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是庄子和他的门人及其后学所著，是战国中期到秦汉之间道家庄周学派的文章总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将《庄子》与老子的《道德经》视为道家和道教的宗经宝典。《庄子》成书以来，以其深邃的义理、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象、超脱的境界影响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传统文化，影响了儒家、佛教、道教等理论的发展。通常，人们将儒、释、道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而正是《庄子》的出现，才使得道家发展成为与儒、释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使道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了解道家学说，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了解《庄子》。
一《庄子》题解
（一）《庄子》的作者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曾任蒙地管理漆园的小官。他本来是宋国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齐灭宋后，齐与魏、楚三分宋地，蒙地属楚，故庄子为楚人。他往来于赵、魏各国间，与楚国关系较深，和楚威王、楚顷襄王都有往来。
庄子非常有才，与名家的惠施是好朋友，曾与惠施有过关于“有用无用”、“有情无情”的争辩，又曾与惠施在濠梁之上有过“鱼乐与否”的辩论。庄子还收有一些弟子，曾与弟子谈论“材”与“不材”的处世之道。
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庄子·列御寇》记载庄子“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即是说庄子居住在穷巷破屋之中，面黄肌瘦，以编织和卖草鞋为生。为了维持生活，庄子曾向监河侯（官名）借粮度日，又曾穿着补丁衣服用草绳系着破烂的鞋子去见魏惠王。
庄子虽然一生受贫穷之困，但他又安贫乐道，不慕权贵，淡泊名利，鄙视荣华。楚威王闻其贤，派人请他任楚相（令尹），庄子以“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为辞，坚决拒绝。惠施任梁相时庄子去会见他，惠施害怕庄子取其位而代之，便于国中搜捕庄子三日三夜。庄子见到惠施后，自比为发于南海而飞往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雏，而将梁国相位比为腐鼠，将惠施比为吃老鼠的猫头鹰。又有宋子曹商，以宋国使臣身份出使秦国而得车数乘，又因得宠于秦王而获车百乘。曹商以此炫耀于庄子，庄子却将之讥为舐痔而邀宠者。
庄子的妻子死时，庄子非但不哭，反而击缶而歌。在他自己临死时，弟子欲厚葬之，庄子却说他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殉葬，认为自己的葬具已经很完备了，表现出对死亡的从容与超脱。
庄子学识渊博，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又“著书十余万言”，用以反对儒家、墨家的学说。《庄子》中有的篇章是专门针对儒家而发，“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因为庄子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使道家成为一个与儒家、墨家鼎足而立的学派，所以后世以“老庄”并称，庄子也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二）《庄子》的内容结构
今本《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三个部分。全书内容比较复杂，内篇与外篇、杂篇存在一些差异。内篇文章比较整齐，每篇都有一个篇名，内容偏重哲学论述，义理深邃；外篇、杂篇每篇基本上取开篇两个或三个字作为篇名，主要是发挥内篇的思想。但外篇和杂篇在内容上又比较芜杂，甚至个别篇章语词低陋、内容平平。所以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著，外篇、杂篇则出自庄子门人及其后学之手。内篇可以作为研究庄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外篇和杂篇可以作为参考。现将各篇主旨概括如下：
内篇七篇
《逍遥游》第一：欲得身心逍遥自在，须突破一己形骸之限制与外在功名、利禄、权位之束缚，而其要在于无己、无功、无名。
文徵明书《逍遥游》
《齐物论》第二：是非之争皆起于一己之私心成见，以道观之，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齐一视之，如此则一切人与物皆有其存在之独特意义与价值。
《养生主》第三：行事须顺任自然条理，人能懂得此理，即能安时处顺，哀乐不入于胸次，而可以养生尽年。
《人间世》第四：处世之艰在于人际关系之纷争纠结，处世与自处之道贵在“虚己”与“无用”，如此则能周旋于乱世而物莫能害。
《德充符》第五：道归本心可超越外在形体之残疾与丑陋，和德充于内，自有形外之符验也。
《大宗师》第六：大道为万物之宗，万众之师，能体大道，则可天人合一、死生一如、安时处顺。
《应帝王》第七：为政之道，在于效法大道之自然无为，无心而任万物之自化，如此则可为帝王也。
外篇十五篇
《骈拇》第八：人的行为应合于自然，顺人情之常。滥用聪明、矫饰仁义的行为皆非自然正道，自然正道在于“不失其性命之情”。
《马蹄》第九：种种政教措施、政治权力都有违人之真性，人的理想生活状态应当自然放任，顺应自然天性。
《胠箧》第十：圣智礼法之设，本用以防治盗贼，却反被盗贼所窃，用为护身的工具，祸害民众。唯有绝圣弃智，毁弃礼法，方可止息大盗，天下太平。
《在宥》第十一：仁义礼法扰乱人心，为祸害社会之源，皆应弃之。而以无为治之，可使物各得其性命之情。
《天地》第十二：天地运作本于自然，人君之治亦应顺天地自然无为之规律而行。欲得大道应涤除贪欲智巧之心，以“无心”求之。
《天道》第十三：自然规律运行不辍，万物皆自动自为，圣人当顺自然而行，与万化同流，以无为治天下。
《天运》第十四：天地万物无心运行而自动，唯有顺应自然变化方能教化他人，礼仪法度应顺时而变，不可拘泥守旧。
《刻意》第十五：天地之道淡然无极，恬淡、寂漠、虚无、无为乃道德修养之最高境域，养心之道贵在守神而勿失。
《缮性》第十六：人心之欲多非本真，求荣华者必丧己于物，故戒去性而从心。修治本性之要在于恬淡与智慧交相涵养，如此则可反情性而复其初。
《秋水》第十七：事物之大小、贵贱、是非等皆为相对，并无固定标准，以道观之，万物齐一，故应突破主观之局限性与执著性，以开放的心灵观照万物。
《至乐》第十八：无为为至乐，而至乐者无乐。人生至乐在于超脱俗情欲望而内心恬和，面对生死应安时处顺，随任变化。
《达生》第十九：养生之关键在于养神，只有参透生死、抛弃名位、排除杂念、保持心地纯朴专一方为通达生命之情。
《山木》第二十：人之处世，材与不材皆可致患，唯有清心寡欲，虚己无为，抛弃权位名利之思，乘道德以浮游，顺乎天道自然，方可保生全身。
《田子方》第二十一：此篇内容较驳杂，主要有三。一批评儒家“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二论“哀莫大于心死”；三论得至美而游乎至乐之艺术心态。
《知北游》第二十二：此篇主要论“道”，道无所不在，但不可言说，不可闻见。体道之要在于精神凝聚，思虑专一。
杂篇十一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一切祸福，皆由心造，故心无利害之念，则物莫之能害。
《徐无鬼》第二十四：嗜欲、是非、名利等心理迷惑，致使人不能清静无为顺乎自然，解惑之方在于无知无为无言无求与遵循天道保持天性。
《则阳》第二十五：此篇言天下能归于道，则可天下为公而息争止乱，并兼涉宇宙起源及知识、语言之局限等问题。
《外物》第二十六：此篇言外物不可强求，谋虑智巧则伤自然之德，而应具宁静心态，并兼论得意忘言之旨。
《寓言》第二十七：述《庄子》一书之语言特点——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让王》第二十八：主旨在于阐述重生思想，以辞让王位诸事明贵生之旨，以治身为本，以治天下为末。
《盗跖》第二十九：借盗跖之口抨击儒家礼教规范及俗儒富贵显达之观念，主张保养自然之性情。
《说剑》第三十：记庄子劝止赵文王好剑之事。
《渔父》第三十一：主旨在于阐扬保真思想，并批评儒家礼乐人伦之观念，倡导谨慎修身，保持本真，使人与物各还归自然。
《列御寇》第三十二：本篇内容较为驳杂，主要在于阐述忘我的思想，反对雕琢矫饰，倡导纯任自然。
《天下》第三十三：以道术分裂为方术之学术史观，遍评先秦各家学派。
以上是《庄子》各篇的大旨，为了从总体上把握其思想，我们又可将《庄子》的主体思想概括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道”论。“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庄子》直接继承了老子《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也把“道”作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和依据，但“道”本身却无形无相，不可听闻感知。“道”的本性是自然，即自然而然，同时“道”又具有绝对性（“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唯一本原，而其自身却自本自根）、永恒性（“道”自古长存、无始无终）、普遍性（“道”遍存于万物之中）和无目的性（“道”无意志、不主宰支配万物）等特征。人们只有通过“心斋”、“坐忘”、“虚静”、“凝神守一”等修养工夫才能与道体合一而把握大道，这时“道”就不仅是人对普遍的、永恒的宇宙发展规律的认知和体悟，而且内化为人的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第二，逍遥观。逍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庄子》认为，人存在于天地之间，总会受到特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主观上讲，人经常处于对名利、权位等的追逐之中，又常常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是非、对错的纠缠之中；从客观上讲，人受到生死的时限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制约与束缚等。这些限制使人时刻处于一种关系网中而遭受到内在与外在的压力，这也是人不自由的根源所在。人要获得绝对的自由，只有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使自身突破自我和社会的限制，从主客观的关系网中超脱出来，从而达到“逍遥乎无何有之乡”的精神自由。所以，《庄子》所说的逍遥，就是一种超越的、无拘无束的心灵自由状态。
第三，超脱的生死观。《庄子》对生死问题作了深刻的思考，其生死观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而使人获得自由。《庄子》从三个层次上探寻了超越生死的三种途径：一是将生死归结为“时”与“命”，即生死是时势使然和命定的，不可改变，所以面对生死应“安时处顺”；二是将生死看作是气的聚散，气聚则为生，气散则为死，所以生死只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三是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工夫而与“道”合一，从而达到忘怀生死的超越境界。以上三个方面，都是让人以一种超脱的心态看待和面对生死，从而摆脱世俗生死观念的纠缠而获得一种平和的心境。
第四，万物齐一的平等观。《庄子》认为，世间的是非争论、万物之间的差别，都是来自人的“成心”，都是人的一偏之见，如果从绝对的、超越的“道”的角度来看待万物，则万物都是齐一的和平等的，万物无所谓好坏美丑，其间的一切差别都可消融在大道之中。所以《庄子》中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道通为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但是，《庄子》万物齐一的平等观，并不是要取消和抹煞万物之间客观存在的种种差别而齐同万物，恰恰相反，它正是看到了万事万物存在的种种差异性，而以一种超越差别的观点来观察万物，以此来确认万事万物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第五，无为反朴的社会观。《庄子》的社会观立足于对人类社会文明副作用的深刻反思，揭露和批判了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而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仁义正是使人性堕落的根源，“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徐无鬼》），儒家的仁义规范已经蜕化为统治者争夺权力的工具，从而出现了“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胠箧》）的异化现象。正是基于此，《庄子》以其自然哲学为基础，批判了君主制度的危害，在政治上倡导顺应和保持人的自然本性的无为政治，并提出了“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而主张返归于可以避免文明困扰的原始自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