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一件新衣服，刚开始会很珍惜地穿。搬进一个新家，刚开始会很勤快地打扫。开始一段新假期，会一分一秒地小心翼翼地过。换一个新工作，会迅速改正往常因为拖沓怠惰懒于改正的错误，一砖一瓦扎扎实实地垒造新的生活。
进入《第一财经日报》的第一个月，我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就是不疾不徐，扎实打造基础，倍加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在《楚天金报》的三年，无论如何都会有些时日，明明还未对一个问题思考透彻，采访透彻，就霸王硬上弓，写了再说。事后也疏于补习，潜下心来钻研，往往急忙直奔下一题。来到《第一财经日报》，进入新世界，心情也为之“一新”，第一件要下定决心更正的，就是决心改掉以往陋习，为成为一个扎实的财经记者而付诸确实的努力。
和三年前刚刚入职《楚天金报》一样，我每日早上九点就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读报”。其实，办公室内的目光压力颇大，最上上策，应该是能马上上手，报题写稿，而不是坐在办公室一杯茶，一张报。不过，我想一财的头儿们，都是聪明人，知我水平，需要熟悉报纸后，才能给力，万不可霸王硬上弓。
从早上九点，我便开始仔细阅读着每一篇报道，仔细琢磨着文中每一句话如何来，采访了谁，字里行间的逻辑，文章的新意。
所谓“心”这个东西，就像一只雏鸟。如果对心而言，这个世界还存有未知的角落，还有值得张开嘴，嗷嗷待哺的新进知识，那“心”就还“年轻”，对未知的未来还有殷殷渴盼。刚进一财的我，从早上九点坐到晚上七点，八点，九点，丝毫不觉得累，就是觉得，这个世界还有自己敬畏的天地，急等着自己去发掘。
不过，快节奏的媒体，“耐心等待”永远是奢侈品。只记得还是第一个星期，编辑便开始丢题，从最初的企业公告稿开始写起。只记得发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第一篇稿件，是在夜里回家后已经9时多，编辑打来电话，立即对一家酒业公司新发布的业绩公告开写。短时间内解读公告，虽然以前在《楚天金报》时已有训练，但内心里总想着“公告里一定藏着某种玄机”，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解读了，再加上是“第一财经”，万不可毫无技术含量地随意来，于是“下第一笔好难”。颠来倒去约莫半个小时后，我交了稿。结果还是一篇普通的公告稿。第二天匆匆跑到办公室一看，约莫一百来字，活生生一个豆腐块而已。不过，望着印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名字，还是足足望了好久。
随后的三个星期，我开始逐渐承担起各种写稿任务。可能与《楚天金报》时力求每一条新闻原创不同，《第一财经日报》当然也重视原创，另外它也重视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整合，从中力求发现不一样的视角，用不一样的叙述角度，相当于“二次加工”，刚开始时，我对此是很不习惯的，总僵硬地认为，事实只有一个，为何要“颠来倒去”地把弄文字，另造新意呢？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当初“道行不深”。同时，自己作为一位新闻人，也开始对媒体上公布的资讯有了更多的“戒心”，因为每一个新闻产品，它都真的受舆论环境，媒体隐形立场，记者本身的立场偏差与知识局限所限制，不能完全不信它，也不能完全相信它，不管从外表上看来，它是多么“高大上”的媒体。虽然这在不少人看来是常识，但我带着疑问去论证，去印证，到真正说服我，却花了不少时间。
第一个月在隐忍中度过，我始终坚持按着自己的节奏来，不管外界有多少“催促”。终于在临近国庆节前夕，我的积累有了一次爆发。
一日午后，我在对娃哈哈的业务进行研究后，向娃哈哈集团发送了一封采访提纲，欲对娃哈哈童装进行采访。不少人了解到娃哈哈是一家饮料公司，但它的确也有童装生意。这让我诧异。于是，逮住娃哈哈童装生意正迎来“几十周年庆”这个契机，我向它们发送了一封邮件，没过几天，就得到了娃哈哈总部的回音。对方给我安排了一位采访对象——娃哈哈总经理宗庆后的独生女，被认为是娃哈哈接班人的“宗馥莉”。外界对她是充满好奇。我将这个采访消息告知部门，部门都颇为重视。
终于，在国庆节开始放假的前两天，我赴杭州娃哈哈总部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首富千金”。
在此，我无意对这位名人进行过多“着墨”。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杭州娃哈哈的总部里，眼前的宗馥莉，穿着朴实，无名牌傍身，化有淡妆，思维敏捷，语速飞快。虽然我提纲写的是“关注娃哈哈童装”，但机会难得，总部授意我采访人物，关注“娃哈哈”接班问题。与宗见面后，提问围绕童装展开，但时不时会插进她与父亲宗庆后之间相关的问题，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她也会“说一点料”，不至于我无功而返。
我个人感觉采访是成功的，和娃哈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回上海后我顺利写稿，为了维护关系，按照约定，新闻发布前给娃哈哈过目，以检查是否有疏漏之处。这样做虽然“一财”不许，不过在征得部门头领同意后，我也给娃哈哈过了目，希望能建立良好关系，“做长远生意”。不过，即便在这样的小心翼翼中，最后稿件发布，对方还是有两处不满。
一是原本约定当主文的为“娃哈哈童装”。但年销售值才区区2亿元的娃哈哈童装，实在不适合做版面主文，部门头领一身令下，描述娃哈哈“二代”接班人的稿件从辅文变成了主文，“童装”变成了辅文。娃哈哈公关觉得，这违背当初合意，对此我也是无可奈何。
二是宗馥莉的报纸写真用的是老照片，那时宗馥莉脸颊微胖。公关说“宗毕竟是女性，对形象颇为在意。现在她已成功瘦身，要是用新照片就好。”
对此，我表达了“不好意思”之感。不过，自那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与娃哈哈的蜜月关系没有持续。
娃哈哈的这篇，让我在一财部门内小小地“提升了存在感”。从武汉来到一财，无非也就是周五在武汉，周六坐动车来到上海，周日就来上班的简单，从工作的方法到模式，几乎也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但身入“一财”旗下，一些不同之处，还是开始慢慢显现。
最重要的是，《第一财经日报》在上海滩以及全国的名气，从一个地方“小报”到一张全国性“大报”，出去采访时，自身的底气还是有不少提升。同时，受采访对象一听到一财的名字，多少也会有几分可气。同时，我的视野顿时开阔了不久。以前在武汉时，囿于行政区划，自己的目光多指局限于武汉，而武汉的企业资源和企业家资源都不甚丰富。但来到上海，视野一下子扩展于全国，顿时觉得自己的舞台大了不少。况且，是“第一财经”，一定会有自身独特的工作方式，我一定能从中受益良多。
我心里这样想着，决心一定要在上海滩闯出一番名堂。不然枉费丢了武汉的安稳，也枉费来到这座中国最前沿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