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几种主要模式来分析，每一种模式都以一定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存量作为铺垫。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经济自由作为其经济哲学及文化价值基础，推崇“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强化“个人奋斗、个人决策、个人创造、个人价值”，提倡自由企业制度、“消费者主权”与地方分权制，其价值取向一般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但经济自由主义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文化精神可概括为：（1）个人主义。（2）物质主义。（3）自由精神。（4）平等精神。（5）法律精神。（6）务实精神。（7）冒险精神。（8）实验精神。（9）开拓精神。（10）创新精神。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倡导“自由+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平”而独具特色。其核心内容：一是建立起能够保护竞争、实现经济效率而又有序的市场机制；二是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而提供的社会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一词包含着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含意，构成了这种市场模式的文化特征。日本的“社会协商型或社团式市场经济”模式，则强调社团价值，信奉“生产者主权”。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包含的主要文化精神是：（1）报效国家与民族自尊的精神。（2）团队精神、家族精神、“命运共同体”精神。（3）和亲一致的精神。（4）永不满足的追求卓越与学习精神。（5）人本精神等。西方国家在研究日本式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及其经营管理时提出了著名的“七S管理模式”与“十一C管理模式”，对我们理解这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文化禀赋有重要启示。所谓“七S模式”是指企业管理效率的高低要取决于七个因素，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s），人员（staff）、作风（style）、技能（Skills）、最高目标（Superkrdinate GOads）。由于这七个因素的英文词都是以S开头的，所以叫做七S管理模式。该模式以“最高目标（即企业精神）”为中心，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其中：战略、结构、制度是所谓“硬”要素。组成一个“硬三角”，另外四个要素则属于“软”要素。（详见下图一）。日本与英美等国管理的区别是，英美比较重视“七s”中的前三个“硬”要素，而对四个“软”要素重视不够。日本企业则对“七S”全面重视。“十一C”管理模式认为，日本式经营管理成功的奥秘在于其独特的管理风格与企业文化，具体讲是一种以十一C模式的思想为依据的企业文化，由于十一个因素的英文词都是以C开头，因此叫十一C模式（详见图二）。（图略）
可见，任何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都离不开文化传统，都与一定的文化力交织在一起，客观地起作用。尽管由于具体国情的差异，与各类市场经济模式相关的文化精神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文化力，而文化精神又对市场经济发生着强大的影响、推动、促进作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最后，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总态势来观察。一方面，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日趋明显，现代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文化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在现代商品生产中，降低资源、能源、财力的有形投入即“硬投入”，提高文化、科技、教育、管理等的无形投入即“软投入”，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趋势。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高度重视智力因素、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重视科技实力和“文化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lional power）的较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包括资源状况、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外交能力等等外，还必须包括“文化力”（culture power）在内。“文化力”是近些年来国际范围内生产力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它集中反映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揭示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体制变迁的关系；阐明生产力提高与经济增长中的文化含量与文化附加值。文化力在综合国力中具有巨大的凝聚、动员、激励力量，发挥着定位与推动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构建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十多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绝非仅仅是一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更非单纯的利益调整与物质财富创造过程，而是一场涉及社会各个层次的深刻革命。它在广泛的领域势必引起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一个物质财富匮乏的社会固然不是一个好社会，可一个单纯物质财富丰裕的社会也同样是病态或扭曲的社会。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念要作辩证理解。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利用市场价格、竞争等信号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从而提高一个组织以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但一个社会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为了经济效益。市场经济活动除了追求“效率”外，还必须注意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人文价值（保持和优化人的生命存在）的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为选择一经济体制而进行的经济改革，其终极目的是要创造一种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机制与环境，从而为社会的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前提基础。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初衷，发端于80年代初对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极端重要性的强调，这种强调对“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再也不能那样生活下去了”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必然的。但在具体实践中，一些人对这种强调产生了片面的理解，似乎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人们“富庶”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一些人把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肤浅地归结为单纯的产值、数量等速度指标的增加，忽视了作为经济发展价值基础的人文条件，由此产生了一些人的“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伦理道德、民族精神的沦丧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的滞后。在社会的一些阶层与区域中，对物质财富的急剧占有与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衰落，形成强烈反差。“理想淡漠”、“精神空虚”、“社会风气不好”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总的观察是，体制转轨时期，旧的文化价值尺度体系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新的价值体系尚处在孕育之中，中间出现了“断裂带”与“真空区”。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的深层思考与构建已刻不容缓。笔者以为，这种构建应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性。市场经济在其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规范与机制，这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属性，如产权明晰、公平竞争、法制基础、开拓进取、效率优先、宏观调控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的构建必须注意吸收这些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赶超式”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树立公平、公正、平等的文化价值观。何谓“公平”，每个历史时代“公平”观的内容是什么？这并非抽象、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取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观集中反映了市场交换的本质要求和交换当事人的基本关系。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生存、享受、发展的权利和机会，诸如择业、致富教育训练、参与民主管理，以至参政的机会，等等。这种机会平等不承认任何种族、性别、年龄、血统、门第、封建宗法等级的差别和特权，只承认劳动者自身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差别。这种机会平等观与效率优先原则是相适应的，而根本区别于根源于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均等观”，因此它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观的基本取向。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的形成要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并着力构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它必然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价值理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应充分反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要求。当前要把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的根本。为此，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认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持不懈地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人的价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与人的全面发展。克服那种忽视社会效益、破坏生态环境、扭曲人的价值的错误做法。同时还必须看到，一个社会客观上存在一些具有“特殊价值判断准则”的领域，这些领域属提供“公共品”的非竞争性领域，在此领域从业的准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裁判”法则，因此也称“负效益”或“外部经济”领域，显然在这种领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人文价值实现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这些领域包括政府、公安、司法、军队等公务员系统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部门。这些部门追求的最高价值应是为市场公平竞争提供外部保证条件与基本构件，而绝非仅为“赚钱”。其中公务员系统的主要价值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教育、文化部门则以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作为最高目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部门的首要目标应是救死扶伤、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确立以后，必须强化对全体公民特别是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及改革组织者、指挥者的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及相应的文化价值观的教育。使人们懂得“市场能干什么”与“市场不能干什么”，防止把市场经济当作“万应灵丹”，一切都可以“市场化”的偏颇。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精神的构建要着力塑造能够适应和推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文明主体。我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高素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等）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精神建设的基础工程，关系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必须将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建设的根本任务定位在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上。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人，决不能把人变成生产力与某种体制的附属工具。再好的体制如果离开高素质的人，都可能被扭曲、呆滞、甚至葬送。为此，一要在注意提高和改善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与文化修养，并努力创造一种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信任人、爱护人的以人为中心的宽松环境与社会氛围，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二要加大培育“文明市场主体”的力度，把在实践中学习和用理论知识武装及基本技能的培养相结合，既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及市场经济素质，也造就公平竞争、等价交换、开拓进取、开放开发、自主自立等市场经济必需的价值观念。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建设要注重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历史传统。任何文化环境都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传统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一国的文化特征，从而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类型划分的重要因素。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种种本国内生和外来的新因素，这些因素会使一国的文化特征发生变化，但是历史的传统总是要和各种新因素交互作用，在一国的文化特征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它对文化环境的作用，历史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一国经济体制及其体制模式的选择，从而造就了一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环境与它和市场经济类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也必然包含着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内容。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建设，不仅仅是一个面向今天和未来的问题，还有一个面向昨天和前天的问题。文化精神应是历史文化的积淀，现实文化的总结，未来文化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