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世界也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为了寻求原料和产品倾销市场，西方人先以传教士为先导，继而又乘借坚船利炮的淫威，开始大批涌入中国，中国成了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在这十分复杂的背景下，西方文化被移植到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给闭关自守的中国带来了生气。传教士来华传教，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在中西方的激烈碰撞中，“东方雄狮”开始觉醒。
一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16世纪时，以耶稣会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传教士一方面是早期殖民者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随着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到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这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作了较为深刻的描述：“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自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徐光启)、李凉庵(李之藻)，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的影响不小。”
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文学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利玛窦发现中国历法陈旧，遂编成《乾坤体义》。此书上卷“皆言天象”，把现行公历(格里高利历，1582年创立)介绍到中国。汤若望还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今天一直沿用的阴历)，编著了天文学学术著作《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另一传教士阳冯诺著《天问略》，阐述地圆说，“指证详明”，“考证天象则较古法为善”，价值颇高。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手绘的《坤舆全图》中，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正是由于西方人有较先进的天文学知识，自清初至道光十八年(1838)，清政府的钦天监监正或监副职务一直由西人担任。康熙皇帝还曾以南怀仁为师，习历算之理，又邀请白晋、张诚等人来华，传授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致使西学在清朝前期空前活跃，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接踵而来。
(二)地理学
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知之不多。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使世人耳目一新。《明史·外国传》：“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几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末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在康熙年间，朝廷还下令传教士测绘全国地图。“康熙四十七年(1708)，谕传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郭，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
(三)数学
利玛窦最先将西方近代数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利玛窦《乾坤体义》下卷《容较图义》“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亦足以补古方田少广之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用之”。另外，利玛窦还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译了西方数学名著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第一本西方数学译著，为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数学的启蒙读物。利玛窦还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精算》，成为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介绍欧洲近代数学的著作还有《几何要法》(艾儒略)、《大测》(邓玉涵)、《测量全义》(罗雅各)等。
(四)西洋火器制造
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带到北京，人称“佛朗机炮”或“红衣火炮”(也称“红夷大炮”)。“佛郎机炮”的初传发生在明朝正德时期。“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辙糜碎。”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红夷大炮”是由荷兰、英国等国制造的新式火炮。明末清初，传教士们都曾奉旨造炮。《正教奉褒》：“天启二年(1622)，上依部议，敕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以资戎行。”“十三年，兵部传旨：著汤若望指样监造战炮。若望先铸钢炮二十位，帝派大臣验放，验得精坚利用，奏闻。诏再铸五百位。”“南怀仁自康熙十三年迄十五年，共制大小炮一百二十位。至二十一年四月，吏部题称工部疏称钦天监治理历法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南怀仁先铸炮一百三十二位，又神威炮二百四十位，指样制造精坚。”此外，南怀仁还撰写了《神威图说》，介绍炮术理论。1683年，他又编撰了《形性之理推》一书，介绍“准炮之法”。传教士汤若望著有《火攻挈要》三卷，论述火器制造方法和火攻要诀。
二 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回应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紧随帝国主义枪炮之后，西方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涌向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对此，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索，作出了自己的理性回应。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入侵和文化冲击所作出的最初回应。林则徐和魏源就是这一“回应”的两位最杰出的代表。
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在广东禁烟期间，十分注意了解西方情况，并组织人力翻译西方的书籍报刊，汇编了《华事夷言》、《四州志》、《各国律例》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在广州期间，林则徐向澳门和新加坡购买西方制造的大炮200门，装备虎门各炮台，并购买西方制造的战艇，仿制各类西式武器，加强军事实力以抵御外国入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并且是第一个实践“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代表。魏源曾直接参加过浙东抗英斗争，受林则徐的委托，据《四洲志》及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面对西方强敌的入侵，魏源竭力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以甲兵止甲兵”。同时，林则徐、魏源指出，在警惕“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还应提防“鄂(俄)罗斯兼并西北”的野心。为增强国力，魏源主张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器械。在思想上，他斥责宋明理学为“俗学”、“庸儒”，批评汉学(考据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主张革新，要求变法，“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正是在像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思想，力图以此唤醒民众和影响紫禁城内的统治者。
(二)推行洋务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不得不认真思考中国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他们从维护中华帝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兴起了办洋务的热潮。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其主要内容为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翻译西方书籍等等。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由曾国籍、李鸿章创办于1865年。该局下设：(1)机器厂、铸钢铁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等生产工厂；(2)公务厅等管理部门；(3)翻译馆(广方言馆)等。创办经费约54.3万两。该厂主要依靠外国提供机器设备和主要原料进行生产，技术大多依赖洋员。主要制造枪炮、水雷、弹药、火药、机器和修造轮船。其所有产品大多以调拨方式供应各军械所、衙门、军营、炮舰、炮台之需。这是清政府经营的早期新式军用企业之一。
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于1872年，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主要业务是承运漕粮兼揽商货。它名义上为商办，实则官商合办，大权归官方掌握。第一期资本一百万两。为扩大经营业务，1877年，该局以高价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批旧轮和设备，增加大小轮船18艘。“李文忠(李鸿章)于光绪三年二月，奏明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统归两船经理，赖此扶助，局基益坚定矣。”1885年，该局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
至1890年，全国所建立的军工企业达17家，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家以上，修建铁路425公里。除近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近代企业大体上都已具备。
(三)译书与留学
翻译西方著作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明末清初，中国曾兴起翻译西方著作的热潮。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人们急于了解外面变化万千的世界，编译过一些书籍，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朔方备乘》等。到19世纪中叶，随着一些专门翻译机构的建立，中国再次兴起译书的热潮。1862年，总理衙门设同文馆，又名京师同文馆，这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该馆不仅培养翻译人才，而且还设有印书处，用以印制数、理、化、历史、语文等各科翻译书籍。1863年，上海仿北京同文馆例设立“广方言馆”。该馆后移入江南制造总局，名为翻译馆。清人王韬记载：“广方言馆，后为翻译馆，人各一室，日事撰述。……口译之西士则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诸人，笔受者则为华若汀、徐雪村诸人。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至1880年，该馆已译书98部235册。此外，还有不少公私翻译机构也在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据《东西学书录》记载，当时翻译出版的自然科学著作达1000余册。
中国学生远涉重洋留学，成了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又一重要途径。最早出洋的留学生是1847年到达美国的容闳、黄胜、黄宽三人。尽管他们不属官派，但他们在事实上开始了中国人出国学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的历程。也正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在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为遴选更多的中国青年出国学习而奔走。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王朝提出了选派留美学生的具体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总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据有关资料记载，先后共派出留学生四批，第一时期到美国学习的幼童有150人(一说120人)。这批留学生中不少人成为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如唐绍仪、梁诚、梁敦彦、詹天佑、郑兰生等。清政府为了鼓励学子们出洋留学，还大开利禄之门。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均考试出洋学生，并给予进士出身，授以检讨、主事等官职。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国家，除美国外，还有欧洲和日本。留洋学生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的作用值得人们高度重视。
(四)维新变法运动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向西方学习物质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需要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于是，要求变法维新便成了中国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更深层次的回应。维新主帅康有为连续上书光绪皇帝，力陈变法利害，要求尽快推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开始变法。其主要内容为：(1)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建立邮政局，改革财政预算；(2)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允准创立报馆、学会，选派留学生等；(3)政治上，重订一些法律制度，裁汰冗员，允许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4)军事上，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重练海陆军等等。维新运动中，人们还明确地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等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新变法运动也是西方政治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的传播与实施。
（第四节） 中西文化的交汇与冲突
尽管在近代世界以来，中国处于弱势的不利地位，但泱泱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绝非一两场战争就可以消灭。中国文化本身仍以其独特的优势和方式，不断向外传播和扩散。中西双方在近代的文化交流中，仍在相互取长补短，相互吸取丰富的文化养分。同时，古老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在痛苦的扬弃过程中，以其独特的风姿屹立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并继续对世界各国包括西方世界产生着影响。
一 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影响
随着近代中西方人员往来的频繁，反映中国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也为世界文化的发展继续注入中国元素。
(一)中国文学艺术在欧洲的传播
以《诗经》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传入欧洲后，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惊羡和折服。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琼斯有出色的汉语基础，可直接阅读汉文。他特别钟爱《诗经·卫风·淇奥》。在担任印度“亚洲学会”会长期间，他曾计划组织人员将《诗经》这部“最有价值、最珍贵的作品”全部翻译介绍给欧洲人。他还以《诗经》为题发表过演讲，介绍孔子对《诗经》的评价。
传播到欧洲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包括寓言、故事、小说和戏曲。被翻译介绍到欧洲的第一部小说是《好逑传》。欧洲人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劝善惩恶，维系风化作用”的优秀作品。它有英文和法文译本，在欧洲社会一度广为流传。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至少两次阅读这部作品，对它推崇备至，评价极高。《赵氏孤儿》是传播到欧洲的第一部影响最大的中国传统戏曲。伏尔泰十分推崇该剧的中国文化内涵，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这个戏曲被欧洲人多次改编，频繁上演于欧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