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孙武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也可以作为我们说话办事的“手腕”，即在说话上也要做到知己知彼。说话不了解对象，不仅达不到办事的目的，往往还会伤害对方的面子。反之，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即使发表一些大胆的言论，也不会给对方造成伤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个叫许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同乡人。明帝察觉之后，便派虎贵卫士去抓他。
他的妻子赶出来告诫他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让他向皇帝申明道理，而不要寄希望于衷情求饶。
于是，当魏明帝审讯许允的时候，许允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知’，我的同乡我最了解，请陛下考察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不称职，臣愿接受处罚。”
魏明帝派人考察许允提拔的同乡，他们倒都很称职，于是将许允释放了，还赏了一套新衣服。
许允提拔同乡，是根据封建王朝制定的个人荐举制的任官制度。不管此举妥不妥当，都合乎皇帝认可的“理”。许允的妻子深知跟皇帝打交道，难于求情，却可以“理”相争，于是叮嘱许允以“举尔所知”和用人称职之“理”，来抵消提拔同乡、结党营私之嫌。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和喜好，来选择说话方式的绝好例子了。
与人说话，除了要考虑对方的身份以外，还要注意观察对方的性格。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往往可以通过自身的言谈举止、表情等流露出来，如那些快言快语、举止敏捷、眼神锋利、情绪易冲动的人，往往是性格急躁的人；那些直率热情、活泼好动、反应迅速、喜欢交往的人，往往是性格开朗的人；那些表情细腻、眼神稳定、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注意分寸的人，往往是性格稳重的人；那些安静、抑郁、不苟言笑、喜欢独处、不善交往的人，往往是性格孤僻的人；那些口出大言、自吹自擂、好为人师的人，往往是性格孤僻而自负的人；那些懂礼貌、讲信义、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尊重别人的人，往往是谦虚谨慎的人。对于这些不同性格的谈话对象，一定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中，马超率兵攻打葭萌关的时候，诸葛亮对刘备说：“只有张飞、赵云二位将军，方可对敌马超。”
刘备说：“子龙领兵在外回不来，翼德现在这里，可以急速派遣他去迎战。”
诸葛亮说：“主公先别说，让我来激激他。”
这时，张飞听说马超前来攻关，大叫而入，主动请求出战。
诸葛亮佯装没听见，对刘备说：“马超智勇双全，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唤云长来，方能对敌。”
张飞说：“军师为什么小瞧我！我曾单独抗拒曹操百万大军，难道还怕马超这个匹夫！”
诸葛亮说：“你在当阳拒水断桥，是因为曹操不知道虚实，若知虚实，你怎能安然无事？马超英勇无比，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渭桥六战，把曹操杀得割须弃袍，差一点丧了命，绝非等闲之辈，就是云长来也未必战胜他。”
张飞说：“我今天就去，如战胜不了马超，甘当军令！”诸葛亮看“激将法”起了作用，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你肯立军令状，便可以为先锋！”
结果张飞与马超在葭萌关下酣战了一昼夜，斗了二百二十多个回合，虽然未分胜负，却打掉了马超的锐气，后被诸葛亮施计说服而归顺刘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针对张飞脾气暴躁的性格，常常采用“激将法”来说服他。每当遇到重要战事，先说他担当不了此任，或说怕他贪杯酒后误事，激他立下军令状，增强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激发他的斗志和勇气，扫除轻敌思想。
诸葛亮对关羽则采取“推崇法”。如马超归顺刘备之后，关羽提出要与马超比武。为了避免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诸葛亮给关羽写了一封信：我听说关将军想与马超比武比高下。依我看来，马超虽然英勇过人，但只能与翼德并驱争先，怎么能与你“美髯公”相提并论呢？再说将军担当镇守荆州的重任，如果你离开了造成损失，罪过有多大啊！
关羽看了信以后，笑着说：“还是孔明知道我的心啊！”他将书信给宾客们传看，打消了入川比武的念头。
虽然你的交际对象的情况有种种不同，如对方的兴趣、爱好、长处、弱点、情绪、思想观点等，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内容，但身份与性格无论如何是很重要的“情况”，不得不优先注意。
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鬼谷子，曾经精辟地总结出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的办法：“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卑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
“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上面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和聪明的人说话，须凭见闻广博；与见闻广博的人说话，凭辨析能力；与地位高的人说话，态度要轩昂；与有钱的人说话，言辞要豪爽；与穷人说话，要动之以利；与地位低下的人说话，要谦逊有礼；与勇敢的人说话，不能稍显怯懦；与愚笨的人说话，可以锋芒毕露；与上司说话，须用不俗的事打动他；与下属说话，须用切身的利益说服他。
说话前，一定要识人，看清后再决定你说话的内容。
巧诈不如拙诚
“巧诈不如拙诚。”巧诈的人心怀鬼胎，而表面上却有目的、有意图地故意表现出某些能够吸引人、迷惑人的假象，这些都是他们极力掩饰自己内心想法的一种办事方法。乍看之下，机动灵活，善于应变，亦容易抓住别人的心，很有好处，好像是机灵的策略，但是时间一久，周围的人怀疑甚至远离的可能性就会提高。相反，拙诚是指心中没有恶念，诚心诚意地做事，从不欺瞒别人，行为看起来可能有些笨拙，但是却会赢得别人的信任。
刘晔是三国魏明帝时一个很不一般的侍中。明帝很器重他，刘晔也表现得很有胆识，看待问题常常能与明帝保持高度一致的意见。明帝准备讨伐蜀国，大臣们纷纷反对。刘晔入朝和明帝单独商议时，说“可伐”；出来和各位大臣讨论时，则说“不可”。中领军杨暨也是明帝的亲信，他为了说服明帝不伐蜀，在向明帝汇报思想时，抬出刘晔的“不可”意见，而明帝则说，刘晔明明认为“可伐”。结果，刘晔被他们叫来当面对质。面对二人的争执，刘晔保持沉默。事后，刘晔单独晋见明帝，以伐蜀是国家高级机密为由，责备明帝不该泄露自己的意见，明帝听后向他道歉。告别明帝，刘晔又找到杨暨，以“放长线钓大鱼”的理由，批评杨暨不懂得办事策略，为此，杨暨也向他道了歉。
这件事表面上来看，刘晔堪称是个“通吃”的大赢家了，让人感到高深莫测。然而，后来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为人不忠，善于察言观色，献媚迎合皇上。皇上不妨在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与所问意思相反，则说明他是忠诚的，如果与所问意思一致，则说明他完全是在迎合。”明帝依计检验，果然发现刘晔平时纯粹是在迎合自己，从此以后，便开始逐渐地疏远他。
俗话说“人无信不立”。诚信是做人之本，与狡诈、欺骗、虚伪是天生的冤家对头。人最根本的修养便是以诚为本，以信为用。运用巧诈的手段办事，只适合做“一锤子买卖”，即打过一次交道后便各奔东西，互不相遇了。在这种情况下，施巧诈有时能够欺骗对方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取利益。但如果交朋友施此巧诈之术，往往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弄巧成拙。朋友不像别的关系，朋友之间相处的时间长，而巧诈往往带有欺瞒哄骗之举，这种巧诈一旦经过一段时间就会露出破绽，让人识破。鬼把戏被人戳穿之后，便失去了别人对自己的信赖，朋友们会唾而弃之，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也会因此而终止与你的再次合作，甚至从此臭名远扬，最终非但获利不多，反而损失会越来越大。
诚实的人不管在任何时候，总是会以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诚实的人总能赢得普遍的信任。我们通常总是把“诚实”与“可信”连起来说，这其中“诚实”是前提，是原因，
“可信”是结果。关于人的美德，可以列举出很多，
“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是讲诚实的巨大作用。诚实，表现在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这更需要一种勇气。樱桃好吃树难栽，不洒汗水换不来，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的日子等不来。不诚实有可能欺骗一时，但长期下去，尾巴肯定会露出来，而且从此失去人们的信任，得不偿失。
虽然做事显得笨拙的人，不能立即抓住别人的心，拙诚的人貌似愚拙，却因其诚而赢得别人对他的信赖，从长远角度来说，拙诚的眼前利益不大，但长远利益源远流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要坚持以诚待人，成功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素以诚实著称的北宋大词人晏殊，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题是自己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通过这两件事，晏殊不仅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且也赢得了宋真宗的充分信任。
诚实是成功的保证，在现今社会上，诚实给人的最大益处便是心境平和，而说谎者则要挖空心思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然后处心积虑地圆谎，这样长期下来，心情紧张必定给说谎者增加许多心理负担。只有诚实，才能博得人们的信任和发自内心的尊重。对一个优秀的人来说，内在的自重和正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种品德是不可能撒谎的，除非是出于某种宽怀善良的动机。在世界的存亡攸关中，比财富和声望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诚实。生活在相互欺骗、损害、仇恨的生活中是痛苦的，也是丑陋的。生活在诚实的人中间，互相诚实地相处，空气里充满真诚，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生是美好的。因为诚实能使人变得美丽，使生活充满阳光，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
古人有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莘莘学子需要诚实，商人、企业家需要诚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诚实。诚实是立身之本，狡诈是害人之源。“笨拙的诚实胜于巧诈”乃亘古不变之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