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卢俊义是个男盗，卢莫愁是个女娼。
●第二天起，不断有同科进士前来拜访。他是该科进士中年龄最小的。
●一逢假期，远庸便远足或去航行，考察扶桑国情。
●仕宦邮传部的黄远庸渐渐悔恨自己以极可爱之青年光阴潦倒于京曹。
●要不是革命党的一颗炸弹，李盛铎也不会名列钦定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
●以天下四大藏家闻名的百百宋楼竟落到被日本人买空的境地，正应了那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老话。
●西方凡通今博古头脑敏锐者，多投身报馆从事新闻撰稿，依你的条件，定会大展宏图。
清光绪三十年（1905）早春，黄远庸来到了北京。自离沪返乡之后，一来迫于同族长辈苦劝，二来为寻找将来的出路，远庸一反往常，精研问策，刻苦用功。父亲一生不得志的情形，自己在浙沪碰壁的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处世的艰难。
去年对远庸来说，真是吉星高照一帆风顺。先是进了学，后在八月的乡试中考中江西省第七名举人。这次到北京便是来参加会试。他是第一次到北京，由于一直生活在江南，远庸对北京的寒冷很不习惯。
与江南不同，北京的建筑讲求的是气势，巍峨的紫禁城，森严的各部衙门，宏伟的亲王府等，远非江南士大夫所居的平淡高雅的屋宇所能比拟。这种皇都气派往往会使初来者感到压抑。
远庸住在城南的江西会馆。宣武门外的南城，是京师会馆汇聚之地。自明代起至光绪年间，已有大大小小百多家，多分布在珠市口、南横街、打磨厂、上斜街……
会馆里住的多是与远庸一样来京应试的举子，整天除了看同年、拜老师、拉关系，再就是准备会试。
远庸翻着书肆中购得的《中外文献策论汇海》，这类书现在畅销得很。该书自称“近来坊本所刊策论种类甚繁，不过多系采录经世文编及旧刻史学政治诸书编辑而成，其名虽新，其文实旧……本书广搜各省课作，各省新报，并译西报之最新论说。凡场中应出之题，无一不有，无论不精。一展卷间，中外得失之故，古今利病之原，皆可了然于胸中，运用于腕底”。
远庸苦笑着摇头，编书之人说得天花乱坠，无非是想掏考生的腰包。所选文章也是良莠不分，比如“交涉”一类中有篇《与英为难》，共二十来字：“克拉喀得来信云，尼欧坡尔人民现在预备军械，欲与英国商民为难。”这算策还是算论？看得远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禁不住想起了来京之后听到的有关改八股为策试后闹出的笑话。
自辛丑废八股，采用新法改策试以来，今年算是第二科。去年八月的乡试，远庸答的就是策试。去年九月，皇上恩准，又放了一回经济特科。由于才改了不久，还要加上一些西学的内容，达到所谓中西荟萃。所以新的策试实施以来，出了不少尴尬。问者糊里糊涂，答者五花八门，不伦不类。
如某省出的题是日本宪法与英国宪法比较论。考生答：宪法有二种，一日日本，二日英国，日法为东洋人所作，英法为西洋人所作。日法多“挨、伊、阿、哀”字母，英法“哀、皮、西、提”字母。日法文系直行，英法文系横行。日法有条文七十九条，英法有条文六十三条，等等。
更有趣的是阅卷者的评语：考据详明，能列举其条文，足证于东西洋政治学研究有素。
还有一则，说某省出题：项羽、拿破仑论。考生多不知拿破仑系何方人士，只好瞎蒙，云项羽乃霸王力拔山兮，况拿一破仑乎。
最可笑的是去年的经济特科。经济特科始于光绪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之请，几经周折，去年才实行。其中一位考生在卷中引用卢梭，恰逢首席阅卷大臣是以倡“中体西用”享誉的张南皮，见了此文勃然变色，批注道：“论称引卢梭，奈何？”随手扔了。旁人不解，忙问，这位洋务专家说：“卢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卢俊义是个男盗，卢莫愁是个女娼。”如果传闻属实，连张之洞这样通晓洋务的干才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像死了不久，以愚昧无知出了名的大学士徐桐，竟然说什么，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国家，像俄国、英国、法国、日本可能真的有，其他的大概都是奸诈之辈编出来吓唬朝廷的。甚至还传本来是一位姓梁的举子列经济特科状元，就因为他姓梁，又是广东人，老佛爷疑是梁启超的同党，因此被黜落。
来京后，远庸对朝廷君暗臣愚的情形更加了解。听人议论，现今当政者皆老迈昏聩。据说辛丑年两宫自西安回銮后，召集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几位耄耋重臣上前朝拜，不料鹿传霖一挪步踏住了王文韶的朝衣，绊了一跤，紧跟着王文韶也趴倒在地，荣禄被王文韶一碰，站立不稳，跟着向前摔了下去，三人仆在地上，逗得金銮殿上的人笑也不敢笑只是强忍着。皇上忙命太监上前搀扶。为了防止这些老朽跪久了膝痛，还特恩准他们在晋见时膝盖上包一层厚厚的棉布。国家的栋梁个个这般，大清朝还有什么振作可言。
从三月初八头场开试，九天时间一二三场试毕。远庸休息了两天，接着例行规矩，作一些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的应酬。眨眼一个月，会试放榜。天不亮举子们就起来，派仆人或托人打听消息。多年来点灯熬油的辛苦就要见分晓，一时间功名心热，得失之念梗在胸中，有些甚至到了坐立不安食饭无味的地步。远庸闭目而坐，静静地等待。其实他内心里也像开了锅，酸甜苦辣，真有点百感交集。不断有报子上门告喜，谁中了，谁又中了。终于，报子来报，江西德化黄为基高中。大家听说，纷纷前来祝贺。这时的远庸倒显得分外平静，他一一谢过。
第二天起，不断有同科进士前来拜访，忙得远庸不亦乐乎。因为传言从明年起，朝廷将永废科举，所以，光绪甲辰科进士算是中国最后一班进士，出路也就与以往不同。进士及第者除了择优而仕，有官职者加升，无官职者为即用知县外，还拟设进士馆备新科进士修业，将来还准备从中选一些人放洋，就学于外邦。
远庸因为是该科进士中年龄最小，又因创了乡会试连捷的佳绩，所以同榜中人多愿与他相交。这最后一科进士当中也称得上人才济济，像谭延闽、汤化龙、蒲殿英、叶恭绰、沈钧儒等以后均成为民国的风云人物。
不久，远庸以知县即用，外放河南。他坚辞不受，旁人大惑不解，因为读书做官已成惯例，况且河南也非贫瘠之地。但远庸有别的想法，虽然自己年纪轻轻，却对官场恶习知之颇深，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如何高踞公堂之上，喝令两班如狼似虎的衙役对吃官司的小民喝骂棒打的情形，更不用说让自己去欺上瞒下，同流合污，蝇营狗苟，为五斗米折腰了。听说朝廷将官费资助新第授职的进士去日本留学，他已打定主意，出国留学。
远庸早在南浔公学时就崇拜福泽谕吉，现在有机会去东洋身临其境，对他来说是最欢喜不过了，因此对做官的事越发看得淡了。
一经申请，远庸便获准留学日本。
日本对远庸既神秘又新鲜，使他很快忘记了乘海轮的颠簸劳顿。从横滨登岸，用不了一天就到了东京。他赁居在东京新宿区神乐坂。这里中国留学生很多，一来因为此地非商业中心，房租便宜；二来学校多集中于附近，如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弘文学院，也包括远庸就学的中央大学。
明治时代，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朝发可以夕至的小国，从开港到明治维新只花了十五年便达到了自强的目的，新近又战胜了俄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列强。反观大清，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算起，整整一个甲子却依然孱弱。这使得有志青年纷纷跨海去看个究竟。再说，比较西洋，去日留学费用较低，离故国又近，且同文同种，心理上也少些隔膜。另外西方的著述都有日文译本。甲午以后，东洋人所写的著作如论富国强兵之道，鼓吹改良变法的途径之类的书籍大量涌入中国，并被称为新学，与西学相区别。像福泽谕吉就是其中之一。
福泽谕吉是日本著名报人、政论家、思想家。幼年即学汉学。1862年和1867年先后游历欧美各国，带回许多英文书籍，为明治维新期间缔造日本新文化作出贡献。1868年在东京创办庆应义塾，是日本最大的大学之一。1882年3月创办《时事新报》，为日本独立报纸的先驱，他撰写的社论，文体“雅俗兼具，简明易懂”。1901年2月3日逝世，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哀悼的决议，尊崇他为“新日本的预言家”，“他的事业是开办学校培养人才和用言论文章启发社会见闻”。
在南浔上学时，远庸曾把福泽君的语录贴在墙上，藉以自勉。他之所以研读法律，就是觉得日本之崛起，后来居上，与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超凡的语言接受能力，使远庸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日语，可以与房东闲聊了。他被师生共同推举为课堂翻译，而且总是一边翻译，一边就把老师所讲的内容默记下来。考试成绩自然也是名列前茅。不用翻译的课，他便不去上，只在寓所里浏览讲义。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很多，鱼龙混杂。有些人整天看花曲院，载酒旗亭，到吉原等烟花地带宿娼，到新桥、柳桥去狎歌妓的也大有人在。远庸多在日式狭小的居室，在硬邦邦的榻榻米上专心学习。他兴趣广泛，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种种书籍拿来就读。不久就开始在日文报刊上撰写文章，常常通宵达旦。
此时东京的中文报刊很多，各抒所见。有主张排满革命的，像《民报》、《浙江潮》，有立宪保皇的，像《新民丛报》、《东方杂志》。古今中外新旧思想杂陈，革命保皇互相驳斥。此外，罢学之风也很盛行，尤其是在主张排满的胡汉民、汪精卫激进分子中间最兴。远庸自经南浔罢学风波之后，对此类逞一时之快的事毫无兴趣，视为儿戏，认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招致这些人的不满。反过来远庸对他们也就敬而远之。加上他对梁启超素来佩服，思想上也倾向于康梁一派国家变革宜采温和改良循序渐进之法，所以后来就与梁任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逢假期，远庸便远足或是去乘船航行，考察扶桑国情。无论是上野山的樱花，离东京不远处的富士山，还是横滨的关帝庙，他一一涉足，还参观过筑土八幡町处的神社。给他印象颇深的是上野山上与福泽谕吉并称维新二伟人的西乡隆胜铜像。西乡一副武士打扮，一手牵狼狗，一手紧握佩剑，英姿勃勃，目光远视。远庸心中无限感慨，中国缺的就是福泽、西乡这样的英雄。难怪梁启超一见此铜像，不禁感怀吟道：“闻鼓思飞将，看云感卧龙，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
时光荏苒，每当樱花怒放，日人“倾城看花奈花何”之时，远庸便想起草长莺飞的江南，而多雨的东京，寺庙早晚悠扬的钟声，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将日本由高高矮矮西式小楼烘托出来的西洋氛围冲淡了，勾起的却是远庸的乡情。
宣统元年（1909年），远庸学成归国。
当时清王朝进入多事之秋。光绪帝病逝，西太后指定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因嗣皇帝尚在冲龄，授其父载沣为摄政王，监国。西太后临死前的人事安排，使才具平庸、意气用事的载沣一跃而成朝政的主持者。此公一当政，首先便抓权，集军国政事于一身。接下来是驱赶声威日重的袁世凯。
据说德宗（光绪）临终时，对戊戌年袁世凯告密邀功一事耿耿于怀，特在砚台盒里留下一纸手谕：“必杀袁世凯。”载沣如今为兄报仇，视袁为眼中钉，极欲除之而后快。凡是袁提出如设立内阁、裁撤军机等举措，载沣一律强词驳诘，甚至破口谩骂，终于逼得袁项城开缺回籍，丢官保命。紧接着袁的党羽相继被贬，先是邮传部尚书陈壁严遭部议、革职，调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任。其后是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民政部侍郎赵秉钧或革职或致仕。一时间人心浮动。与此同时光绪三十一年起开始的预备立宪拟继续推行，朝廷决定以日本为参照，几乎全盘移植。所以留日学生大受青睐，像良弼这样的皇亲国戚，更是凭借留学的资本被委以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