间为准。第三，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学艺的孩子，以及大量出身杂技世家的孩子，构成杂技学童群体一个主要来源，这是吴桥杂技学童传统来源，传统杂技之乡依然杂技人才辈出使学艺传统得以延续，这是大集中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最后，新情况的增加，因父母离异、从其他艺术或竞技体育转学杂技等情况，带来外地生源的增加，形成广分布的局面。
可见，在基本生活能保障的前提下，人们选择学艺的动因、学艺的类型都和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来自传统杂技之乡的学童构成杂技学童的主力，杂技在传统杂技之乡依然保持活力；另一方面，不断被注入新血液，来源地在扩大、人员构成趋于多样化。而人们在基本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学艺动因也趋于多样化，对名利的追求、对大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等变得更有诱惑力。
学艺动因
在上述学艺类型中，世家出身的孩子和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是传统的杂技学童的主要来源，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学艺传统被再造的程度，笔者将专门对这两类来源进行分析。
一、杂技世家孩子学艺动因
对于杂技世家出身的孩子学艺的决策，家长往往处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技艺失传，子女、孙子女是最好的继承人；另一方面，他们深知学艺辛苦度高，存在一定危险，在当今计划生育政策下，一般一个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不舍得让孩子受苦。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们选择一门职业，有两个评价指标，一个经济指标，一个社会地位指标。杂技职业拥有前一个指标，后一个指标却相对薄弱。虽然一些成功的杂技艺人，如王保合，可以获得相对高的社会地位，但受到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其地位提高程度毕竟有限，况且像他那样的成功者是少数。这也是让他们矛盾的原因之一。对于社会地位指标，一方面是传统观念造成的，一方面和杂技艺人的个人经历有关。
对于观念上导因，笔者在已经进行了分析，政策的打压、体制的排斥，被其他群体的歧视，造成历史上杂技艺人群体社会地位低下的处境。因此人们往往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这样的选择，大多数杂技艺人出身于破产农民，他们往往因家庭贫困无法生活而学艺。从农民到杂技艺人的转变，被认为是职业地位下降的社会流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为体制排斥的结果。因此，虽然等级和经济状况并不总是相符，杂技艺人中也有不少富裕者，他们经济状况是平民不能比拟的。但因游离于体制之外，杂技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影响到自我社会地位认定，使他们不满意自我的社会地位。这种价值观在今天依然有一定影响。
在此笔者重点分析杂技艺人个人经历对其职业定位的影响。杂技职业特点决定学艺开始年龄很小，此时正是接受文化知识的重要时期。而杂技学童学艺的场所虽然也上文化课，但是比例相当小。最正规的杂技艺术学校，每天只有3节课，而且都是放在学童们练功累了、困了、饿了的最不佳的学习时间——上午最后一节和下午最后两节，该校文化课只安排到初一就截止了，因为到这个阶段，学童基本就该毕业了。许多民办杂技团校文化课形同虚设。这和缺乏监督机制有关。杂技学校和团体的上级管辖系统是县文化局，而义务教育应属教育局管理，管理上的漏洞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学童毕业完全按杂技演出水平评定，而且除了杂技艺术学校和职教中心杂技学校毕业颁发中专毕业证之外，其他学校以用人单位对某个学童节目满意与否为标准，从而导致杂技艺人文化教育程度很有限。这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知识就是力量”、科技是）杂技从业者的文化水平之低令人瞠目结舌。受教育不足对杂技艺人的自我定位具有主导性影响。
与传统科举制下的教育只为了获得进入再分配体制的入场券不同，现代的学校教育多少具有实用性。受教育不足导致他们经常遇到一些实际困难。
第一，最常见的情况是，识字少、文化水平有限影响实际生活。笔者在吴桥进行试调查时听到一个“笑话”，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银行汇款，不会填汇款单，当被质问时却自豪地说，“我是学杂技的，不会写字有什么奇怪！”一个杂技演员和某民办团签约演出，半年过去了，都没有领到任何工资，当他问老板时，老板却告诉他自己是在履行合约，真相是老板欺负他识字太少，无法看懂合约，在合约上注明他要给老板无薪工作一年，第二年才能领工资，从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很多杂技演员经常出国演出，没有英语基础让他们在异地他乡成了哑巴，完全受人支配。一位18岁女杂技演员说，“我在外面演出的时候，有时候出去逛街，有些店上面的牌子写的什么字都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店，有的店就不敢进去，感觉挺别扭的。”
第二，从其消费来看。我国处在市场转轨时期，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似乎有钱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但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和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一些消费，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做基础。
杂技艺人花钱大手大脚。挣钱快、花得也快。但其消费明显体现他们在知识、艺术修养上的不足。一次笔者到一位杂技艺人家里做访谈，他儿子的房间里摆着一台电脑，但罩得严严实实，似乎不常用。他苦笑着向笔者解释：“看到别人家都买电脑，说电脑怎么怎么好，我也给我儿子买了台。他每天放学到家的时间倒是早了，不怎么在外面混了，周末、节假日也喜欢在家待着了。可是只是玩游戏，本来买电脑是想让他学习用的，这下可好，竟玩游戏，不学习了。我很生气，又没办法。我也想给他安点什么学习的东西，可是不会啊，干脆不让他玩了。”在到访过的杂技艺人家里，几乎看不到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比如书籍和字画。一次到一位老艺人家里，他曾是河北省杂技家协会会员，所以有两本杂技家协会赠送的有关杂技的书，他答应借给笔者看，“好几年没有动过了，可能找起来没那么容易，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你留个电话，我找到了告诉你。”他是笔者见到的极少识字的老杂技艺人，他家为数极少的几本藏书都被束之高阁，可见杂技艺人文化知识的欠缺。
某杂技演员在美国演出一年多，当笔者问他闲暇时间都到哪里玩时，他说一般就在宾馆里待着，哪里都不去。因为在前面的访谈中他曾说在国内时，曾在网吧3天2夜不出门地玩游戏，笔者就问你们不去上网打游戏吗？他表示，美国没有网吧，一会儿后补充说，“可能有我不知道吧，我不认识英语，不知道哪里有网吧，即使知道也没法玩啊。”“……在美国，每天除了演出，就我们两三个人在宾馆聊天、打牌、睡觉，太没意思了。”到这里笔者才有些明白他从访谈一开始就强调美国不好玩，他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才盼到回国的原因。原来是自我水平的限制让他们无法享受一些娱乐活动。和中国南部地区新移民省吃俭用不同，他们花钱大手大脚。笔者讲起，一位新移民在国外为了省钱，8年一双袜子都没舍得买过，他表示惊讶，“怎么会呢，美国袜子很便宜，5美元还是两块五一包，一包四五双。纽约东西不贵，我买了手机，不过现在不能用，好像是卡的问题。我还买了好多反季节的衣服，很便宜，有的一块多钱一件衣服。中餐馆很多，饭很便宜，我们不常去，不好吃。麦当劳很便宜，几块钱就可以吃饱，可乐可以随便续杯，走的时候还可以盛满带走。国内更贵，我一次和一个朋友到德州吃麦当劳，两个人吃了89块钱。”在美国的时候，有一项开支比较大就是买烟。美国烟有点贵，25美金一条，虽然要借别人的身份证、年满21周岁才能买，他们依然不间断抽烟。可见，不是美国“没有好玩的”，也不是他们舍不得花钱去消费，而是他们知识的限制，把他们排除在众多娱乐活动之外。可见很多消费对消费者在知识上有一定的要求，缺乏一定的知识，就远离许多消费。
第三，杂技艺人对自我职业的评价。
杂技艺人意识到自我文化资本的缺乏，对此感到遗憾，40岁的杂技教练，“我当时学习成绩可好了，被杂技团挑上了，现在想想挺可惜的，当时就是为了非农业户口。”并且，她坚决表示无论如何不让儿子练杂技。我问，你希望儿子将来做什么？她说，“希望他好好学习，考大学，和你一样，他能上到哪里我就供到哪里。工作吗？也没特别想过，如果能当官就更好了，在中国，有了权力好办事。”也有些人通过自学进行弥补。一位杂技艺人对此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尽量学认字，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看着屏幕下面的字幕跟着电视里人说话认字，但是认识的字很有限。文化少，很多方面很欠缺，出去很吃力。现在仅仅财大气粗人家也看你不起。”“我特别羡慕你们有文化的人，”上文提到的那位18岁的女杂技演员告诉我，“我弟弟现在上初中，我经常让他教我认字，有段时间，我每天强迫自己认3个字。”杂技艺人对自身职业的评价也可以从对配偶职业要求中看出。一位22岁女教练说，“我不找练杂技的当老公，我没有文化，他再没有文化，好多东西看都看不懂怎么行。俩人都没文化让人看不起。”杂技艺人靠市场竞争生存，但受教育不足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并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经济资本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拥有财富的安全感和消费时的尊严感。从几位青年杂技教练对当初弃学从艺的遗憾态度、不找练杂技的为配偶、不让孩子练杂技，可以看出文化资本的缺乏让他们自我定位不高。许多杂技艺人在访谈过程中强调自己没文化，这一点在他们的自我定位中起着主导性的影响。很多被访者明确把笔者和他们分成界线分明的两类——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的“你们”和没有受过教育、没文化让人看不起的“我们”。他们认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是水平的社会分工，而是垂直的社会地位分层，但受教育不足使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实现了经济地位的提高，总觉得日常工作不是很体面。因此，他们希望子女、孙子女在学校接受文化教育，而非弃学从艺。因此他们期望并做出很大努力试图使子代接受文化教育。然而，杂技家庭文化资本的贫乏使杂技世家出身学童在学业竞争的努力中处于不利境地。
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接受学校教育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家庭文化环境薄弱使子代在学业中处于劣势。杂技艺人在指导孩子功课上相当困难。比如，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中年杂技教练对儿子的教育仅限于督促他在家做作业。“儿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还行，从二年级开始学会了打电脑游戏，刚开始是放学后不回家到网吧打游戏，”对于儿子成绩退步，他不知所措，只是使用暴力，但于事无补。
舒茨认为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他在以往的生活当中——舒茨称之为“生平情境”（biographicalsituation），形成的主观经验，成为他适应新环境的“手头知识”。如果这个人过去生活环境的文化模式和“生平情境”及新环境相差很大时，他就成了一个难以融入新环境的“陌生人”。当被访的杂技艺人的子女、孙子女在进入学校时，他们的“手头知识”来自杂技氛围笼罩下的“生平情境”。这还不包括在他们求学期间，家庭依然是他们仅次于学校的主要活动场所。一个民办团老板的女儿，她也在学杂技，今年13岁，在访谈时对笔者说，“我爸妈都是演杂技的，从我很小的时候，可能才几个月的时候吧，他们就教我练功。后来家里办大棚，我三四岁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在外面跑，我妈让一个小姐姐看着我，她是来学杂技的，可能十来岁吧，她那时候刚来，不会节目，就负责照看我。从6岁的时候，我就能上台演出。我们家大棚有大象和猴子，我喜欢猴子。我不喜欢学校，也不愿意学习。”他们的“生平情境”里从来都没有和父母讨论学习上的问题的经历，因此他们是难以融入学校环境的“陌生人”。
第二，崇尚自由的家庭环境使子代难以适应学校环境。一位杂技团老板说自己的儿子，爱动，坐不住，放学不回家打游戏。顶撞老师，老师说他欺负同学。总之，杂技艺人江湖习气被带到了学校，而这种作风和学校要求纪律、尊敬师长、同学友爱的宗旨格格不入。
笔者让一位父母都是杂技艺人的先生说说父母对他的生活方式影响最深的事，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兄妹三人，我是老二，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有好吃的，不是像其他家庭一样，平均分、放下谁想吃谁吃、大让小之类，而是采取奖惩方式，让学习成绩好、练功进步快的多吃，有时候有一个人什么都吃不到，干流口水。有一次，我妹妹因为靠顶才靠5分钟，我妈让她靠10分钟，她没完成任务，就不能吃苹果，我得到两个，我哥得到一个，我看妹妹馋得慌，就想给她一个，被我妈阻止了，我妈说她不好好练功不能给她吃。”可见，他的母亲从小灌输他们竞争意识，不必谦让，而是“多劳多得”。显然和儒家传统下，孔融让梨式谦让、尊师敬长、尊老爱幼式教育方式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