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庄子》源流
（一）《庄子》的版本和注疏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这是最初的《庄子》古本，这一古本《庄子》到魏晋时仍然存在，魏晋人司马彪、孟氏曾对此古本《庄子》作过注解。除此之外，魏晋时还有崔譔《庄子》二十七篇注本、向秀《庄子》二十六篇（还有的说是二十七或二十八篇）注本和李颐《庄子集解》三十篇（有的说是三十五篇）集解本。崔譔、向秀和李颐作注或集解所依据的版本，可能是《庄子》五十二篇古本的节选本。在《庄子》五十二篇古本中，大约有十分之三篇章的内容芜杂怪诞，有的似《山海经》，有的像《占梦书》，有的抄自《淮南子》，所以西晋时的郭象删节了其中一些荒诞无意义的内容，对其进行了重新编订，合为三十三篇并为之作注。因为郭象对《庄子》三十三篇所作的注解独特精深，为后世所推崇，所以在唐代之后，其他的版本逐渐被淘汰，唯独郭象的三十三篇《庄子》修订本流传下来，并逐渐成为定本。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本《庄子》即是经过郭象编订的。
历代学者都因其思考与需要，对《庄子》一书进行了注解或诠释，成书凡数百部。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对《庄子》进行注解是在魏晋之时，当时注解《庄子》的已有数十家，至今可考者有崔譔《庄子注》十卷、向秀《庄子注》二十卷、司马彪《庄子注》二十一卷、李颐《庄子集解》三十卷、孟氏《庄子注》十八卷、王叔之《庄子义疏》三卷等。但以上诸书皆已亡佚，部分注解保存在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下面将现存的历代《庄子》注疏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晋郭象、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十卷（郭象注、成玄英疏）；
宋贾善翔《南华邈》一卷；
宋王雱《南华真经新传》二十卷；
****希逸《庄子鬳斋口义》十卷；
宋吕惠卿《庄子义》十卷；
宋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
明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三十卷；
明潘基庆注《南华经》七卷；
明徐曙庵《南华日抄》四卷；
明杨慎《庄子解》一卷；
明陈深《庄子品节》八卷；
明朱得之傍注并通义《庄子》十卷；
明释性通《南华发覆》八卷；
明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三十三卷；
明沈一贯《庄子通》十卷；
明焦竑《庄子翼》八卷；
明陈懿典《庄子南华真经精解》九卷；
明杨起元《南华经注释》六卷；
明李贽《庄子解》二卷；
明叶秉敬《庄子膏肓》四卷；
明方以智《药地炮庄》九卷；
明周拱辰《南华真经影史》九卷；
明陶望龄《解庄》十二卷；
明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四卷；
明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十六卷；
明程以宁注疏《南华真经》三十三卷；
清林云铭《庄子因》六卷；
清王夫之《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一卷；
清傅山《庄子解》一卷；
清高秋月《庄子释意》三卷；
清宣颖《南华经解》三十三卷；
清陆树芝《庄子雪》三卷；
清郭阶《庄子识小》一卷；
清姚鼐《庄子章义》五卷；
清方潜《南华经解》三卷；
清浦起龙《庄子钞》一卷；
清胡文英《庄子独见》三十三卷；
清屈复《南华通》七卷；
清吴峻《庄子解》一卷；
清吴世尚《庄子解》十二卷；
清藏云山房主人《南华经大意解悬参注》五卷；
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八卷；
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八卷；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十卷；
清吴汝纶注《庄子》十卷；
清俞樾《庄子平议》三卷；
清马其昶《庄子故》八卷；
清陈寿昌《南华真经正义》四卷；
奚侗《庄子补注》四卷；
林纾《庄子浅说》四卷；
刘文典《庄子补正》十卷；
廖平《庄子经说叙意》一卷；
朱桂曜《庄子内篇证补》；
张栩《庄子释义》一卷；
曹受坤《庄子内篇解说》；
阮毓崧《庄子集注》五卷；
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一卷；
胡怀琛《庄子集解补正》一卷；
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七卷；
钟泰《庄子发微》五卷；
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
姚汉荣等《庄子直解》；
曹础基《庄子浅注》；
陆钦《庄子通义》；
杨柳桥《庄子译诂》。
（二）历代《庄子》的研究
《庄子》成书两千多年以来，历代对其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先秦两汉之时，《庄子》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庄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从此以后，历经唐、宋、明、清，直至近代现代，《庄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庄子》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化，并且，历代对《庄子》文字、义理的注释和阐发已经构成了一门自成体系的学说——庄学，庄学与老学一起构成了道家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将历代《庄子》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1.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之时，《庄子》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间或有对庄子其人其书的一些评论。先秦最早对庄子进行直接评论的是荀子，他在《解蔽》中对庄子的学问特点作了简洁的评价，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可以说揭示了庄子思想的本质特征。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是汉初道家思潮的理论总结，其中多处借用了《庄子》的理论和观点，如《俶真训》借用了《齐物论》的文字，《齐俗训》继承了《齐物论》中齐同异的观点，《天文训》中对“道”的描写与《大宗师》中庄子对“道”的描述非常相似，《人间训》与《人间世》的思想相通；另外如《淮南子》中的人性各有修短、人性和愉宁静，治理万物应顺遂其性命之情，养生应以养神为主，以及其中所描写的神人、至人、得道之人的逍遥脱俗等，也都来自《庄子》，这说明《庄子》中的思想已经被刘安及其宾客所关注和研究。
司马迁著《史记》，为庄子作传，将之放于老子之后，从形式上显示了两者前后的继承关系，并指出庄子之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中某些篇章则在于“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庄学的某些学术特质。班固的族伯班嗣虽专修儒学，但也深研老庄之学，以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师友造化、不为世俗所役而荡然肆志为庄子的思想品格，可谓深契庄子之精神。
上述状况表明，先秦至两汉时期对《庄子》的研究虽然已在进行，但只局限于少数的一些人，系统的研究还未形成。
2.魏晋时期
魏晋之初，即有司马彪、孟氏等数十家注解《庄子》，可惜没有完整保留下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的《庄子》一下子成为备受魏晋士人青睐的重要著作。《庄子》与《周易》、《老子》并称为“三玄”，是魏晋士人的重要谈资，读《庄》注《庄》成为社会风气，庄学得以勃兴。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而“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对《庄子》皆有研究。阮籍作《达庄论》，对庄子的万物齐一思想多有称述；嵇康则自称以老、庄为师。王坦之以儒者自居，作《废庄论》，站在儒家立场对庄子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庄子“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认为“庄生作而风俗颓”，这也从反面说明，一些正统的儒家学者也在关注和研究庄子。
郭象的《庄子注》为这一时期研究《庄子》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文辞优美，而且义理深邃。它以向秀的《庄子注》为基础，对庄学义理有诸多阐发和创新。郭象万物外不依于道、内不由于己的独化论、性分自足的适性逍遥义、彻始彻终的自然观、游外冥内的内圣外王之道、名教与自然的沟通融合等皆新意迭出，是千百年来庄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庄子》注本。这一时期，《庄子》研究者多借庄子思想阐发玄学义理，使《庄子》研究与玄学思潮相互发明影响，在研究《庄子》的方法上多是“以玄解庄”。
东晋名僧支道林玄释兼通，对《庄子》也有极深造诣，曾与许询、谢安等人谈论《庄子·渔父》篇，叙致精丽，才藻奇拔；又曾与王羲之谈论《庄子·逍遥游》，使王羲之流连忘返。在解庄的方法上，支道林开拓出“以佛解庄”的新视角，使庄学带上了般若学的色彩。支道林以佛理解释《庄子》，针对向秀、郭象的“适性逍遥”说而作《逍遥论》，阐发“明至人之心”的至足逍遥说，从而“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世说新语·文学》）。
3.唐代
唐代的《庄子》研究仍在进行，唐玄宗天宝元年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为《南华真经》，列为道教经典。唐代的《庄子》研究，多重字义、音释，不重义理，并混杂神仙之说，开始出现佛道融合的趋势。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庄子》研究著作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和成玄英的《南华真经注疏》。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多从文字着力，对《庄子》中的字词多有音义注解，并保留了崔譔、司马彪、李颐、向秀、郭象等人有关《庄子》的注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成玄英为唐代道士，精研《庄子》三十年，以郭象《庄子注》为底本，成《南华真经注疏》，对《庄子》书中的史实典故、人物地名、字词音义等皆有翔实的考释，对句意也有比较通俗详细的讲解；在义理方面，则大抵以郭象的独化论为基础，兼杂佛仙之论，阐发了“重玄”之道。
4.宋代
宋代的《庄子》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庄子》研究者和研究著作，而且在方法上也多种多样。
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庄子》研究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贾善翔《南华邈》外，褚伯秀作《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除收郭象《庄子注》外，还收宋代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概、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应元等十二家注解《庄子》之文，并断以己意，标称“褚氏管窥”附于各家之后，或提挈一章大旨，或较评诸家得失，往往见识不俗。并且这一时期对《庄子》的研究形式趋于多样化，除了常见的“注解”外，尚有集注、音训、考订、抄录、辑佚、专论、杂论、点评等。除此之外，宋代的《庄子》研究者一方面注意《庄子》本身的主要思想，如陈景元作《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对《庄子》词句皆有释义，对于校勘《庄子》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庄子》研究非常注意对庄子思想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在方法上也突破了魏晋以来的“以玄解庄”和“以佛解庄”，许多儒者站在儒家立场“以儒解庄”，如王安石作《庄子论》，以为庄子之意与儒家思想并非截然对立；王雱作《南华真经新传》、《南华真经拾遗》，以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解庄，以内圣外王之道诠释庄学义理；苏轼作《庄子祠堂记》，更提出庄子对儒家孔子是“阳挤阴助”之说，与司马迁的“诋訿孔子之徒”的说法正相反，对后世影响甚巨；林希逸作《庄子鬳斋口义》，则“以理入庄”、“庄禅并用”；陈景元则“以道解庄”，将《庄子》与道教的炼养方法相结合；褚伯秀则将“性命双修”的思想与《庄子》加以会通。如此等等，于此可观宋代庄学研究的盛况。
5.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的庄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总结性的阶段，庄学研究的成果众多，这一时期的《庄子》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辨析庄子思想的源流。研究者多将庄子的思想溯源于老子，深化了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归于老子之言”的观点。陆西星作《南华真经副墨》，在庄学源流上认为《庄子》是《道德经》的注疏，在解释篇题和内容时，多指出源自《道德经》某句某义；藏云山房主人作《南华经大义解悬参注》，将《庄子》与《道德经》一一比照，认为“《道德经》为《南华》立其基，《南华》为《道德经》集其成”，甚至认为《庄子》与《道德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其他如释德清、程以宁、吴世尚等皆持此观点。
二是注重篇章真伪的考辨。对此，王夫之的《庄子解》辨之甚详。王夫之从内篇与外篇的文风、文意、义理等诸方面，认为外篇非出于庄子之手，而乃庄子后学杂辑而成，其中以《骈拇》、《马蹄》、《胠箧》、《天道》、《缮性》、《至乐》诸篇最为拙劣；而杂篇的《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均承苏轼之说，以之为伪作，不为之作解。由此而疑庄之风益盛，晚近学者多沿其说。
清光绪二十年刊思贤讲
舍本郭庆藩《庄子集释》三是注意对《庄子》文字句义的校订训诂。卢文弨《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读书杂志》，汪懋竑《庄子存校》，洪亮吉《晓读书斋录》，陈澧《东塾读书记》，俞樾《庄子平议》、《庄子人名考》，郭庆藩《庄子集释》，孙诒让《庄子札迻》，王先谦《庄子集解》，马其昶《庄子故》等，均以深厚的文字、考据、训诂、音韵之功，对庄文之文字句义进行了校订训解，其中尤以俞樾、孙诒让、王念孙等人所论为精深。
四是从文学的角度论《庄子》。如宣颖的《南华经解》以为，庄子之文写景摛情有化工之巧，为千古一人。林云铭的《庄子因》对每篇庄文的宗旨、艺术技巧都进行了分析，对部分段落或章节的特色之笔有精炼的艺术分析。吴世尚《庄子解》以为庄文最为入情入理，高处着眼，大处起议，空处落笔，澹处措想。其他如张溥、金圣叹、胡文英、刘凤苞等皆注意到了庄文的文学特色。
明清两代的庄学研究，在解庄的方法上不仅继承了前代的各种解法，如以儒解庄、以佛解庄，而且又有所拓展，出现了以庄解庄及以易解庄。“以儒解庄”者，如徐曙庵《南华日抄》以儒家义理注解庄子思想；郭阶《庄子识小》以为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尽于《庄子》内篇；姚鼐《庄子章义》以为庄子之学出于子夏，亦即孔子门徒。“以佛解庄”者，如释性通之《庄子发覆》、释德清之《庄子内篇注》、方以智之《药地炮庄》、杨文会之《南华经发隐》等，以上诸家或以禅宗公案诠解庄学义理，或直接以佛理诠解庄学义理，饶有兴味。“以庄解庄”者，如罗勉道作《南华真经循本》，以循《庄子》本义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
上海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庄子集注》宗旨，以为旧注诸家或敷衍清谈，或牵涉禅语，或强附儒家正理，多非庄文本义，所以以先秦之名物典章训释《庄子》文句，多有价值。陈治安《南华真经本义》、林云铭《庄子因》皆以为《庄子》之大旨内篇已尽，而外、杂篇多与之相发明。王夫之《庄子解》则力图清除前人以儒佛思想对庄子思想的附会，而还庄子思想的真实面目。“以易解庄”者，如方以智《药地炮庄》、吴峻《庄子解》，皆以《易》理比附庄学义理，虽有牵强之处，然是庄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视角。当然，以上几种解庄方法，并非单一运用，有的则是几种方法兼而有之，如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即欲合儒释道于一家，方以智的《药地炮庄》则佛理、易理并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