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更需要我们党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真正树立起忧患意识，把反对腐败的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是历史和现实对我们党提出的必然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党是有凝聚力、战斗力和朝气蓬勃的，党的本质、主流是好的。这个“主要方面”有目共睹，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随之出现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其性质之严重、涉及面之广泛、危害性之深、危险性之大，也令世人触目惊心。这种情况就党的建设的“全体”而言，虽属支流、“次要方面”，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亡党亡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腐败侵袭和威胁我们的一个真实的现实。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一、站在历史制高点，以史为鉴。进一步提高对反腐倡廉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腐败，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而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惰性力，是中外历代统治阶级的一种共生现象。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大都是在腐败中垮台的，几乎没有一个逃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下场。更具绝妙讽刺的是，那些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王朝的更替，都是在“明镜高悬”、“清正廉明”的牌匾下扮演出了一幕幕以权谋私、花天酒地、荒淫腐败、与民为敌、可耻覆灭的历史丑剧。纵然有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这“青天”、那“青天”，也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清朝政府更成为丧权辱国、苟且蝇营、腐败不堪的典型。国民党统治者也不例外。难怪连蒋介石都哀叹：“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这样颓唐腐败。”杜聿明也曾叹息：“国民党不是败在共产党的枪下，而是败在自己内部的腐败上。”可见历朝统治阶级的崩毁、灭亡，尽管原因很多，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其内部的腐败和其阶级本质，加速了’它们灭亡的进程。它们都没有逃脱兴盛——腐败——灭亡的历史周期率。这给后来人留下了永恒的思考主题。
中国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后失败的历史，曾成为后来人鉴察自己的一面镜子，并引出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对此，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用十分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写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并非浅显。”“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异族入关之后，4月19日才由李自成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历史的确是一面镜子，无论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都应该在这面宝镜面前照一照自己的行为，以备忘腐败导致的可悲结局。
剥削阶级政权、农民阶级的政权都因腐败而覆灭，那么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是否就会永固呢？现实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垮台？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几个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唯有中国，历史把她推向了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地位。但是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从内部瓦解中国。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总是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他们希望共产党内部腐败，以便为他们搞和平演变提供土壤和温床。这一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绝对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当今世界上以经济、科技、人才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果我们背上的腐败这块毒瘤不除，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造成千古遗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既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通晓历史规律，警惕腐败，防患于未然。
早在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在延安访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兴衰治乱周期率、不重蹈历代统治阶级灭亡之覆辙的疑问时，毛泽东胸有成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指出了防治腐败的艰巨性和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又提出了如何反腐败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始终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来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腐败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敛迹，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还不断地滋长、蔓延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邓小平同志感慨地说：腐败这场风来得很猛啊！“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忧国、忧民、忧党啊！”并指出：“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也强调指出：“我们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啊！”这些慨叹，都是中央领导看到了我们党内腐败现象的严重性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古人云：奸者，国之敌也；贪者，国之贼也。贪贿害民，朋党误国。“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棵参天大树，纵然强大的风暴很难从外部把它摧倒，但是最怕其体内发生质变，蛀虫从内里把它蛀空。我们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们党是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但是，腐败不除，必然威胁党的生存，必然阻碍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把一蚁之穴，会溃千里长堤作为惩治腐败的醒世恒言，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要确实看到腐败的危害性和危险性，要真正树立起忧患意识，以史为镜，深知替兴得失，进一步提高对反腐倡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而真正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扎扎实实地搞好廉政建设。
二、要正确认识腐败的现状。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
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消极腐败现象直接危害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直接危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严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的事实。现在，有那么一部分党员、干部已经堕落成了腐败分子。从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消极腐败现象已向多方面发展，已由表及里、向纵深发展。其主要表现和特征是：
1．政治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搞官僚主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制约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而政治权力上的腐败，必然导致其他方面的腐败。封建社会，皇位、皇权、皇帝，可谓三位一体。皇权系于皇帝一身，是没有任何制约的。因而封建社会的腐败，总是从政治权力开始的，即总是从皇权开始腐败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的是民主政治，实行集体领导，对于人民给予的权力，是有制约的，但问题的关键是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得力和健全。这样，一方面会使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也能够掌握一定的权力，进而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些素质比较好的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由于其权力得不到很好制约，也就使权力逐渐变质了。
滥用权力，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邓小平曾尖锐地批评了“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而深刻地揭露丁政汾腐败的种种特征。周恩来同志早在1963年曾对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特征进行了入表入里的分析批判，共列举了20种罪状。其中几种罪状就是：“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置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时间已经过去32年了，但官僚主义的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经济上，贪污受贿，挪用多占，搞“分光吃尽”。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腐败，既有区别，又有很大的联系，可以说，二者几乎是一对孪生子。有些腐败现象，如行贿受贿，完全可以说是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腐败的三料货。周总理和邓小平在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时，实质上对于腐败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表现，一同给予了严厉和无情地鞭笞。近年来，经济上的腐败，在我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经济腐败问题，来势之猛，扩散之快，人数之多，数额之大，性质之严重，实属建国以来所罕见。就党内而言，1982至1988年的7年间，全国共处分党员879167人，平均每年处分125595人。从错误性质看，有经济问题的210625人，占受处分党员总数的23．9％；以权谋私的41877人，占4．77％。1982年至1988年全国纪检系统因经济等问题处分的党员中各类干部的比例分别为：省军级干部342人，地师级的4296人，县团级的36494人，区营级的102487人，一般党员干部246737人。19889F至1992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214318件，其中万元以上的大案49122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95818人；追缴赃款赃物计人民币25．3亿元以上。93年和94年经济问题仍然突出。经济腐败，是党员及党员干部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到新时期出现的农业部原离休干部李田民，中共太原市委原副书记仝云，成都铁路局原局长杨国辉，海南行政区原组织部长林姚森等老干部，都是因经济上搞腐败而倒台的。还有蜕化变质的新生的一代：中共河南汝州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徐中河，湖北省计委原处长王占清，国家经委进出口局原副处长叶之枫，国家外经部外贸局原副处长何山等中青年干部，基本上都是因经济问题而下水的。震惊中外的王宝森贪污受贿案，可以说是更具危害性和危险性的经济和政治腐败的典型。其实又何止是上述这些腐败问题和腐败分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