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生的好友陈叔通等，在上海为远生的小棺材又加一外棺，然后送其回故乡九江。于是送葬的亲友随远生的灵柩登船顺长江漂流而下。
远生的妻子余长贞，这些天茶饭不思，悲恸欲绝。远生的死对她犹如晴天霹雳，她总是泣不成声地自语：“真想不到，真想不到，当年我俩成婚时请人合过八字，那人预言，你活不过三十二岁，怎么偏偏就被他给言中了……”远生刚六岁的长子席群见母亲悲伤的样子，也在旁一个劲地痛哭。
九江的亲属及朋友们聚集在九江体仁堂为远生举行祭奠大会。许多人为他鸣不平：“生夺其命，死污其名，彼何人者；以文累身，以智速祸，宁非天耶？”“眼观沧海逃秦帝，泪洒荒江哭祢生。”
罗亨融悼念远生之作如下：早知平日冤亲，何必分明问仇者；熟计苟全性命，愿将愚鲁视来生。
梁启超也为远生撰文：研几之深，进德之猛，我愧不如，奈天靳晚成，绩学为才名所掩；群萌未晤，大难未挣，君何能瞑，倘海填冤愤，精魂挟歌力归衷。
办理完丧事，清点了钱物，远生的遗产约3万元。因远生的孩子幼小，长子席群六岁，次子席椿三岁，三子席棠二岁。所以由李盛铎、张元济、史量才、黄溯初、黄炎培、陈叔通、刘厚生、燕赐希、胡树楷等好友共同商议后决定，委托陈叔通将这3万元存人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并由他和刘厚生经营，按月把息金分别汇寄或捎给黄远生的长子黄席群母子及住在上海的黄席群的庶母和两个弟弟。
大家最后还在遗产议定书上一一签名。
自远生遇难，他的生前好友为他接灵，买棺材，办丧事，还百般关照他的妻儿。难怪有人感慨地说：“远生一生豪爽，死后乃有人为之扶孤。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远生的灵柩到了九江后，停放在寺庙里，一直没有下葬。民国八年，远生的叔父，一位前清老秀才亲自看了风水，在县城南门外15里，一个叫桂家咙的地方，选定路边山坡上一块地作坟墓。坟前竖了一块醒目的石碑。《九江黄君墓志铭》，由与远生有同乡师友之谊的李盛铎撰文，曾当过参议院议长的林长民先生书写并篆刻。
墓志铭记载了远生的生平，也算是对他人格和业绩的评价：
黄君远庸，名为基，以字行江西九江人，世居城南之仙居乡。曾祖凤楼，道光中进士官安徽知县，有惠政。父儒藻，文采秀发，为邑名诸生屡试不第，以微官游浙未竟厥施。母姚氏，溪（汉）上名族，习礼明诗，君之问学实资母教，君少随官读书四明多交其地文人，故其为文也关中而肆外。年十五归应府县试得前列逾岁补博士弟子员癸卯泰（黎）于乡甲辰成进士以知县即用，时朝廷设进士馆，新第之授京职者得入馆肄业或游学外国三年程其功课以为高下而迁除之。君不得京职而深有志于游学，谋于当事屡（所）请乃许，于是赴日本人中央大学习法律科，服勉研索听夕无问，且以余力旁及英吉利文字。巳酉秋学成归国，调邮传部奏改员外郎，时掌部者为徐尚书世昌、汪侍郎大燮、咸（成）相引重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官，会部纂邮电航路四政条例成书将绺（缮）进前缺例言，诸员皆以时促不敢任，堂上官以属君给札郎（部）署，不逾晷成数千言，叙述详瞻，文词渊雅，阅者叹服。辛亥之春，同人集资设法政讲演所于海王村南，推君为讲员。君始终其事演述无倦，学子倾心（必）。君东游之归也适余亦归自欧西，同僦居于海岱门内，君方肆力于文学又有志于朝章国故（政），余语君以西人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君从事新闻记者之业实基于此。壬子以后部长留君任事，而君绝意进取，谢不往。时燕沪诸友多以新闻论著相属，君亦专以自任，每一草出，都人传观，有纸贵之誉。然论治不能无低昂，论人不能无贬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日益滋。甲寅以后，兼充律师，名法既精辨才又肆与开狱讼寥无数端辄操胜算，国人尤属耳目焉。乙卯春夏之交，尝告余将远适欧美觇其政治。余知君于所治二业厌倦深矣。七月二十四日不别友朋乘锋车适沪，盖虑友朋之尼其行也，既任挚友迁其资孥，自乘扁舟重游三岛，居数日仍东指桑港昔日诸侣方相与问讯屈指行程，而忽传君风神朗澈和易近人簪归交错之时，君一至则夷（谈）谐泛演，四座春生稽于相人理无凶折至其亲师重友济人之急，识与不议闻君风义莫不齐帝，久居东邦缂2弥广，每当宴集，识君者辄促君致辞，音响方终，赞叹盈耳。闻君凶问咸奔走告语，太息弥襟谓此才之不易得也。余以葭莩交君三世索居京邑，时闻足音自维孱病朝露有期将以未定聚残劳君于录何圄小别远隔九京天道人事其胡可量。
君生于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三十二岁，娶余氏，妾王氏，子三皆幼，邦人诸友痛国宝之殒惮生才之难相与追溯平生，述其行谊俾职老乘者有所考焉。若搜集遗文编次成软尚有待于二三日君子同里李盛铎撰。
桂家咙地处庐山北麓，凭高望远，风景幽美，远生之魂，可以安息。
远生的挚友林志钧，每每念及与远生的交往，就悲愤地说：“像远生这样一个人，无影无踪的就算消灭了吗？不，他虽然死了，而他的言论，他的精神，仿佛还是活泼泼的，何尝是真死呢？”
林志钧决定把远生所作的文字编辑成书，以作纪念。从远生遇刺身亡的第二年，他就开始着手整理、搜集散落在各种报刊的远生作品，整整花费了四年的时间。
由于远生自己向来不留底稿，使林志钧困难重重。本来远生出京后，家里好像还留下报中抽剪的新闻日记一个本子，当时想不到他会死，也就不留意，事后要寻这一个本子，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在北京几家报纸发表的文字，有的报馆已经停办，有些虽然没有停办，但他去查该报馆的旧报，总是没有。托他们转寻别的旧报更不用说了。在上海寻觅旧报也颇困难，前前后后，他不知托了多少人，没有一次达到目的。因此林志钧感叹：如果在别的国家的报馆寻觅旧报决不会这么困难。我们的社会，只顾今日，不顾明日，所以报馆出报也就出一天算一天。看报的人过眼也就扔了。大家都没有保存的思想，短命的心理，不亲切的人情就此也可见一斑了。
远生的文字，除了报纸以外，还有替别人做的序文和写给别人的信札，可是到了要找的时候也都找不着。多亏了陈慎侯（承泽）替林志钧在上海借抄了时报、申报上的远生通讯。梁漱溟给了他一篇远生的信。后来又想法在北京找了些材料。林志钧最后遗憾地说：“恐怕找不到的还有不少，到如今我也没本事再找了。”
林志钧从收集的远生文字中认真选出约十成之六的文章，编辑成《远生遗著》四卷。卷一为论说38篇；卷二为通讯51篇；卷三为通讯53篇；卷四共221篇，其中通讯53篇，时评18篇，杂文8篇。内容分为三类，即关于政治问题；关于新文艺；关于人生问题。
林志钧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远生的才具和性情，既不是政治家，又不是政客，也不是政治学者，只因为他做了新闻记者，虽非政客、政治学者，也不能不谈政治，这就是他多发政论的缘故。他的政论，全用评判的态度，根据的材料也很正确，绝不肯“信口开河”地乱说。他常常发感慨，以为新闻记者须有种种素养，须尊重彼此的人格，叙述一事要调查研究，恰如其分。他要做一篇通讯，拿起笔来写，在他来说是一点不费脑力的事，所费力的，就是一一搜集材料，差不多要直接由本人得来的消息，和事主对证明白，才肯相信，才去评论。偶然也有听错了的话，得到真实消息后，立即更正。他对于职务的忠实，真有不可及的地方，这也是他人格表现之一端。他不说假话，不说空话，论人论事，实事求是，并不因为熟人气味较近而带着有色眼镜。他对三大势力的警告，丝毫没有偏袒哪一党的意思，是公平评论。
远生对财政、外交两方面记载尤多，因为他眼见俄蒙协议，中国丧失了外蒙古数千里地，又看见西藏问题，英国的一切布置也是和俄国人一样，再加上日本大隈的高压政策，居然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下了哀的美敦书。经此一番蹂躏，中国的地位不知降了多少极。财政上就是元年公债，比款问题，银行团问题，六万万两大借款问题，七千五百万两垫款问题以及八厘公债案等等，闹得满天星斗，说到财政两个字，没有不头痛的。而袁氏的外交其实只靠几个外国顾问。所以财政外交都使他非常悲观。当时他为这椿大事发了多少议论，只可惜没有分毫效果。他对袁氏个人的批评也极中肯，没有极端的谩骂，但他极言民国必败于袁氏之手。他说：“政局之日趋险恶，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即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他解剖袁的心理，推算将来的结果，竟成了一个预言家。
民国元年至四年，虽然很短的时期，然而实占我国现代史上极重要的部分。推翻几千年的皇帝陛下，创行全亚洲全黄色人种所未曾试验的民主政治，中间经过无数的波折及奇怪的黑幕。
欧洲新文化全从文艺复兴时代发生，文艺是一切文化之母。因为时代的关系，远生主张新文艺的时候，海内并无人继之而起，而且刚刚发动这种思想，他就死了。如果他今日还在，岂不是文艺革命头阵一个健将吗？如果他没有死，今日必变为新浪漫派的文学。他本是个极富于感情思想的人，又是观察力最强的人，自然会与现代最新文艺潮流接近了。他对新文艺新思潮的议论和研究早在民国初年，其勇敢和创造力，真让人佩服。
远生最不幸的，就是回国早了几年，受了恶社会的种种影响。到了他明白的时候，刚要翻转身来，就被人家把他结果了，使他永远没机会发挥他悔悟以后的活力。我对这位死友特地多说几句话，也正为动了这一种同情，实在替他可惜。他的致死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对某党中之某部分人，一向太瞧不起，而自己又在北京混了多年，因为新闻业的关系，又有人要利用他。
远生写了这个黑暗的世界，自己却不甘一辈子做了这个世界的人，但他还是知道不济事，所以没有分毫怨天尤人的念头。
远生没有卢梭的胆力，又没有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格外苦。但他并非绝对的悲观，一方面感觉痛苦，另一方面又好像有解决的希望，他说：“吾敢断言，最后之光辉必灿烂而无极；吾敢断言，一切所为，无非进步！”
梁启超为《远生遗著》题写书名。民国十一年六月，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捧着书，看着挚友那一篇篇熟悉的文字，林志钧深情地说：“这是我自己找出来的责任，自觉十分慎重，自信所选的作品都是有价值的，所删去的文字，假如远生忽然复活，站在我旁边，看见删的那些篇数，也会点头认可的。”
民国十八年，该书再版。适逢远生遇难十二周年。北京新闻学会专门召开纪念会，纷纷泪雨凝成一篇《远生纪忌祭文》刊登在《新闻学刊》第一卷第四期：
光宣之间，公忽奋起，我舌犹存，雄心未已。公之记事，绘水绘声，须眉毕现，影无遁形。公之批评，议论风生，笔撼山岳，风雨满城。公之文字，不胫而走，如饮醇醪，竞称可口。公之努力，彻始彻终，民国以后，学识益充，方期大声疾呼，饷我报界，暮鼓晨钟，藉作警戒。何图洪宪祸起，逼公出亡，望断大陆，万里投荒，正谓自由之邦，当堪托足，石取他山，可以攻玉。岂期警电飞来，白虹贯日，鬼物揶揄，闻之战栗。埋骨异乡，招魂未得，天道无知，可为太息。然而公虽西归，精神犹在，文字有灵，馨香千载。后死同人，誓继公志，整我戈予，及锋而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