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总统-看，这二十一条哪里是交涉，分明是亡国的条件。
●眼看日本人左手持刀，右手持笔，诺则以笔进，否则用刀砍。
●远生听后，悲愤交加。他不禁想起《愚忏录》中那个亡国奴的悲惨命运。
●那时她十六岁，有一个警兵队长看上她的美色，想娶她做他的第三房妾。
●如果上帝把我造成非洲的牛马，美洲的鸡狗，各国都会欢迎豢养的，可悲哀的是，上帝生我而为人，人啊I
●远生的办公室电话铃声不绝，很多人都在向他惶惶打听。
●顾维钧潸然泪下，悲愤地说：让步到现今这般程度，难道仅仅是外交官之辱之罪吗？
●总统已在春藕斋召开外交特别紧急会议，连平常不问事的黎副总统都去了。
●英国公使朱尔典说，目前中国的情形非常危险，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
中日正式交涉，始于二月初二，一直到四月十七日，一共开了二十五次正式会议，始终未达成协议。远生经过采访得知，去年欧战一爆发，特别是日本人侵占了胶州湾，中日关系就大为紧张，当时参政院、军界很多要人演讲、请缨，要求政府展开有力交涉，不行就跟“小鬼”干一场。袁总统倒是沉着得很，不为外界情绪的影响，只是指示外交总长陆徵祥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今年1月18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置益到任，递交了国书，要求单独谒见袁大总统。大总统在怀仁堂会见了他。他向总统谈了一番中国应向日本人民表示亲善后，就手递过一份日文文件：“大总统，中国向日本表示亲善的具体做法都在这里面写着呢。”袁大总统没接文件，告诉他具体交涉请跟外交部谈。
不久，陆总长将原件译成中文，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日本人的要求共分五号二十一条，第一号是要求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再扩大；每二号是要求在满洲、蒙古的特权；第三号是要求插足于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国防工业汉冶萍公司；第四号是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将沿海港湾及岛屿，租让他国；第五号则纯粹干预中国内政，请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政，买日本军械，让日本人建造铁路，日本的病院、寺院、学校等，享有土地所有权。
陆徵祥赶紧去向总统报告。袁大总统一看，这哪里是交涉，分明是亡国的条件。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秘密开会。会上陆徵祥露了一句：“这样的条件，原以为日本人不好意思提出来，没想到他们竟这般无耻。”袁大总统一听，急忙问：“子欣，你早有耳闻？怎么不报告？”陆徵祥老老实实地回答：“外交团有些风声，拿不准，所以不敢渎陈。”袁总统火了。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连服侍的下人都一个个战战兢兢。袁世凯越说越气，一把推倒了面前的茶几，转身就走。
陆徵祥呆在那儿，在场的段祺瑞走过来对他说：“子欣，太书生气了，怎么不早说？现在怎么办？”陆擦擦头上的汗珠，叹了口气：“没办法的办法，先不能说出去，只有秘密交涉了再说。”
所以此前中日交涉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其真实情况外界无法得知。到了三月底双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日本公使态度强硬，指责中方一次一次地会议，并没有提出什么办法圆满解决分歧。日本政府的意思是想让中国大体承认他们的条件，也不必再开会了。综言之，中国政府今日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承认要么谈判破裂，两条路。经中方竭力争执，才答应过两天再开一次会议。
到了4月17日，双方会谈，不欢而散。
据远生估计，照这个样子，中日交涉已经无法往下谈，顶多再有二三次会议就结束了。按每礼拜隔日一次会谈，最多也就一个星期。眼看日本人左手持刀，右手持笔，诺则以笔进，否则用刀砍。事情已很清楚，日本以维持东亚和平保全中国领土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是并吞中国。
果然日本人终于按捺不住，扬言：再不成就要采取必要手段。像这么大的事，本来就瞒不住，这样一来，全北京都知道了。
4月28日，英文京报、亚细亚报、国民公报均发表了日本的要求内容，《申报》随之全文登载。一下子，举国上下，人人动问中日交涉的事。
远生四处刺探，选国内外报纸有关中日交涉的最新消息写入新闻日记，以飨读者。针对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中国排斥日货运动的一篇评论，他气愤地写道：其论调令人发指，这种侮辱我国达到了极点的言论，我们不可不铭心谨记。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五号内容没有别的，就是日本要求吞并中国。而日本和英国争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割肉还债的故事。
进人5月，中日交涉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5月1日，民国外交部正式答复日方，从下午3时起至6时止，日本公使到民国外交部大楼参加会议。陆总长明确表示，无法接受第五号，并详细说明了拒绝理由：第五号直接有碍中国主权，其内容除了代办警察一项，最重要的一项关系中国存亡的条件，就是原案中所说，中国政府应请有力的日本人担任中国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此约一定，中国的各项政事都必须由日本人作为代理人。决不能答应。
关于东蒙、福建问题，中方作了让步。东蒙问题共4条，中方拒绝了日方提出，日本得垦殖及创设工场制造场之权。接受的条款是：铁路优先权；开辟商埠；非先得日本同意，不得将地税抵押其他国家。
日本公使接到中方正式的答复文件，对于中国将二十一条内容不能全盘接受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其中关键的第五号被拒绝，他显得十分失望和恼怒，丢下一句话：日本将向中国下哀的美敦书。说完，拂袖而去。
会谈的决裂，使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朝野上下，都笼罩在焦虑的气氛中。
5月4日，远生一早就打电话给外交部相关人士，询问日本方面有何消息？回答是，至今未见日方有任何动作。远生想，看来今天恐怕得不到什么结果。但无形之中，有一股压力，仿佛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声音，一直敲打着人们的耳鼓。无意中他看到当天的顺天时报刊载东京5月3日下午6时电，说日本外务大臣加藤昨晚召集外务次官松井等人筹议对华交涉事宜，会开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散，但具体内容不详。
晚上回到家里，远生草草吃点东西，心绪不宁。早早睡下，却怎么也难以入眠。凌晨一点多钟，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这么晚了，谁来的电话，估计是必有重大事情。想到这里，他腾地一下起床，握住话筒。果然是他的一位当官的朋友打来的，说日本的最后通牒已经发出，限令中国三日内完全答复，如果答复不能让日方满意，日本就要在24小时后单方采取行动。
远生听后，悲愤交加。他不禁想起《愚忏录》中那个亡国奴的悲惨命运。
那是一个越南人国破家亡的自述：
我为生计所驱，人保护国工厂做工。场中劳动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族姓，烟薰尘蒸，人面成灰黑色。监工吏是保护国的人，叱咤如虎，工人稍不及应，就拿鞭子乱抽，打完后记一次过，收工时罚没当日的工金。一天的工金也少得可怜。全场领到全额工资的人仅有百分之一二。
有一天下大雨，我亲眼见到，洋夫妇分坐两辆洋车，另有一洋车载着他们所爱的狗。不料中途车翻狗头破了。洋夫妇大怒，用力掐住车夫的脖子用鞭子乱打。车夫就这样惨死于鞭下，洋夫妇抱起伤狗扬长而去。
后来为了生计，我改行去卖盐。保护国有盐税，开始并不太重，后来有人设盐业公司，由保护国人主办，商政司管理，于是盐税比以前增加十倍，一粒盐有三重税，在盐田有盐田税，在盐户有盐户税，载盐入市则按盐多少而收市税。
还有手带一撮盐而被罚数十元的。我以漏税入狱，被罚苦役六年，产业被封卖。其实我的产业只不过是牛一头，狗一条，几小箱子书而已。
我的家产被封没后，乞贷无门。经一位在报馆当访员的族人介绍，我去报馆当了校字员。我们越南以前没有报馆，是成为被保护国后才有的。我在的这家报馆叫《法越新闻》，法国人办的。它是法汉越三种文字的报馆，报纸文字非经保护国许可不准登载。
就在这时，保护国增收人身税，由原来每二元加为三元，每三元加为五元。人民忍无可忍，“抗增租！抗增租！”的口号声响彻数百里之外。保护国说是唱乱，就派出重兵镇压，逢人就杀，有些来不及逃走的人就落得个血涂于野，骨浮于江。一些有名的绅士或被斩首，或被流放。这些人平时心醉欧风，倡导民权，被保护国政府视为对立面，乘这次抗租事件，对这些人嫁以倡乱的罪名除之。
因为当时我想力求报馆总理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登报，被指责违背报馆纪律，立即控告警察厅处以罚金二百元，并被赶出报馆。
穷困潦倒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奇女子，她惊问我：“先生以抨击政府文章而获罪，你的姓名早已藏在我脑中很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