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来属于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是儒家学说中最早且又最为精密的一篇哲学论文，是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唐代的韩愈、李翱因维护儒家道统的需要，开始推崇《中庸》。至北宋，程颢、程颐对《中庸》更是褒奖宣扬，认为《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将之视为儒家道统的传文。南宋的朱熹把《中庸》与同为《礼记》中的《大学》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作《四书集注》，而以《中庸》为“四书”的思想基础。后来《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中庸》也因此更加备受重视。关于“中庸”的思想，孔子在《论语》中已有所论述，但尚未进行充分的展开，也未形成系统。在《中庸》中，中庸原则被提高到天道性命的高度，子思对孔子“过犹不及”和“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性命修养理论。子思之后，一些儒家学者尤其是宋明诸儒，又对《中庸》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发挥，最终使中庸成为儒家学派的核心理念之一。而由《中庸》所阐发的“中和”观念则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医学、建筑等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
一《中庸》题解
（一）“中庸”释义
“中庸”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篇，其中记载孔子的言论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是《论语》中唯一一处出现“中庸”概念的言论。在这里，孔子是将“中庸”视为一种“至德”，即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出的。根据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些论述，可知他所说的“中庸”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适中、适度之意，“无过无不及”，这是中庸的基本涵义；二是“扣其两端”，“允执其中”，这是实行“中庸”的具体方法。
后人根据孔子对“中庸”的一些说法，对“中庸”一词的具体涵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中”，二程说：“不偏之谓中。”认为“中”乃“天下之正道”。（朱熹《中庸章句》引）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中庸章句》）陆九渊说：“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九《黄裳元吉黄离元吉》）由此可见，“中”是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如将之理解为一种方法，则就是适度、适中、无过无不及而恰到好处；如将之理解为一种行为，则是合宜、合理、无所偏倚而恰如其分；如将其理解为一种道德，则是中正、公正而合乎天理人情的正道。所以，我们可以将“中”抽象概括为一种标准或基本原则。
对于“中庸”之“庸”，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将“庸”理解为“常”，何晏曰：“庸，常也。”二程说：“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引）又说：“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而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为中庸。”（《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这是将“庸”理解为“恒常”之意。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因为道具有恒常的性质，所以才成为道。但朱熹却说：“庸，平常也。”这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道不远人”之意，“道”并非高高在上，而就寓于人们的平常日用之中，所以极为平常普通。二是将“庸”理解为“用”，《庄子》中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说文》亦言：“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郑玄《三礼目录》也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用也。”这都是将“庸”理解为运用之意。
因此，如果我们将上述对“中”和“庸”的多种解释结合起来，那么“中庸”的涵义就可以概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庸”即无过无不及的常道，也就是“中”是一种恒常不变的定理和寓于人们平常日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二是“中庸”即“中之用”，也就是对“中”这种基本原则的运用。其实上述两个方面并不矛盾，前者讲的是“体”，后者讲的是“用”，所以又可以将这两个方面总括为：所谓“中庸”，就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无过无不及的正确适中的原则，这种原则恒常不变，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中庸》的作者
由于《中庸》中的内容前后不尽一致，所以关于《中庸》的作者等问题，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一是认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成书于战国时期。这一观点的主要根据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相关记载，其中说：“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这一观点在宋代之前几无疑义，郑玄、沈约、孔颖达、陆德明、李翱、二程、朱熹等均持此观点。汉代郑玄对此解释说：“《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三礼目录》）宋代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更进一步解释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又说：“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这一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以认为是当时及后世儒家学者几近公认的看法。
二是《中庸》非子思作，而是成书于秦汉之际。欧阳修以《中庸》中推崇“自诚明”的“生而知之”与孔子所说的“非生而知之者”相抵触，而认为《中庸》所传非孔子之意，而是谬传。其后清代的袁枚、俞樾等人以《中庸》中有所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对秦统一后景象的描述，又有“载华岳而不重”等非鲁人之语，而认为《中庸》为秦统一之后乃至是西汉时期的作品。
三是认为《中庸》中的内容部分出于子思，部分内容则出于后人之手。如冯友兰早年认为，《中庸》中段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道前定则不穷”多言人事，似乎是对孔子观点的发挥，是子思原来所作的《中庸》；前后两段乃后来儒者所加。徐复观则以朱熹将《中庸》分为三十三章为依据，认为《中庸》原来分为两篇，上篇自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的“道前定，则不穷”，出于子思，其中也杂有其门人的话；其后则为下篇，是对上篇思想的发展，乃出于其门人之手。
其实，《中庸》一书与儒家其他的经典如《论语》、《孝经》等一样，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逐渐完善的过程，其中最初的内容可能是由子思所记或所作，后来又有其他人进行了补充。因为孟子授业于子思门人，后来还形成了思孟学派，所以在对《中庸》进行补充的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子思的门人，另外一部分人很可能属于孟子一派。这一补充工作一直持续到秦汉之际才逐渐完成。故将《中庸》归于以子思为代表的思孟学派似乎更符合实际。
下面我们将子思及思孟学派的基本情况作一介绍。
子思（约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战国初期鲁国人，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孙。关于子思的生平事迹，比较可靠的只见于《论语》、《史记》等极少的史料。相传子思受业于曾子，曾为鲁穆公师。子思曾一度迁居卫国，批评卫国的政治。又曾困于宋，其作《中庸》亦在困于宋之时。子思晚年，又迁居回鲁国，鲁穆公经常派人问候，还唯恐不能留住他。子思虽受穆公礼遇，但却常常直言不讳，认为能经常批评君主错误的人，才能算作是忠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子》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是子思的著作。1993年在湖北荆门的郭店出土了一批竹简，有的学者推断其中的多数篇章，如《缁衣》、《五行》、《性自命出》、《鲁穆公》、《唐虞之道》、《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六德》等的主要内容都属于子思的作品。
起初子思在儒家历史上的地位并不显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才发生变化。由于当时颇有影响力的理学家的大力推崇，特别是《中庸》作为儒家核心经典地位的确立，子思的地位终于在沉寂近千年后真正得到官方确认并得到褒扬，如在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子思被封为“沂国公”；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又被封为“沂国述圣公”；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又被封为“述圣”等。由此，子思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亦被正式确立，成为后世儒家崇奉的圣贤。
关于“思孟学派”的情况，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思、孟分别属于两个独立的学派，主要根据是，在《韩非子·显学》中有所谓“儒分为八”的说法，其中就有“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的区分，而韩非并未将思、孟视为一个学派，更没有提到二者的关系。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思孟学派的确存在，并且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之一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子思与孟子放在一起加以批评，认为子思与孟子把原非属于儒家思想的“五行”学说当成儒家思想来宣传，而且内容空虚无类，且把这些学说当做是儒家先贤所说，对世间学人造成极大的误导和蒙蔽，实属乱儒之罪人。这说明在思、孟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根据之二是，《史记》中关于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记载，说明在学术思想上孟子确实与子思存在师徒相承的关系，而宋代开始盛行的儒家道统说，也多把子思和孟子置于前后直接连续的位置上，视孟子为子思思想的后继传人。但因为对子思的著作真伪存在疑问，所以这一说法一直缺乏史料上的证据。而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这一疑问也随之而解，可以确认在子思和孟子之间确实存在着渊源上的联系，二者不仅在学术传承上具有师徒渊源，而且在思想上也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目前唯一欠缺的史料证据是思孟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
当代学者梁涛在对郭店楚简出土的儒家文献进行研究后，对思孟学派在先秦时期的大致状况进行了推测，他认为思孟学派应该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因为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称为思孟学派。但在历史上二者则可能是分别独立的，当“孟氏之儒”出现时，“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后来由于子思之儒只是在墨守师说，缺乏创造，真正发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学派。这样的解释倒是可以解决上述存在的有关疑问，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三）《中庸》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现在通行的《中庸》版本是朱熹编订的《中庸章句》，朱熹将之分为三十三章，但从论述的内容上又可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上半部分即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下半部分即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三章。上半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子思阐明孔门心法的言说，其中多引孔子的原话，以发挥其首章文字的深切意旨。重点是对中庸的本义进行诠释，认为中庸是天道与人道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与运作法则，同时又是仁人君子所必须遵循与守持的高贵品德。同时对修身及治国的一些基本准则，作了具体深微的阐释。下半部分皆为子思为阐明儒学心法与圣者风范所立言，是全文中的精华部分，主要围绕着“诚”的观念，讨论了“尽性”、“合外内之道”、“参赞天地之化育”、“极高明而道中庸”等问题。
具体而言，可以将《中庸》的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中庸》认为，人性为天命所授，循性而行即为天道的表现，将天道加以修明和推广就是教化。对于人而言，当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即是“中”的状态；喜怒哀乐表露出来而合乎法度，即是“和”的状态。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循性守道以致中和，就是人道与天道的相符，也就是天人合一。达到中和即可以使天下万物各得其位而生长繁育。
第二，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中庸即为无过无不及，过与不及都会偏离中庸，智者、贤者往往过之，愚者、不肖者往往不及。所以，中庸之道虽然就在人们的平常日用之中，但却很难达到，因此中庸是一种至高的德行。君子能够时刻遵守中庸之道，小人则经常破坏中庸之道，所以，中庸又是判断君子小人的一个标准。
第三，亲亲尊贤的政治伦理观。《中庸》将政治与伦理结合为一体，认为为政之要在于得人，而得人在正己，正己要靠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的根本在于仁义。亲亲是最大的仁，尊贤是最大的义。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而人性为天所授，故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君子、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天下的五达道；知、仁、勇为天下的三达德；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是治理国家的九条基本原则。上述几方面皆以亲亲为根本，能做到上述几方面则天下可以大治。
第四，论“诚”。《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是万物的根本，不诚无物。人通过自身的德性修养而达到至诚的状态，就可以尽己之性，由尽己之性则可尽人之性，由尽人之性则可以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人可与天地并列为三，而与天地一起化育万物。所以，“诚”不仅成己，而且成物。因此，唯有至诚之人才可以为天下制定纲纪，确立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通晓天地化育万物之功。达到“至诚”的方法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