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的扶持为学艺、从艺行为的恢复创造了前提，于是在杂技之乡吴桥学艺、从艺之风迅速恢复并高涨。本章笔者将分析学艺、从艺之风兴起的动因，杂技学童构成的变化，并重点分析作为主要来源的杂技世家出身的学童和农村家庭的学童学艺动因，最后笔者将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包括杂技学童本身、学童家长、杂技演员和圈外人士）对学艺的态度。
改革开放后学艺传统恢复动因分析
如果说吴桥人最初学艺是基于生存条件恶劣，为了糊口不得已而为之，却被证明是条谋生的路子，有的人还因此发了财。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杂技艺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是封建制度下的等级，金钱不是主要标准。因此，即使发了财的杂技艺人仍被认为是“下九流”，社会地位低于农民，这也是为什么在外赚钱后杂技艺人首先想到的是回家盖房、买地，像史德俊一样，年龄大些后，利用多年在外演出的收入在老家盖房、买地，过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
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杂技被看做“社会主义的毒草”，从艺遭到严格限制，直至明令禁止，杂技艺人的社会地位再次遇到危机，甚至存在意义都遭到质疑，曾在演出中积累了财富的班主在政治上被打压、经济上被没收了所有财产，和一般老艺人一样，被批判、下放，这导致很多老艺人对杂技灰心，不论曾从杂技演出中受益者还是曾表示羡慕的一般民众，都摒弃学艺、从艺的道路选择。而且，学杂技是辛苦的，甚至具有一定风险，这是对人身体极限的挑战，要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伊始，学艺、从艺刚刚得到政策许可，学艺、从艺之风就兴起？1980年这一年就成立了22个民办杂技团就是这一现象最显著的证明。如果说历史上艺人们曾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学艺、卖艺，那么，当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基本温饱已经解决之后，谁还继续选择学艺并成为杂技艺人？动因何在？
一、学艺传统的恢复
改革开放后的形势为学艺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西式娱乐休闲方式导引人们的消费意识，新中国成立来重积累轻消费的观念在改变，为杂技的复苏提供潜在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办企业兴起，为类似民办企业的民办杂技团体和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样板。90年代以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增强了人们对子女受教育的关注度，促成杂技教育从附属于演出的状态中独立出来，民办杂技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另外，民办杂技团校的发展，和近年的旅游热也有密切关系。各地都在挖掘旅游资源，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吴桥政府守着杂技这个现成的宝藏也不示弱，吴桥县政府对从艺、筹备民办杂技团校也是大力扶持。
今天的学艺和历史上相同的是，同样受到因演出受益的成功杂技艺人的影响。老艺人LYH（1950－）的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从小跟父母学艺，8岁的时候，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一家6口人生活困难，全家为了吃饭问题，开始外出演出，到了粮食收成较好的山东沂蒙山区，那是山药的盛产地，当地人把山药晒成干储存，存粮让当地人在困难时期的日子好过了很多。当时演出基本是见村就撂地演出，当地人送给我们饼子、山药干和煎饼等。多的时候一天能要到20斤粮食，主要是山药干。除了维持一家人基本吃饭问题外，剩余的粮食换成钱，按照每天两块钱计算给生产队交钱（当时一个劳力一天一块钱）补偿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为生产队造成的劳力损失，我们家当时两个大人，所以按照每天交两块钱计算。演出了5年，走遍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夏天，我们全家地当褥子、天当被，河里喝水场里睡；冬天，住的是人家的车屋、碾棚。虽然吃苦受罪，但凭着杂技这个手艺，一家人在那个特殊时期没有挨饿。
1976年开始，上面对民间文艺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了，一些公社可以组团到外地进行杂技演出了，但是私人演出还是不允许。1977年，我和父亲、弟弟冒着风险去了辽宁演出，一场可以挣20块钱。一个月后，我带着500块钱回了家。回家后，我戴着20块钱的手表，穿着30块钱一身的涤卡中山装，骑着100块钱一辆的自行车，到集上”兜风“、显摆，把好多人镇住了，心里别提多得意了。而且村里一个大婶看到后，决定把她的女儿嫁给我。到了1979年，政府已经允许私人演杂技了，县里文教局经过审核给我办理了演出证，我们两口子正大光明的开始到东北各地演出。记得下车后，一开张生意特别红火，一天多的时候能挣一百多块，两个月我就挣了二千四百多块钱（他特别强调道）你要知道，那时候二千四百多块可是个大钱啊。干了几年，挣了不少钱。1985年，我回到家乡，打算组建杂技班子，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外的经历，很多人抢着要加入，很容易就发展了24个人，我就拉起了大型圈棚，成了杂技团的团长。夏天，我们去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演出；冬天冷了，就到广西、广东、福建演出。那个时候日子很富裕，家里盖了新房，买了电视，也有了存款。”①从这个个案，其他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出，最早走杂技之路的往往是出身杂技世家、有过演艺经历的人。笔者部分地同意杨双印的观点，他认为这些人在长期的流动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半农半艺式的生活方式塑造了半农半艺式双重身份②。杂技艺人长期以来延续农忙在家种地农闲外出演出的传统，也有许多多年外出演出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但，在外演出发财后往往选择回家乡盖房买地，以备年老后生计问题，可见落叶归根的思想仍占主导，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杂技艺人流落外地，甚至惨死外地，无法回乡，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无法抹煞其落叶归根的主观意愿。然而，长期的走江湖卖艺的生活更多地改变了其农民式价值观念，他们遵守江湖艺人的规矩，行为大气、不习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花钱大方而非农民式省吃俭用。他们的生活态度、性格特征、价值观念，也使他们渴望摆脱农民式生活方式。所举刘大娘的例子中也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然而，笔者认为，学艺、从艺之风在吴桥的复苏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初社会环境的不许可和改革开放后客观条件的许可是人们学艺的可能性因素，而非决定性条件。按照常理推测，学艺辛苦度高、危险性大，且似乎有不可逾越性，因而，学艺一定是受到强大外力的作用，这就是习性。
布迪厄（Bourdieu）认为，“习性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文化母体。”③“深层”、“结构性”、“文化母体”，都是在强调习性的不易变更的特点，通俗地讲，习性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而轻易消失，它的根基是牢固的，是潜移默化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另外一层意思，他说习性会产生一种文化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的生命力是强劲的，它不会因外在环境的短暂变化而消失，恰恰相反，习性强调的正是“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相互渗透”④。也就是说，习性非但没有忽视客观环境对习性的作用力，反而强调二者的互动，承认客观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导向有很大影响。改革开放前，学艺和从艺之风之所以走向低潮和政治环境有关，政治上的极左倾向对杂技的全盘否定，使杂技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人们也就无法继续将其作为生存手段，换言之，个体的主体性没有了活动的平台，在此时期它不得不服从社会环境。然而，“习性非常抵制变化”，“原初的社会化比之后来的社会化经验更具有型构内在倾向的力量。”而且布迪厄强调习性的集体基础，他认为同一群体享有相同的习性，“相同社会群体的成员的实践——在分化的社会中总是具有超出行动者所知或所愿的和谐性。”⑤因此，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习性便诱导群体成员恢复传统。从而使群体成员倾向于选择依据他们的资源与历史上经验最可能成功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才是学艺、从艺迅速恢复的根本原因。
这些杂技艺人纷纷组建杂技团体或杂技学校，迅速恢复和形成了学艺、从艺网络，从而为更多的人加入杂技行业创造了条件。
二、杂技学童群体壮大动因
当学艺、从艺的网络形成后，人们选择学艺，仅仅用习性无法完全解释。时代赋予了杂技从业者更多的特性，使学艺具有了历史上没有的一些功能。
1.经济诱因
人们选择学艺首先是出于经济诱因。县文化局局长杨洪志称，杂技团的学童一半以上来自农村，正规杂技团如果经常出国演出，每个小演员一年有近3万元收入，就是一般演出年收入也有1万多元，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⑥1989年，吴桥群艺马戏团作为首个走出国门的民营杂技团到前苏联商演。演出大受好评，短短3个月时间就收入好几十万卢布，“是国内演出的好几十倍。”但为了把这几十万卢布带回国而不引人注意，在不像当今银行汇款业务如此便利的情况下，于金生从当地市场买了几十件皮大衣，装在三个大木箱中运回国。
一些老艺人自己盖二层小楼，有的在县城较好的地段百度风景小区买了房子，一位七十多岁老艺人骄傲地跟笔者谈起她家的经济状况，“家里什么都不缺，”她含蓄地表示经济状况很好。
60岁的杂技教练焦老师一个月2000元的收入，儿子从事杂技表演（月收入也是几千元），把外行的儿媳安排到杂技学校做行政，一个月1400元收入，全家只有一个上小学的小孙子没有收入，这个家庭在总体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一般水平的吴桥县显然属于高收入，一般家庭很难实现。
15岁的杂技学童CY，从小就会杂技，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后来父母为了让她学新节目也学点文化，把她送到艺校，爷爷、父母都是杂技演员，现在建立民办杂技团，她毫不避讳地说家里很有钱，“你知道百度（近年在吴桥县城中心地段开发的商品房，在整个县城基本属于最贵、最好的房子）吗，我家就在那，我们家有两套房子，……（在得知笔者来自厦门后，）我去过好多地方，你们厦门的中山路的衣服怎么怎么样，我有好多衣服，每天穿一件都穿不完，我妈妈很舍得为我花钱，……我父母给我很多钱，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在一千多块，我都是用最好的。”⑦笔者在调查中遇到几位在国际、国内大赛中获过大奖的孩子。其中几位曾在国际吴桥杂技艺术节上获过金奖，分别是：《节日》（日》自2005年获得金狮奖以来，就不断接到邀请外出演出，曾在韩国演过几个月的时间，每个参与演出的孩子就挣了好几万块钱，作为演员之一的ZJM，获奖的时候只有13岁，她说，“父亲原来是在外打工的，后来我把从韩国挣的钱给了他，他用我给他的钱做本钱到青岛做水产生意。”⑧笔者2008年见到这个女孩，她刚从外地演出回来，在家只有10天的时间，然后要到日本演出3个月，17岁的她已经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13岁的女孩用自己挣的钱给父亲做生意的本钱，让父亲改变自己为别人打工的处境，这个看似难以置信的实例在吴桥真实地存在着。虽然不是每个杂技学童，甚至不是每个获过大奖的学童都有这样的能力，可通过学艺，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挣钱是普遍现象，而且很多在十几岁、二十岁左右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积蓄。一个小书店老板曾跟笔者讲过，他的一个朋友，夫妻二人都在北京打工，没空照顾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艺校学杂技，11岁毕业，被分配到了大世界工作，一个月工资1200左右。攒上十来年的钱，都够自己娶媳妇了，不用父母花钱了。⑨
一个从艺校被挑到银川杂技团的学童说，2009年12月如果节目好有望转为演员，基本工资由现在的600元升至1200元，演出费另加，基本工资也因工作年限和级别升高而增加，据他了解该团演员中基本工资高的可达2400元每月，目前有一批在日本演出的，月补贴2.8万日元（约两千多人民币），加上基本工资，学员月收入可达近3000元，演员4000元。对于十几、二十几岁的人来说，这个收入显然比较可观。然而，和历史上不同的是，今天杂技艺人不满足于在外赚钱后回家盖房、买地，而是选择在外定居，学艺后除非不得已，一般不选择留在吴桥本地的杂技团，而是倾向于被外地杂技团挑走。希望通过学艺脱离农村和小县城，到大城市生存，这成为新的动力。这点可以从两个时期艺人发财后的用途看出来。历史上如孙福有在外挣钱后，首选是孙龙庄村盖房、买地，而今天则几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他们选择在大城市买房定居，至少是在县城买房，很少有回农村盖房的了。年龄大些后，也不会像先辈一样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是自己办团、办校，或者当教练。一位从省杂技团退休、现在某民办杂技团体任教练的36岁的师傅讲到，他现在给别人打工是为了学习办团的经验，他的妻子也已经辞掉银行的工作，现和他一起在这所杂技团工作，负责教学童文化课，他说他想自己办团，办团很容易，只要有资金、场地、教练就可以了，他表示虽然自己演出的收入也很高，但是办团更赚钱，他看到很多人办团赚了大钱，他自己有技术，多年演出的收入也足够做周转资金，所以会在合适的时机单干。
2.其他动因
除了经济上的诱惑力，今天的孩子学艺受到更深层次因素的影响。
目亮相，曾接待来自法国、英国、韩国、柬埔寨等地的外宾，访谈中他自豪地给笔者看他和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朱军的合影，骄傲地讲起在大世界表演被外地游客认出来、走在大街上被路人认出来、去外地演出被观众认出来的经历。像王保合、何树森这样的杂技艺人在吴桥还是有一些的，原本默默无闻，改革开放后重操旧业，20世纪90年代后，获得较高的职业声望。这些成功的范例刺激了当地许多人，杂技人不再是“下九流”。笔者在调查中时常听到被访者以羡慕的口气说道：“好羡慕他们！”“我希望像他们一样！”
《窗花》节目组12位成员曾在人民大会堂为国家领导人表演过，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她们握手，夸奖她们演得好，并和她们合了影，这成为她们回家跟亲戚朋友、学弟学妹们炫耀的资本。在石家庄召开的目组的14名演员在摘取金狮奖后，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佩云、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河北省长郭庚茂等领导的接见、夸奖。这些经历让他们觉得很荣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纯粹经济收益更值得夸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