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杜威怎样教胡适思想?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胡适和杜威几乎是同义词。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胡适所占有的,是一代宗师的地位。作为一代宗师,又是杜威的弟子,胡适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以及诠释者。另一方面,胡适自己也助长了人们把他与杜威等同的倾向。试问:凡是读过胡适文章的人,谁能忘记他“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那两句极为智性却又充满感性的话?只是,杜威如何教胡适思想?胡适就从来没有交代清楚过。胡适如何诠释杜威,大家也不求甚解,而只是胡云亦云。更等而下之的,则是人云亦云。同样地,赫胥黎如何教胡适怀疑,胡适是什么时候开始作赫胥黎式的怀疑,他也从来没解释清楚过。更值得玩味的是,胡适自己没解释也罢了,研究者居然也不加追究。不求甚解,似乎是胡适研究领域的一个代名词。
胡适当然不会告诉我们杜威怎样教他思想、赫胥黎怎样教他怀疑。说得好听一点,那是因为如果他说穿了,就像他说禅宗那句话一样,不值一文!说得难听一点,反映了胡适一生常常引而不注的坏习惯。当时,学术的规范还没有建立,更遑论严格地执行了。在胡适的一生中,他太多主要的论点都是杜威的。如果都要加以注释的话,不但麻烦,而且说穿了,都是稗贩来的,未免难堪。于是,“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就等于是胡适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作了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a global footnote)。征引杜威如此,征引赫胥黎亦然,胡适征引其他作者仍然如此。至于细节部分,对不起,就有劳读者自己以及将来要为他立传的人去费心了。说得好听一点,这是胡适从禅宗那里承袭来的“不说破”的教学法,即“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研究者必须像行脚僧一样,广求阅历,直到他凭本事找到金针为止。《易卜生主义》可以算是一个例外。但那篇文章是他从先前所写的英文版翻译、改写过来的,所以英文学术写作的规范还保留了下来。胡适一生写作常不加注脚,这就是为什么如果要认真地写胡适传,就不得不做追踪溯源的工作。因此,这部胡适的新传也不得不长篇累牍了。
胡适一生的思想得益于杜威最多、最深,无怪乎他要作“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样一个总注脚。我在《璞玉成璧》里详细分析了他1916年的得奖论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那篇文章的立论完全根据杜威。由于那是一篇英文作品,英文有英文的学术规范,胡适清清楚楚地交代了立论的基础。然而,胡适在中文著作里,特别是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几乎没有引注的习惯。虽然胡适在中文作品里一向不加注脚,但那挪借的足迹还是斑斑俱在的。那些足迹无他,就是他所使用的关键词。要去追寻胡适挪借杜威的足迹,其实是最容易的。只要肯下工夫,老老实实地去勤读杜威的著作,胡适所使用的关键词,就可以一一地跃然成为足迹,让我们在杜威的著作里找到出处。于是,胡适所使用的关键词,就可以用来重建“杜威教我怎样思想”的轨迹。比较困难的是胡适零星从其他西洋作家、学者那儿挪借过来的观点。那除了要费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文章的工夫以外,还需要运气。
如果“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还有迹可寻,“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则要困难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杜威方面,我们还有几个关键词可以作为索引,到杜威的著作里去溯源。赫胥黎就不一样了,除了“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几乎没有其他明显的关键词可以作为溯源的依据。“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两句脍炙人口的话是他在1930年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的,刚好配成一对绝佳的对联。如果“杜威教我怎样思想”这句话,可以说是胡适所作的一个天马行空的总注。其实,“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何尝不是如此!胡适发现赫胥黎的怀疑精神是在1922年,这也就是说,是在他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这句话的八年以前。于是,“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也就变成了一个天马行空式的总注。所有他在这以前、在这以后征引赫胥黎的地方,就跟他征引杜威一样,注繁不及备载,恕不一一注明了。
2.进入实验主义门槛的前夕
胡适在1921年7月4日的日记里说:“编《文存》第三册[注:第一集]??校改了《实验主义》七篇。我当初本不想把《实验主义》全部抄入,现在仔细看来,这几篇却有存在的价值。恐怕现在英文的论实验主义的书,如Murray的Pragmatism之类--没有一部能比我这一本小册子的简要而精彩。这又是‘戏台里喝彩’了!”胡适这篇让他颇自鸣得意的《实验主义》是1919年3月9日起,在蔡元培等人发起主办的“学术讲演会”所作的一系列的演讲。演讲的地方在西城手帕胡同教育部的会场。胡适在7月1日完成了改定稿。
这不是胡适第一次在“学术讲演会”作演讲。1918年3月,胡适就在“学术讲演会”里作了《墨翟哲学》的系列演讲。同时,他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的演讲,除了“欧美最近哲学”以外,主要还是中国名学。毕竟,胡适初到北大时,他所全力从事的,是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成中文。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1918年9月完稿,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在《璞玉成璧》里,说胡适在哥大的两年对实验主义不甚了了。我们几乎也可以确定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完稿以前,也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浸淫实验主义。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从1918年4月开始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欧美最近哲学”的演讲内容,但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他有系统地阅读实验主义的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验主义》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胡适留美归国以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实验主义。
1918年2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了哲学门研究所新到的英文书籍,其中,除了康德、黑格尔、休姆、笛卡儿、柏克莱等经典著作,也包括了杜威的《实验逻辑论文集》、《创造的智力》,穆勒的《论自由》、《功利主义》,罗素的《哲学问题》,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以及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激进经验主义论文集》。这些新书,我们几乎可以断定,都是胡适所订的。
胡适的《实验主义》这一系列七篇的演讲,是胡适一生的哲学翻译写作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文献。首先,这是胡适唯一标明征引出处的一回,虽然他还是标明得不够仔细。这个注明出处的做法,胡适在此之前没有,此后也不再会有。
胡适在这篇文章标明出处的方式有两种。胡适在每节讲述皮耳士(C. S. Peirce)、詹姆士(William James)、杜威的时候,都会先开列出一个著作书目。只是,他没说明那到底是参考书目,还是征引书目。不知道的人,光是看了书目,就肃然起敬了。比如说,第五篇“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胡适在这一篇的起始,洋洋洒洒地列了八大本杜威的著作,看得人眼花缭乱。然而,如果能识破他虚晃的这一招,我们就会发现这整节的分析,完全取材于其中一本书里的一章的零星片断,亦即,《哲学亟需复苏》(The Need for A Recovery of Philosophy)--胡适翻成“哲学的光复”。这篇文章是了解胡适思想的关键。
其次,胡适用括弧标明征引页码或出处的做法也很特别。比如说,他讲述皮耳士的学说,引用的不是皮耳士,而是杜威1916年在一个哲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皮耳士的实验主义》[以下简称《实验主义》]。然而,胡适只在括弧里征引了该期刊的名字、卷期和页码,没有指明作者是杜威,也没注明论文题目。不知者会误以为该文是皮耳士所作的。最容易使人混淆的是该节最后的注。胡适所引的,明明就是那篇论文。可是,只有卷数相同,期数、页码都错。不细心的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另一篇论文。这个错误不仅出现在《实验主义》这篇文章,也同样出现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换句话说,这不能责怪是手民误植。有关詹姆士的实验主义一篇,主要是参考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一书,胡适注明了页码。第六篇“杜威论思想”以及第七篇“杜威的教育哲学”,注明了参考书。前者参考了杜威《思维术》的五章,后者除了摘录郑宗海在《新教育》杂志上翻译发表的《杜威教育主义》以外,还参考了杜威《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第25、26两章。
《实验主义》第二个重要的文献意义,除了显示出胡适早期直译、意译混用的翻译策略以外,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篇以译介的方式所写的哲学文章。以前没有,以后也再不会有了。胡适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不管直译、意译,翻译出来的东西总比不上自己清新、隽永的文字。他此后引用外文著作,就不再采用翻译的方式,而是完全用自己最流畅的笔法改写。于是,此后胡适所写文章里的观点,究竟是他自己的,还是傥来挪用的,那就只好让胡适、读者、研究者各显神通,看看究竟是谁“道高一丈”了。
胡适为什么在输入学理的时候会放弃译介的方式,而改用他自己流畅的笔法来改写呢?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翻译不是胡适之所长。
作为胡适对实验主义的理解的里程碑,《实验主义》用句、译词生涩粗糙,东抄西凑,读书报告的痕迹斑斑俱在。他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典礼上,批评北大在自然科学上的成绩,还停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的阶段。同样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的《实验主义》,不算言过其实。如果我们把《实验主义》拿来跟他1922年9月初写完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的“实验主义”一节相对比,就会发现他在后者所剪裁掉的,正是那些粗糙生涩稗贩的痕迹。
为什么我说胡适写《实验主义》的时候还没跨进实验主义的门槛呢?他描写詹姆士的“媒婆”、“摆渡”的真理论就是最好的明证。他说:“这种真理论叫做‘历史的真理论’(genetic theory of Truth)。为什么叫做‘历史的’呢?因为这种真理论注重的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他解释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而]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他越写越兴奋,就侃侃而言他的“真理”不好该抛弃,犹如“媒婆”不好就换人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