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也是曾国藩早年在涟滨书院的同学，和老曾一样也是翰林出身，两个人是真正的铁哥们儿。这一年郭嵩焘也是母亲死了，在家守孝，但在局势面前，他的态度和老倔头子曾国藩截然不同，却和江忠源一样，自己主动跳了出来，跑到张亮基那里去出谋划策。正好张亮基告诉他自己打算请老曾出山，郭嵩焘是曾国藩的知己，知道这家伙倔，肯定不愿意出来，于是自告奋勇跑来劝说。
郭嵩焘一上来就大骂洪秀全，说国家不幸，出了这样的妖孽，只有治世能臣才能收拾得了他，当今朝中大多是些废物，只有曾国藩可以和当年的林则徐相比……说了一大套，可曾国藩连眼皮都没抬。
曾国藩这人有个特点，从来不吃捧。而且是你越捧他，他越警惕你。
郭嵩焘也知道他这个“毛病”，所以不再说好听的话，而是告诉曾国藩，他在北京的好朋友周寿昌来了信，说朝廷里的内阁大学士肃顺和恭亲王奕都在向咸丰皇帝极力保举曾国藩。
这倒是真的。肃顺和恭亲王都是满人里拔尖儿的聪明角色，这两个人一起举荐曾国藩，足以说明朝廷对老曾的重视。现在有周寿昌的亲笔信在眼前，曾国藩不信也得信了。
接着郭嵩焘又拿儒家思想说事儿，大骂洪秀全，说他起事以来，崇拜上帝，迷信《圣经》，与儒家思想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堂，砸孔庙，杀儒生，烧毁儒家经典——有时候嫌烧书麻烦，就直接扔进粪坑里。文人学子无不切齿痛恨，这个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应该立刻站出来，不然就要为天下的读书人耻笑了。
一番话说得曾国藩低头不语。郭嵩焘见已经有了七分功，马上溜出去找到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让他来劝劝儿子。
此时曾国藩的那位“笨蛋”父亲父凭子贵，已经是湘乡著名的乡绅，而且是湘乡县民团的挂名“团总”，他一出来，自然是劝曾国藩“移孝作忠”，先去为朝廷效力。
曾国藩一声不响又自己琢磨了好半天，拿起桌上写了一半的奏折撕成碎片，然后给张亮基回信，答应立刻去长沙筹办团练。
眼看着几股劲儿拧到一起，终于把曾国藩这头倔犟的老牛拉回头来了。
4．杀人的“曾剃头”
事实证明，曾国藩早先不肯出山时的种种顾虑，全都事出有因。
首先，这个文人真的不会打仗，自带兵以后屡战屡败，几次险些死在外头，其艰难危险，真是让所有人都捏把冷汗。
其次，团练和正规军、地方官之间的摩擦真的很严重，互相倾轧，明争暗斗，见死不救，什么邪乎事儿都出。曾国藩那位好学生江忠源，就是被满洲权臣、陕甘总督舒兴阿所害，窝窝囊囊地死在了庐州。
最后，办团练所需要的经费一直无法解决。随着团练规模扩大，乡勇越来越多，饷银也越来越吃紧，曾国藩只好一边加征“厘捐”以充军饷，同时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湘军屠城抢劫，这才好歹把战局维持下来，可也因此弄坏了自己的名声。
说实话，朝廷让曾国藩这么个体弱多病的书呆子文官去办团练，纯属赶鸭子上架。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眼下曾国藩这只“笨鸭子”已经下了决心，要为了朝廷而学会“飞翔”——就算不能马上展翅高飞，至少要立刻开始挓着膀子扑腾！
十二月二十一日到长沙，一刻也不休息，立刻去见巡抚张亮基商量时局，决定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搜拿土匪”，于是马上雷厉风行地搜了起来。
其实在曾国藩内心深处早就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很看不惯。但和那些看不惯社会时弊又束手无策的普通儒生不同，曾国藩是个精读“二十三史”的家伙，他把历史上那些大人物、大事件、大应变、大谋略都读得滚瓜烂熟，掰开揉碎，全吃到肚里去了。
于是曾国藩就按照封建社会自古以来的“残酷法则”办起事来了。
听过这副对联吗？“民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炉真如炉”。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乱世，有治世，甚至有“盛世”，可不管是什么世，“人权”两个字，从未被统治阶层提起过。在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封建帝国中，一个老百姓，只有三条路可走：一、踏踏实实做个默默无声的小“草根儿”，交捐完税，任人摆布，至死也不反抗；二、读书考功名，当官，往上爬，脱离“草民”阶层，闯出一条官路来；三、一咬牙一跺脚，下决心去和官府、和那如炉的王法碰撞，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
“治乱世用重典”，这是封建社会统治草民的不二法则。连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在蜀国都是用这一招治理百姓，难道曾国藩这个书呆子能超越两千年来的所有“老前辈”们，另辟蹊径，找出一条治世的“新路”吗？
可是“残酷法则”到底残酷到什么程度？“官法如炉”，这炉里的温度要达到多少度才能拿来“炼铁”呢？
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二日，已经坐镇长沙开始抓人杀人的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太平军杀进湖南，凡入天地会的大半跟着他们走了，但还是有些‘余孽’没有走光。此外还有所谓的‘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这都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地方官深知‘会匪’难以控制，都不想在自己任内引发大规模动乱，所以都尽力掩饰糊弄，以使自己在任职内能安安生生。结果积累了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留下了几十年早就该杀而未杀之人，任其横行，所以酿成了今天的巨寇。”这一堆话说得对吗？
完全不对。
曾国藩把整个国家的所有弊病、所有责任都推到草民身上去了，对地方官，他只是指责这帮人不够“狠”，却没有一个字触及朝廷，触及上层。倒不全是因为曾国藩胆儿小，不敢往上捅，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两千年来不管封建朝代如何更替，封建制度本身却几乎没发生过变化，既没出现过新的思想，更没进行过有意义的尝试，所以那时的中国只有一条道路，一种选择，曾国藩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好照着以前的法子办。
怎么办呢？
曾国藩说，那就这么办：“以臣的愚见，想要纯粹使用重典以铲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臣就算得一个残忍严酷的恶名也在所不惜。”像历代封建酷吏一样，曾国藩给“草民”们（至少是湖南省的草民们）指了三条路走：一、统一思想，和曾国藩一样想事情，然后跟曾国藩携起手来，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二、什么也别想，像一头牛一只羊那样傻傻地活着，做个安生的“良民”；三、不肯安生，非要有想法，却又不能和朝廷的思想统一。对这种人嘛，老曾可就不客气了！
首先，曾国藩在长沙建立了“协办团练大臣公馆”，说是公馆，其实是个衙门，以这个衙门为核心，在全省各州县建立起能听命于官府的乡绅民团。
有了这间衙门和这群民团，曾国藩就可以不通过湖南巡抚直接在全省各州县发布命令，张贴告示，实际上成了独立于巡抚衙门之外的“第二巡抚”，而这个“第二巡抚”只管一件事：治安，只有一种手段——杀人！
在曾国藩的协办团练大臣公馆里设有一个“审案局”，有权把各地的案件全都调来审讯。同时曾国藩又对下级州县发布了《与湖南各州县书》、《与湖南省城绅士书》、《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下令：凡是平时横行乡里不干好事的，或者有偷窃恶行的，“造谣惑众”的，可以由当地民团的团长、宗族的族长出来惩罚，轻则按族规收拾，重则可以杀掉。那些打了败仗的逃兵经过乡村时如果劫掠乡民，格杀勿论。土匪恶棍持械抢劫的，格杀勿论。如果有大股的土匪啸聚山林，地方上能办的在地方办理，地方上解决不了，可以派人来长沙，或者去找巡抚衙门，或者来找曾国藩，一接到消息，立刻派兵过去镇压。
这道命令一下，湖南全省各地所有乡绅民团全都放开了手脚，大家一起杀起人来了。
要说杀人杀得最凶的，还得说是曾国藩的“审案局”。
从他这道凶恶的命令下达之日，湖南各地的民团就不断把各式各样的“人犯”捆送长沙，交给他处置。对这些抓来的人，曾国藩哪有工夫一一细审，而且他为了立威，也根本不打算细审，只问那些押送的人：“这家伙犯了什么罪？”听得罪大些，立刻就杀，罪稍轻的也一顿板子打死，那些够不上死罪的就随便抽上几百鞭子关起来，大多数也就这么死在牢里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曾国藩总结出两句话来，叫做“捕人要多，杀人要快”。
很快，有人出来告发，说安化县有“串子会”聚众闹事。曾国藩马上命令湘乡县令朱孙贻、安化县令李逢春带了兵马杀过去，当场抓了九十多人，不久又抓了四十多人。这些人被押到“审案局”后，全都不肯招供（估计其中很多都是被冤枉、误抓的），曾国藩也不管这套，先后把这些被抓之人杀了六十七个，在狱中折磨死三十六个，另有四个判了“永远监禁”，不过以审案局刑法的残酷，估计“监禁”不了多久，也就都死了。
眨眼工夫，在曾国藩手里就断送了上百条人命……由此，曾国藩得了个响亮的外号：“曾剃头”！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毛骨悚然了。可曾国藩自己却不这么想，旁人对他的“误解”使他相当“委屈”，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三个月时间才杀了五十来人，也不算很多嘛。和古代那些凶狠的官吏相比还不如人家呢。这都是官府长久以来对老百姓太客气，所以我这些“平平常常”的手段才被别人视为严厉残酷了。这还是那个闷头闷脑书呆气十足的曾国藩吗？
是他。
关于曾国藩杀人的事，人们往往持有两种态度，不喜欢曾国藩的人把这些事大肆渲染，骂曾国藩是恶魔、活阎王。那些喜欢曾国藩的人则每每谈到这个问题，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笔带过，甚至连一笔都不带，假装没有这么回事儿。
曾国藩那异乎寻常的凶残到底因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说得透。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个大什么……大蟒？当然不是。
不消说，是个“大儒”。
提到儒，大家习惯想到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科举制度，或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是“儒”吗？
是儒，是儒的一部分。
儒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不但包括学术、思想，它还是一种统治工具。
作为封建帝国的统治工具，它必然有其残酷无情的一面。
儒，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它必然牵扯到一个“解释权”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平时偶尔会提起的“道德制高点”。
不仅儒，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任何一种道德标准，都有它自己的“道德制高点”，而所有人总是希望自己能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为了证明自己现在已经站在这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而这一切手段中，就包括杀人，杀死与他们心中的道德标准相对立的人。
为了维护“道德”而疯狂杀人，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大通病，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只要是人类聚居的地方，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封建时代的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要求它的信徒要对帝王和伦理纲常等表现出绝对的忠诚，曾国藩甚至把这种忠诚称为“血诚”。
血诚，用自己的血去表示忠诚。对自己尚且如此，那么对那些触动了封建统治，“打乱”了伦理纲常的“敌人”们，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击呢？
这种绝对的忠诚和服从，使得人们根本不珍惜别人的生命——不要说别人的生命，儒生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毫不珍惜！
看看曾国藩就知道了。在后来和太平军作战失败后，他屡屡选择自杀，而在延续两千多年的整个封建时代，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而选择抛弃生命的儒生更是多如牛毛，这些官员，这些儒生，对自己的生命都毫不珍惜，这种人杀起人来，当然异常凶残，甚至完全灭绝人性。
这就是曾国藩凶残的主要原因。
没办法，曾国藩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他的时代，除了“儒”以外，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可供他参考——不但曾国藩，连他的对手太平天国，也没有新的思想可以参考。最终太平天国走向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摒弃了“儒家思想”之后，又找不到新的理论基础来替代，结果太平天国上层人物的思想出现了极大的混乱，正是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引发了一次次的内讧和内乱。
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想让曾国藩这样的人打破旧局面，跳出旧环境，走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这不现实。
所以我觉得后人实在没必要苛责曾国藩，只要知道他曾经极度凶残，也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残，并引以为戒，也就够了。
今天，儒家思想已经不再以“统治工具”的面目出现了，它那凶残嗜血的一面也就基本消退了，剩下的只是哲学、艺术，是做人做事的各种道理。以至于我们听到“儒”这个字眼儿，会本能地感觉亲切、温暖。
社会在进步，人类社会中那曾经的野兽般的“残忍”，正一步步远离我们而去。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管有多少缺陷，无可否认的是，它是人类史上最灿烂也最温情的时代；我们也许会在生活中遭遇种种压力和挫折，但不可否认，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