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1920年10月启程前往欧洲和美国。北大的校务由蒋梦麟代理。蔡元培此行有三个目的：一、延揽留学生；二、聘请外国客座教授；三、向华侨募款建图书馆。他在《北大话别会演说词》里说：“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蒋［梦麟］先生筹划在第一院［沙滩］空地建筑一所大图书馆。但是经费不够，政府不能供给，只好向各方面募捐。”只可惜蔡元培这个募款计划同样是失败的。北大的图书馆一直要到1935年，才在胡适的斡旋之下，由美国退还的庚款所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建成。
7.反对北大教授罢课讨薪
胡适在5月10日的日记中说：“梦麟来谈。教职员事，政府第一个月即失信用，至今无钱，故竟不能解决。现在内阁动摇，教育部无人，这事更不能收束了。”教育部不给薪水，于是教职员继续罢教罢工。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北洋政府干脆明令停发薪水。5月19日国务院致函教育部，说：
京师高等专门以上各校经费，前经议定办法，原为维持各校克日开课，以免诸生旷误学业。兹经国务会议决议，以该校迄未开课，所有八校教员薪费，应暂行停发，由财、交两部查照前意，储款以待，俟各校实行开课，再行照发。至从前积欠经费，仍照原意，分月陆续发给。其中小学校，现均照常上课，其经费自应由部按期拨发，等因。
北洋政府既然采取强硬的政策，教职员也以强硬回对。5月27日，北大教职员在马神庙公主府的第一斋食堂开会。这是胡适第一次在日记里批评教职员把饭碗与权力放在大局以及学生的课业之前：“开会的情形很使人不满意。大概饭碗问题第一重要，其次即是权力问题。有些人心里舍不得权力，却实在不会用权力。他们那种‘恋权’的情形真令人难过。”胡适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前瞻性的问题：“今天我抢得几分钟，提出两个议案：一、组织学术讲演会；二、假使政府真用日本借款来买我们，联席会议应严词拒绝。并布告国人。”然而，胡适也知道僵局已成，“政府除非取消五月十九日的公函，我们决无转圜的余地。有人想此时退让，真是做梦！”
僵局既成，北京高校的教职员干脆直接到教育部讨债。6月1日，有108人到教育部讨债。当然是没有结果。翌日，中小学生代表到国务院向国务总理请愿，结果被禁闭在院内。3日下午，各校教职员代表先在美术学校开会，然后赴教育部请愿。请愿不果，教职员要求教育部马次长跟他们一起前往总统府。在这以前，已有两百多名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学生代表被拒在外以后，就有一大半学生前往教育部。这就跟前往新华门的教职员代表不期而遇。于是，两者汇流，共同前往新华门。而就在新华门前，马叙伦等教职员、学生遭到军警用枪柄、刺刀殴打，导致十余人受伤。
“六三事件”发生以后，到处都是武装的军警。6月5日，北大教职员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耻笑联席会议里的几个“重要”人物都不敢出席。他还特别点名说：“谭仲逵［注：谭熙鸿，校长办公室主任，蔡元培的秘书］躲到法国医院去了。”①由于北洋政府为“六三事件”发布长电，颠倒黑白，于是胡适又祭出他在五四运动时所用的法宝，亦即用外国记者发文来给北洋政府施压：“将连日出来的重要函电译成英文，颇费工夫。这两天的西洋文报纸，皆由我与柯乐文［Grover，北大英语教授，后来是《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主编］供给新闻。”胡适很得意地在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全国报界联合会通电的英译电文。他说：“此电译出以后，路透社等皆不敢不用我们的新闻了。”
胡适对许多北大同事失望，认为他们是饭碗至上主义。他6月10日在西山旅馆里对蒋梦麟所说的话，就在在地表露了他对他们的不齿：
梦麟说：北京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这时，胡适开始反对北京教育界为了争饭碗而不惜牺牲学生课业的做法。6月13日，北京各校全体大罢课。胡适劝李大钊在联席会议上发表宣言，向各校的响应致谢，但声明不愿各校以罢课为手段。他说这是因为牺牲太大，而收束无期。他认为如果此议能行，效果定大于罢课。只是他怀疑北京教育界是否会有这点远见。
胡适不但劝李大钊在联席会议上发言反对罢课，还动员了杜威。6月11日，在联席会议开会的前两天，杜威写了一封致北京高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的公开信。杜威首先为自己不请自来的献策致歉。他说他能为自己的鲁莽辩护的，就是他作为北大的一员，关心中国教育的前途。他提醒联席会议要小心：
从我私下所听来的以及已经发布的消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就在等着教授们走错棋，以便可以在教育失策方面扳回一城，同时也让学生和公众对教授失望。我们如果能事先知道敌人希望我们下什么样的错棋，就能免于犯错。因此，我斗胆建议：如果政府出面疏通，教授们就应该把学校的利害放在个人的委屈之前。事实上，这样做等于是坚持政府必须付清所有的拖欠，并保证日后的教育经费。这样做也等于是说明，只要政府做到了这些要求，教授们就会以教育与学生的利益为重而回到教室上课。同时要声明的是，等学校一复课，政府必须提出妥善的办法赔偿受伤的教授，同时立即停止惩处任何教授。如果政府失信，教授们将同仇敌忾地与马［叙伦］先生以及其他受伤的同事站在统一战线。
我所建议的行动策略会产生以下几个结果：一、这会保有学生与公众的同情与支持。同时，这也是对政府说教授们师心自用、糟蹋教育的最好的反驳。二、这可以保护马先生。因为教授们用复课来表明他们的立场以后，政府绝对不敢再动他的汗毛。三、如果政府愚笨、不义到敢不采取妥善措施的地步，则教授们大可以再采取罢教的行动。那时，教授们会有公众的理解与积极的支持。否则公众会对教授们失望，认为教授们是把个人的委屈放在教育的大计之前。四、要求平反，保持了教授尊严。
我当然不是说联席会议应该一字不改地采用我上述的办法，只是以此指出一个建设性的行动策略，把再滋生事端的责任公开地抛给政府。
大家都说胡适反对学生运动。这种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胡适反对的是罢课，而不是运动。我在《璞玉成璧》里用胡适留学时期的所作所为，说明这种说法的谬误。胡适回国以后，固然也多次发表了反对学生罢课的言论，但是反对学生罢课与反对学生运动，这两者不能混淆，是必须厘清的。胡适反对学生罢课，就跟他反对教师罢教，道理是相同的。胡适有额外的经济来源，也深知教师领不到薪水是一件必须抗议和解决的事情，但是，他的原则是罢教不是最好的手段，因为那影响了学生的课业。正因为如此，胡适在6月28日跟一些北大的同事谈到罢教、罢工、罢课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善后的办法：
一、暑假中，筹办招考事；
二、提早开学，约在8月中旬到下旬；
三、自开学至11月底为第三学期，补完上学年［没上完的课］；
四、自12月1日到2月底为第一学期，3月1日到5月底为第二学期，6月一个月加上暑期学校为第三学期，赶完下年度；
五、开学后，不放假期；
六、如此，则下学年的课程、书籍、教员等事，尚可从容筹备，而上学年的功课也不致敷衍过去。
事实上，反对教师罢课是胡适一贯的原则，是他从五四运动一开始就秉持的态度。不但如此，他一直觉得北京的教育风潮完全就是教师在为他们的饭碗问题而闹。他在7月7日的日记里，记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去大骂他们北大这一帮人，说他们“为了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胡适在日记里说陈独秀骂得句句都对。接着，他对北京教育界从五四以来的风潮作了一个回顾与反省，非常具有征引的价值：
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1919］10月10日。那时我在山西［注：跟杜威到山西去演讲］，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马叙伦等--已在进行了。到12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权与政府交涉，但无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马叙伦］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
此次3月14日之罢课，是工业专门［学校］突然发起的。那时已止不住了，故我提出“向交通部要钱”的办法。因为这个办法后来居然能成八校的共同主张，故我虽不肯做代表，终不能不暗中帮一点忙。4月30日之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谭熙鸿］一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本来我们有抗议的意思，后来政府又太笨，忽有5月19日的公函［注：即既然不复课，就停发薪水那个公函］。因此我们又忍住不发了。“六三”以后，更糟极了。
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