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口工作时，每隔两个月左右总会犯一次病，要十天半月才能好。这风湿疙瘩学名叫荨麻疹，我们俗称风湿。虽然不是要命的病，但犯起来浑身奇痒难挨。忍不住搔一二下时，皮肤表面的风湿疙瘩往往会连成大片，痒中带痛，痛苦不堪。
小口公社卫生所有一名老中医，姓王，五十多岁。胖胖的，白净面皮。他很敬重我的父亲，对我的病特别关心。吃了几服药效果不明显时，特别给我的药里加进了一味犀牛角，两剂药花了三元多钱，这在当时相当昂贵了。可能他以为我既然是教师，药费一定可以报销。殊木知我却是个假期没工资，除了每月三十元夕卜，无任何福利待遇的代课教师。吃完了那两服药依然无甚效果。
那一个冬天犯病正厉害时，心里烧得难受，特别想吃冬果。小口的枣树很多，梨树却稀罕。石老师帮我从石滩一元钱买来一斤小冬梨。当时在农村一斤冬果一元的价格是很贵的。那果子香甜可口，冰冰的，吃起来舒服极了。因为个头小，一斤差不多七八个，居然让我一口气全吃光了。冰凉的小冬果虽然吃得心里很舒服，但吃下去后，我感到口唇、舌头以及胃里都出了风湿块似的发麻发木。
我的家乡糜子滩也有冬梨，我们叫大果子，小冬梨叫小大果。在兰州时，那里的冬果和软儿梨、百合一样，都是特产。应该说，冬梨、小冬梨是我从小就多次吃过的了，但都没有在小口吃的那一斤小冬梨留给我的印象深。或许与有病特别想吃有一定关系，但那梨的品质确实是一流的。王建理告诉我，小口的泉水好土质也好，那里的小冬梨吃起来不比哈思梨差，要说差别就是咬开的果肉表面放置后比哈思梨要红一些。
后来，有一位老乡告诉我一个偏方，他说荨麻草的根熬上喝可以治好风湿。
第二学期“五一”放假，我回了一次城。返校时坐班车到水泉，一齐下车的人里有个县药材公司的曹大夫。这个人我在药铺里早就见过，但不知道他姓啥。他最早是在西关瓮城子药铺里抓药，后来成了大夫。现在是药材公司的中医。
曹大夫是去石门、小口、永安堡一带山区调查和收购中药材的。正好和我同路，而且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去石门的。一路上说着话，不觉到了三角城。
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路，又饿又渴，打算去老乡家要点水喝，吃些干粮，休息一下再走。
我们来到离大路不远处山脚下的一户人家，一位老汉迎了出来。听说是去小口的老师和城里来公社收药的大夫，老人把我们让进了屋。
就老汉一个人在家。他生着了放在地上的小火炉，给我们烧开水，一边和我们说话。利用这个空隙，我拿起画夹子给他画了张速写像。老人一看又惊奇又高兴。他急忙客气地把我们让上了炕，拿来了炕桌，端出了油麦子炒面，还要为我们煮茶。实在推辞不过，我们用开水拌着一人吃了半碗炒面，又喝了些茶。
曹大夫向老汉了解附近山里野药材的情况时，我想起了荨麻根的偏方。我问老人附近有无荨麻草，他说多得是，问我找那咬人的草干啥用。我向他和曹大夫讲了治风湿的事。这个偏方曹大夫没听说过，他让我试试看。
出门时，我请老人带我去挖几棵荨麻草根。老人指着他家用石块垄起的半截子围墙头说：那就是荨麻。只见那墙头上晾着许多草，叶子已经蔫了。原来，他家山里自留地旁长了很多荨麻，那东西沾着便咬人，挡在地埂上很不方便。正巧前几天老人挖了不少回来搭在墙头上，晒干后当傻坑柴草。他帮我剁去叶茎，捆了一捆子荨麻根。
不久再犯病时，我便熬着喝。让这种病折磨了多年的我，想一下子能除了病根，便给药锅里多放了些荨麻根。谁知不但没效果，喝了后头忽然疼了起来。懂中医的石兴存看了看我的药锅，说不要紧，是荨麻根放得太多了，属轻微中毒。
荨麻根也没能治住荨麻疹。
暑假过后，我被派往仁义小学。出风湿的病仍然按照它的规律周期性地发作。
仁义公社卫生所有三名大夫，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位高个子的姓陈，家在仁义周边不太远的一个山村。他是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大学生，学兽医专业。大学毕业后，分到青海一个大学兽医系做助教。生活困难时，他挨不住饿，丢了工作跑回家。现在既当兽医，也给人看病。他学业扎实，不但牲口看得好，给人看病也往往药到病除，颇爱群众欢迎。只是由于从大学不明不白地回了家，又是一种大咧咧的性格，似乎不被领导所信任。
我向这位兽医出身的陈大夫讲述了我患病的前前后后，让他看了胳膊上大片的风湿疙瘩。他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小药瓶递给我，轻松而自信地对我说：“你喝喝这个，我想就治住了。”
那药叫百喘朋，主治咳嗽气喘和荨麻疹。主要成分是苯海拉明和麻黄素。过去西医给我开的药里大都有苯海拉明，喝过药发迷瞌睡，可从没治住过我的风湿。所以我对陈大夫给我的百喘朋并没有重视。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喝了百喘朋时间不长，我感到脑子有点发直发木，身上有些发冰，一点也不痒了，风湿挖瘩全都下去了。再出来时，我便再喝，喝了药便会下去。害了五六年周期发作的风湿痼疾，喝过西药片和正方、偏方的中药，也扎过针，打过静脉注射。但像这样立即见到明显效果还是首次，我一下子有了信心。虽然以后这病还是周期性地发作，但只要喝百喘朋便见效果。逐渐地发作周期拉长了，每次患病的时间也在缩短，病情也逐渐轻微。一两年后便不再犯了，基本上除了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家在北滩的一位亲家去世，我去吊唁送葬。是初冬的天气，刚刚下过一场雪，北滩的风很大。那天上午在一个窑院里举行仪式，让风吹了好几个钟头。回到家后，近三十年没再犯过的风湿病又复发了。去了多家药店都没有百喘朋，卖药的说多年没有这种药了。找医生开了些近年出的治疗荨麻瘆的新药喝，效果也不佳。后来小女儿彦芝在一家小药铺见到百喘朋，赶紧买了一瓶给我送过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小瓶瓶，是一种比较大的普通药瓶包装。喝了后虽有效果，但也不如原来那样灵了。幸运的是那次犯病仅仅一年多便好了，后来再没有复发过。
想起那位兽医出身的陈大夫给我介绍百喘朋时很自信的口吻，以及在我身上发生的奇效。我不知道是碰巧了，还是他认准了病与药的关系。但无论如何，确实是他治住了我的风湿病。
2005年6月5日
仁义记事
安韦代课结束后，我把行李带回了家。秋天，又被派到离安韦不远的小口学校，只得再从城里往下拿行李。小口代课结束，我吸取了教训，回家时没带行李，决定开学有了去处再来取。新学年果然仍被分到下河，而且是比小口更边远的仁义小学。
仁义也在河沿上，由小口去仁义，坐羊皮筏子顺流而下，比走山路轻松快捷。尤其还带着行李，我便决定走水路。
开学时，我赶到小口，学校同仁和公社领导帮我联络好几位去仁义的老乡，一起雇了两副羊皮筏子联在一起，告别小口出发了。
从小口到仁义二十多里的样子。中途也有一段险要水域，那里河面上浪头迭布，远处望去宛如弓着背的猪群。便起名一窝猪。和上游的洋人绕手、观音崖、双漩同为黄河上远近闻名的险恶之处。
羊皮筏子快到一窝猪时，便开始有了起伏的感觉，那远看像猪的浪头离我们越来越近，到跟前足有两米高。筏子随着浪头抛起来又跌下去，我们双手紧紧攥住排杆子，任凭筏子在大浪里颠簸。两位中年筏子手凭着他们多年的踏浪经验，驾驭着双联筏子终于漂出连续不断的浪群，顺利地越过了一窝猪。回头望去，刚才还呼嘯翻腾的大浪，这会儿0然是一窝弓着背的猪，在上游向我们哗啦啦地大笑着，越来越远。
当了四年代课教师，换了四个乡村小学，仁义是其中最大的也是最边远的一处地方。黄河到这里由南北流向转变成了西东流向。仁义的下面是大庙，大庙下面是黑山峡，黄河穿过黑山峡流人宁夏地界。和仁义隔着河相望的是景泰县的五佛寺。
仁义滩东西呈长橄榄形，北临黄河，南西东三面环山，交通极为不便。从山路上走几十里到川口或论古才有去城里的班车。每天一趟还是隔日一趟现在已记不清了，反正回一趟城大都要两天时间。我也曾跟着别人一起去到碱水煤矿搭乘过拉煤卡车，也要走很多路的。
坐羊皮筏子过河到五佛寺，有班车去景泰县城所在地大芦塘，再换乘去一条龙的班车，然后坐火车到狄家台，狄家台有一趟去靖远的长途汽车。那时候火车与汽车搞联运，叫一条龙。夏日天长，我曾由景泰这一路走过一次，当天傍晚就回到了靖远县城。
在景泰县等车时，碰见了小学老师冯树英。冯老师在靖师附小给我们上过自然课，知识渊博，口才生动幽默，深受学生欢迎。他瘦瘦的，有点老学究的样子。虽然隔了好多年，我还是认出了他。冯老师说他早已改行当中医了，在景泰县医院工作。
回到仁义学校，我说起他，当地老师都知道，说他是景泰县的名医，好像还是县医院院长。
前些年我去景泰县下乡，打问冯老师的情况，才得知他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含冤身亡。闻之让人心悸。
仁义分为仁和与义和两个大村落。学校在仁和，离公社不太远。
公社设在一个老式四合院里，我们曾多次去院子里参加公社召集的大会。不久前见到一本文图并茂、印刷精良的介绍靖远的书，书名叫《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一靖远》。是副县长高财庭主持编辑的。书内古迹栏里印有这个四合院的两幅彩图。简介如下：
四合院是清代代表性建筑物之一。位于双龙乡仁和村发裕堡内，距离县城约130公里。始建于清代中叶，房屋为砖木结构，北堂屋三间，屋檐为卷棚式，四明柱；南堂屋三间，东西房各六间，均为七明柱；西南角有木结构绣楼两层六间，大门影壁为砖雕，刻工精细，清静淡雅，古朴厚重。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时隔四十年，同样一个院子，当年公社一级的政治中心变成了县级文物古迹。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学校的本地老师里，两位本家堂兄弟的张老师家在仁和，陈老师、唐老师和教体育的王老师家在义和。
仁义村子大，学校也大，一共十几名老师。校长包忠亲，高高的个子，十分精明能干。外地的公立老师能记得起的有中堡的包老师和砂梁的高继岳老师。
高继岳是师范一年制新分配的毕业生。一年制是招收高中毕业生的教师专培班，设立不久，高继岳他们是第一班。当时在师范工作的二哥和三哥也曾建议我报考一年制，好谋求一份正式工作。因后来开始的“文革”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高继岳住在我隔壁房间，是我在仁义小学关系最好的同事。他为人厚道温和，说话慢条斯理地，从来不和人发脾气。他有一个贤惠漂亮的妻子，曾来学校住过些日子，待人接物深得大家赞扬。
高继岳兄弟二人，哥哥在家劳动，继岳在县城上学。周末回家，哥哥在圈里出粪，弟弟便进去抓住锨把让哥哥出去歇歇，他来干一会儿。哥哥却说：
“你在学校难得回来，去陪爸妈说会儿话，这点活就让哥干吧！”继岳不成，便会推来拉去的。最后兄弟俩谁也不让，只好又说又笑地一起干了起来。
这是我去他家时亲眼见过的场面。听二位老人说，兄弟俩经常这样。他们二人对父母十分孝顺。高妈妈有病时，继岳用自行车驮着去看医生是经常的事。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家尊老爱幼，兄弟和睦，媳妇贤惠。堪称和谐家庭的典范。
“文革”以后，高继岳调到新华书店工作。我结婚后，两家人还曾有过来往。
两位张老师中，堂弟张映南是民办老师，也喜欢写字画画，性格十分文静。去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是见到我的画集，上面有电话号码。他也已退休，定居在县城里。突然听到几十年前老同事的声音，真让人兴奋。我打算去县城时专门看看他，却因忙忙碌碌至今尚未见面。
仁义小学有教师食堂，做饭的是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姓张。我们几个年轻老师都叫她张妈。每隔一段，上灶的老师便轮流帮张妈去水磨房磨面粉。除了来回拉车子，我们也帮张妈搭麦子罗面。小时候在家乡多次见过的是驴拉石磨，除了搭麦子、揽面外，还要不时“喟！喟！”地喝驴，不然那畜生便会磨蹭着偷懒。在水磨坊磨面，自然无需毛驴了。
除了水磨外，仁义的其他环境和物产都与老家糜子滩差不多。
有麦子、黄豆、
玉米，也有很多果树，而且有很大的梨树。
我托同事帮我到老乡家买了几块梨木板，请木匠刨光后，便兴冲冲地刻起了木刻。
由于处女作《枣园丰收》的缘故，我在通信中结识了晓岗先生。他的木刻《草原巡医》曾在全国版画展上获奖，是著名的青年版画家。过去跟宁里先生交往时，就喜欢上了木刻。这时有了晓岗先生指导，我便想在版画上努力一番。
我那次一共刻了三幅木刻。当时文联正在筹备甘肃省业余美术展览，我将木刻作品寄给了他们。放寒假时，县文化馆转给我一份省文联寄来的展览目录，我的三件作品全部人选展出了。
一九六四年我的国画处女作入选省美展，一九六五年又有三件木刻在省业余美展入选。连续的成功给了我很大鼓舞，我暗下决心，力争参加省上举办的每次画展，逐步向西北乃至全国美展冲刺。当时我还真有了几分雄心。
只要没事，差不多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背上画夹子去村子周围转悠，找机会画人物和动物速写。也曾应邀为乡亲们画过像，记忆最深的是为一位军属画信封里装的肖像。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刚起床，校长便领来一位老乡，说是义和村的，专门来请我去给他过门不久的儿媳妇画像。他说儿子结婚三天就当兵去了部队，前几天来信要一张媳妇的照片。这地方离县城很远，偶尔有景泰那边过来串乡照相的，那也是一年半载来一次，没个准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们便想到了我。
那老乡四十多岁的样子，他恳切地说：“大家都传着，城里来的苏老师画啥像啥，天上飞只鸟，看一眼就画下了。想请老师给我们帮帮这个忙。”
看着他那张淳朴的脸，满含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想到那位远离家乡的年轻军人对新婚妻子的思恋之情，我的心被打动了。尽管要画信封里装的人像对我来讲是个新课题，我还是背起画夹子跟着老乡去了他家。
要保证画得像，需要认真观察，近距离面对年纪轻轻的新媳妇，一开始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可那新媳妇却并不羞涩，她坐在我对面，一双大眼睛明澈而坦然。我很快便进人了角色，整整费了两个小时，画成了一张五寸照片大小的铅笔素描像。看着她们全家欢喜的样子，我的内心充满了无可名状的幸福感。
这件事很快便传开了，听说远在川口的区上领导对我用画笔为军属服务也表示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