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阕生动地描绘了两人平日一同嬉戏、一同看斜阳的恩爱景象，但更多的是好梦难再的心痛与怀念。下阕是对梦醒后自己悲情难诉的描述。梦醒人去，心中愁苦，白发又平添许多。人鬼相隔，那些春花秋叶，触动的只是心中的伤痛。欢会不再，无可奈何，只有借笛声来谱出自己的愁肠。这首词有虚有实，有梦境有现实，有心情有实物，写得有情有义，可谓字字血泪。
容若有些小令写得也十分精致，于平常之中寓寄对亡妻的怀念，看似平淡，实则有沉痛深掩其中。如《浣溪纱》：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首词描写容若在秋天的斜阳中怀念往事的情景，那些春睡懒起、赌书泼茶的美好场景随着爱妻的消逝不可再寻，而当时却只以为是平常的游戏罢了。
“赌书泼茶”这个典故出自李清照的《金石录后续》，典故记叙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每天饭后，坐在堂中煮茶，随意指认某本史书，说某件事记载在哪一页哪一行，用这个游戏比胜负以决定喝茶的先后顺序。结果，一旦赢了，就举杯大笑，致使清茶倒在怀中，反而不得饮用。
容若借用这个典故来比拟自己和爱妻当年的幸福生活，足可以看出他对往事的无比珍重与怀念。
这首小词貌若平常，实际上饱含了词人的深情。表面上白描，实质上还是悼亡。
据史料记载，容若在卢氏去世后也续了弦。只是新来的爱情并不能疗治他的旧伤。
在卢氏去世后的岁月里，怀念成为了他生命和词作中最重要的主题。
他三十一岁即抑郁而终，只怕与这种成天生活在想念里的心情有莫大关系。
他的去世，应该是一种解脱，唯有如此，他才能和心爱的人相逢于地下、牵手在来世。
甘作《四库》一抄奴
《四库全书》实在太大了。大到我们现在看起来，还会在心里充满惊艳。
《四库全书》分为7部，仅文渊阁所藏的第一部，收录书籍即达3461种，79309卷。其规模之宏大，卷帙之浩繁，怎不叫人叹为观止？
《四库全书》并非什么新撰之书。乾隆编修这部丛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把各类优秀文化典籍收录上来，安排专人加以抄录、誊写，制作精美的复本，从而把这些文化保存下来，传承下去。而书籍的“原本”还得还给持有者。
要知道，修撰《四库全书》之时，印刷技术还十分落后，根本不可能有现今的复印、扫描技术。且编《四库全书》，干的是抄写活，连活字印刷这样的技术也用不上，只能依赖最简单的毛笔和纸。
这就可以想象，用毛笔抄写这样一部大书，要费多少的人力啊。
当然，乾隆是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的。辑录这么一部丛书所耗去的经费，与其所获得的社会效应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况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繁荣时期，盛世修书，也算是一件雅事啊。
那辑录《四库全书》到底花了多少钱呢？这实在不好细算。作为一庞大的修书工程，它包含了征集、选书、编校，几百人十余年的薪水，还有装帧，修藏书阁等众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要花钱。哪里能算得清楚？
这里且说说抄录所费的钱银。
按乾隆定的工酬，当时是抄录1000字付报酬2钱5分银子。若每部《四库全书》以8亿字计算，抄录一部就要花20万两银子。全书一共7部，那就得花140万两。——这仅是抄录所费的银钱，如果加上编校、修建藏书阁等花费，数目必然更加惊人。
这么大的投入，也保障了抄录工的高薪。每千字付报酬2钱5分银子的规定，贯穿了《四库全书》修辑的全过程，达十余年之久。
确实，用毛笔写字较为缓慢，且抄书要求工整，故一个抄录工每天只能抄录1000到2000字。即使按此速度，一个月一个人也能抄2.5万字到5万字，大约可得银子六、七两到十三、四两。
这在当时值多少钱呢？依据当时安徽省的粮价，上好的米，每石要银子1两4钱6分。那就是说，一个抄录工一个月的收入，可买四、五石到八、九石好米。如果是买糙米的话，则只要六、七钱一石。
《红楼梦》中写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里面吃螃蟹，很感慨：“这样螃蟹，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驼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了。”由刘姥姥的感叹，亦可反衬出抄录工每月收入的优渥。
这些，还仅仅是“利”层面的。除此之外，抄录工还能享受“名”层面的额外待遇。
比如，抄录满5年后，工作量超过180万字或360万字者，就可获得州判、县丞、主簿等官职，运气好的还可得到御赐举人或准予参加下科进士殿试的荣誉。
在官本位思想浓厚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无疑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
为此，冲着这些“官职”，有些人不但不要报酬，甚至还通过请托人情和贿赂上官等办法得到抄录工的职位。
这给全书的辑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但也使一些水平不高的人混进了抄录队伍。
《四库全书》在检校中发现错漏百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抄录工造成的。——这大概是朝廷在制定优惠政策时所没有想到的。
学高不一定身正
一般来讲，学术是修炼灵魂的事业，一个人学问高了，道德情操也会随之有所“拔高”。这种例子很多的。像文天祥，不仅学问好，诗写得好，而且坚持操守和气节，正如他自己写的诗：“清操厉冰雪。”（《正气歌》）现在读到他的事迹，还会感到了一种逼人的正气。
但事情总有例外，并不是所有读书人都能保持好的道德品质。甚至，一些学问很高的人一直保持“恶”行，连普通人都不如。
清朝就有好些这样的人。他们一边拼命的钻研学问，在学术史上留下了盛名，一边却又计较利益得失，在名利上孜孜营求，贻笑大方。
王鸣盛：学问传万世，臭名传一时
王鸣盛算得上是大学问家了。
他的学问之高，来自于夜以继日的发愤苦读。自读书识字的少年时代起，到头发斑白进入老年，没有哪一天离开过书本。
他写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齐名，在史学研究上有重要地位。
可是，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老夫子，追求金钱的劲头丝毫不逊于追求学问。
有史料记载，说他还没有考上进士的时候，在富人家里教书为生，每次走到别人家里，他都要伸出双手，做出搂抱的姿势，像是抱着什么东西似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解释道，这样可以把旺财之气搂到怀中来。
考中进士后，顺利进入官场，一路亨通，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名副其实的省部级高官。可他爱财的脾性一点没有改变，贪腐之名路人皆知，民间议论纷纷。
这时，有人对王鸣盛学问高、品行差的现象产生疑虑，对此，王鸣盛的看法非常独特，他解释道：“贪污不过会遭一时的嘲笑，但是学问是长久的事情。我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若干年之后，那些嘲讽我的话早已烟消云散，但我的著作长存，我的道德文章也就流传下去了。”（事见昭梿《啸亭杂录》）
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著作中经常会有一些慷慨激昂之语。如此，后世的人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大义凛然的王鸣盛，而不是那个贪鄙而真实的王鸣盛了。
汪中：学问高，品格低
汪中同样负有学术盛名，他的行为丝毫不亚于王鸣盛。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清代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是“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能诗，工骈文，精于史学，著有《述学》、《广陵通典》、《容甫遗诗》等。
据《清史稿》载，他出身孤苦，七岁丧父，家贫没办法进私塾，靠母亲教读，稍大一点后，到书店当学徒，得以博览群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扬州民间称“无书不读是汪中”。他二十七岁时所作的《哀盐船文》，被人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这样的人，既然出身贫寒，按常理，成名后自当谦虚求学，有一副好的品性吧。
实则不然。据记载，有个姓总的商人花了十万两银子，买到一个二品的官衔。汪中便用草制暖帽、红萝卜和松枝做了一个二品官帽，一看到总商人出去拜客，就骑驴相从，总商人走他也走，总商人停他也停。总商人非常恼恨，但又无可奈何，后来拿了五千两银子给汪中祝寿，这个事情才消停。
有一位缙绅退居乡里，仰慕汪中的名头，请他对自己作一个评价。汪中评论道：“君不在不通之列。”这个评价很高的，因为说到学问，汪中是很自负的，他曾说过，扬州府通学问的只有三人，就是他和王念孙、刘台拱。现在说缙绅“不在不通之列”，缙绅当然大喜过望。哪知，汪中又慢慢说：“君再读书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一句话说得缙绅嗒然若丧。
其实，汪中在安定书院念书时，就恃才放旷，每当有学者前来讲学，他都要搞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来提问，连当时负有盛名的孙志祖、蒋士铨都被他弄得下不了台。这就是汪中的刻薄和尖酸。
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中有个角色匡超人，这个人是温州府乐清县的农家子弟，读书有些功底，但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了发妻；有位帮过他的人入了狱，他怕影响自己的名声和前程，竟同人家断绝了关系；对救助过他的马二先生，不仅不感恩图报，还妄加诽谤嘲笑。这种读书人，与衣冠禽兽无异。
有学者考证说，吴敬梓笔下的匡超人“实暗指汪容甫”。这个考证不一定准确，但既然有此说法，也足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汪中的评价了。
这样的例子说不完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找出很多。
比如，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学问很好，可是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他竟然先骑着马跑了进去，取了许多金玉重器回来。
又如，徐冠卿年少时聪慧成名，跟随老师周云陔学习。中了举人后，和老师一同到京师考进士。他怪老师管理太严格，反目成仇，竟用一味叫作“百部”的药物把老师毒死了。（易宗夔《新世说》）
确实，学问高，不一定品行好。一些学问深厚的人，在学术品格上向来就为人所诟病。
戴震可谓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有名的大学问家。《清史稿》说他“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他少年时曾跟随婺源的名家江慎修学习，戴震把自己所学的讲给江听，江“为之骇叹”。
但这位学界的高手，品行却让人不敢恭维。就从学术本身来说，他校戡的《水经注》，很可能就是剽窃学者赵一清的校本。对这件事，历史上议论很多，魏源曾作出“近世赵一清《水经注》为戴氏所剿”这样的结论。汪辟疆、王国维等名家也有过专门论述。
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里还特意申述了戴震的为人。他说：“东原（戴震）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王国维还说，戴震的学术出自江慎修一脉，但戴对自己的恩师并不尊重，而是直呼“婺源老儒江慎修”。其态度，实在叫人惊讶。
人存在于世，有多种不同姿态。“学高不一定身正”这一判断，撕去的是学问家们的神秘光环，看到的是学问家的另一面。
香艳而沉痛的行旅
很长一段时间，余怀沉醉在秦淮河的温柔香里。
这条香艳而文化的河流，给他带来了无数的灵感。他写下了大量诗文。那些优雅的词句，常常令美女名妓们，想起曾经走过的岁月，想起深爱过的人。温柔乡里温柔词，大抵就和宋朝柳永一样吧。
可是，和柳永天天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不同，余怀有时还作一些慷慨任侠之语，未免叫人惊叹。
他还固执地，坚决不与刚刚取得政权的清政府合作。——这样的人生，便有了另外一种味道。一边是香粉环绕的片片柔情，一边是壮怀激烈的民情大义，这种奇特的风景怎么不叫人感叹和深思？
长年活在花丛中
先来大致了解一下这个人。
余怀，字澹心，生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月十四日，逝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六月二十日。他八十一年的人生，分为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三十岁前，他熟读经史，游学南京，风流倜傥，文名远播；后一阶段是三十岁后，清军占领南京，他破产丧家，不愿投降，又无力抵抗，就作了道士，长期颠沛流离。
他的人生首先是香艳的。
他晚年写成的《板桥杂记》里，记叙了他在秦淮河寻香觅艳的踪迹。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当年的秦淮风情和雅游，还逐个记录下负有盛名的美妓们的经历与轶事。
这些，都是他目睹耳闻，或是亲历过的。动人处，常让人觉得身在其境，不胜感慨。文人猎艳，当时应是一种风尚。余怀写来，津津乐道，丝毫不把这风流韵事当洪水猛兽。他所记录的美女名妓，达数十位之多，其中不乏有触动他心弦者。
在叙述“李十娘”之事时，他忍不住录下了自己的一段情事。那时，李十娘有个侄女，叫作媚姐，“十三才有余，白皙，发覆额，眉目如画”，余怀十分喜欢她。媚姐善解人意，也知道余怀心思，对他很倾慕。余怀此时二十七岁，正当美好年华，以才华自恃的他参加了乡试。如果考上，穷书生或由而变成富官员，和媚姐就有了牵手的可能。因此，媚姐便常为他的考试担心，每天用骰子卜算结果，看是否得中。
但事情往往是这样，越是想如愿，越是不得如愿。等到榜发，果然落第。余怀忧愤成疾，也不与媚姐告别，孤身避居南京名刹栖霞寺。
后来，明亡清兴，在一个游宴场所，余怀再次见到了媚姐。旧恋人已作他人妇。留给他的，只是满怀惆怅，以及沧桑的诗章：“流落江湖已十年，云鬟犹卜旧金钱。雪衣飞去仙哥老，休抱琵琶过别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