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理上来说，找工作看的是能力，但在实际操作中，雇主的决定往往会受到很多“非能力”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在筛选申请人的时候，性别偏见也很普遍。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文职工作，而对于一些逻辑思维性较强的工作，如计算机编程、电子工程，雇主更倾向于选择男性。然而，如果能够把男女申请人放在一起比较，雇主就会更多地根据申请人以往的工作成绩来做决定，而不是单单考虑性别差异了。
类似地，如果招聘女秘书，外貌出众的申请人往往受到老板的欢迎，尽管外貌出众的候选人可能缺乏经验或者做事比较马大哈。然而，如果能把不同的女申请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企业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外貌一般，但是经验更丰富、做事更周密的申请人更加优秀和适合。因此，采用联合评估的方式来招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招聘过程中潜在的、基于性别或者外貌的歧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选拔人才。
联合评估也会让人犯错吗？
应该指出的是，因为联合评估是一种更理性的评估模式，人们会倾向于认为采用这种评估模式总能得出更合理的答案。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很多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理性就一定更好吗？
我在清华的一位女同事因为新宝宝出生，去中关村买单反照相机，导购给她看了两种型号的相机：
A.尼康数字单反相机，售价是2999元
B.佳能数字单反相机，售价是3999元
尼康和佳能这两个品牌各有特点，都是全球数码相机领域的领先品牌。那么，为什么佳能的要贵上1000元？
为了多了解一些产品的情况，她又接着和导购聊了聊。这时，导购告诉她，之所以佳能更贵，是因为这款佳能相机的配置更高：尼康相机的有效像素是1420万，佳能的是1800万。“有效像素”究竟是什么？我这位同事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她意识到，它应该和照片的清晰度有关系，也就是说，有效像素越高，照片也就越清晰。谁不希望自己拍出的照片越清晰越好呢？既然这款佳能相机的清晰度要明显优于尼康，多花点钱也值得。再说，差别不就1000元吗？不差钱。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的同事把有效像素更高但是也更贵的佳能相机买回了家。
过了一阵子，大学工会举办六一儿童节亲子摄影活动。我的同事洗印了很多5寸×7寸的宝宝照片，并给我们大家看。看着一张张充满欢乐的照片，她说，多亏自己舍得多花1000元买了1800万像素的佳能相机，才能有这些画面精美的照片。
然而，她所不知道的是，用这部1800万像素的佳能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其实并不比用1420万像素的尼康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清晰多少。事实上，由于她对照片没有专业的要求，而且只是洗印普通大小的照片，这时1800万像素和1420万像素的区别，用肉眼几乎无法区分。也就是说，我的同事多花1000元买了更高像素的相机，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价值，事实上是浪费了这1000元。
而且，像素高可能还有若干坏处：如果相机的感光度低，则像素越高，照片里的“噪音”就越多，甚至还不如像素低的相机拍摄出的照片清晰；像素越高，数字照片的文件也越大，照片存储和分享也就更加不方便。
因为“有效像素”的缘故，我的同事选择了更贵的相机，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更多的益处。其实，对于大部分使用者来说，只要像素达到一定水平以上（如1000万有效像素），就没有太大的分别了。
此外，即使二者有区别，在商店里的区别往往比你日常使用时更大。因为只有在联合评估里，差别才更显著。对于我的同事来说，买相机的时候她进行了联合评估（比较1800万像素的佳能相机和1420万像素的尼康相机），所以能够感受到二者的差别；拍照片的时候她却只是进行单独评估（只用这一台佳能相机），也就无法明显感受到什么差别了。
聪明的商家经常利用以上“有效像素”的做法来让消费者付更多的钱。表面上，人们做了一个理性的选择，但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实在的好处，只是在商家的诱导下多花了钱。
这样的做法不仅在照相机行业，在其他行业也常出现。比如买液晶电视，选购的时候真是琳琅满目，让人看花了眼。挑选这些电视机的时候，分辨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分辨率越高，价格也越高。很多人会觉得电视越清晰越好，于是宁愿多花一些钱，买分辨率高的电视。
但是，并不是分辨率更高的电视就能带来更清晰的收视效果。更清晰的收视效果还取决于电视节目本身的清晰度。如果家里的有线电视并没有高清节目，那么花高价买回一个高分辨率电视就是在浪费钱。
更重要的是，因为买电视的时候是联合评估（商店里摆了那么多电视让你比较），看电视的时候却是单独评估（家里的客厅通常只放一台电视），所以，即使买了最贵的电视，因为没有同时看到与其他电视的对比，它的清晰程度也就显现不出来了。
量化指标真的明智吗？
现在的社会有一种普遍的趋势，就是用各种量化的指标去评价事物，甚至，我们用这些量化的指标，像尺子一样去衡量人。在这些量化指标的指引下，我们会认为，考出100分的学生比考出80分的学生学得更好，智商120的人比智商110的人更聪明，大学排行榜上排名第五的学校必定不如排名第一的。于是，我们的社会就陷入到各种指标竞争的怪圈里去了。我们不仅热衷于建立各种量化标准，还不断将它制度化、体制化，用它来评价、挑选更年轻的一代。
这和根据“有效像素”来挑选相机以及根据“分辨率”来挑选液晶电视，恐怕没什么分别。这些量化标准通常可以让我们的选择更为方便，也让我们更容易为自己的选择找到依据。然而，这种做法看似聪明，却很可能会搬起石头来砸到我们自己的脚上。因为基于各种数字和标准做出的决定，虽然看似合理，却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
我的一个硕士生，三年前毕业，他在找工作时获得了两个公司的录用。
A. A公司，比较喜欢的行业，月薪7000元
B. B公司，不太喜欢的行业，月薪20000元
虽然有一定的思想斗争，但是很快，和大多数人一样，他理性地选择了B公司。这一点也不让人奇怪，毕竟B公司的工资是A公司的近3倍！
选择这份待遇更优的工作之后，按理说，挣钱多了，应该感到更加快乐，但奇怪的是，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并不喜欢做这个行业和这份工作，只能把它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
再到后来，他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但是考虑到辞职的成本很高，就只好继续撑着。而且，由于公司里有别人比他更喜欢这份工作，更积极更努力，做得也更好，所以他就失去了升职和发展的机会。结果，三年来他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还在20000元左右。更严重的是，他变得越来越不开心，工作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最后还是决定辞职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而我的另外一个学生，三年前毕业时获得了A公司的录用，月薪是7000元。当时，他只有这么一个录用通知，没有什么选择。所以，他开心地去了A公司。虽然薪水不高，他却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享受着工作充实的快乐和满足。因为快乐的激励作用，他越做越积极，越做越好，很快升至主管，几年内他的收入已经翻了几番，现在他的月收入，已经接近30000元。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得很快乐很充实。他甚至告诉我，他已经计划利用自己在这个行业的经验和人脉，将来创业办公司，开创一番事业。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理性选择不一定总是最好的。在量化标准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忽视自己内心的感受，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寻求理性的结果。工资是很容易量化的，但是对工作的喜欢程度却很难量化。在一个把工资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社会里，人们的选择就很容易发生扭曲，而这种扭曲的选择还经常戴着“理性”的面具。它诱导人去追求那些看上去很重要的事情，却忽视了快乐能够创造价值，而且是更为长远的价值。不幸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多么容易牺牲自己的主观感受，而去选择那些理性上更重要的目标啊！
巧克力还是玉米面
在单独评估和联合评估中，产品或服务的种类也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和选择。200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伊丽卡？奥卡达教授（Erica M. Okada）在美国《营销研究学报》（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她的研究发现，在单独评估的情况下，人们更偏好于享乐品；而在联合评估的情况下，消费者更偏好于实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