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商务印书馆支持梁启超的文化事业何止是“共学社”？在这以前还有“尚志学会”。事实上，“尚志学会”与“共学社”的成绩以数目而言，超过了胡适的“世界丛书”。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之《总类》所收录的， “世界丛书”共出版24种，其中译著19种。“尚志学会丛书”共41种，其中译著37种；“共学社丛书”共出了42种，其中译著37种。
从文化霸业的角度来说，在梁启超眼中，胡适其实只是一个后生毛头。当时，梁启超及其弟子掌握的文化资源完全不是胡适所能望其项背的。第一章提到杜威到了中国以后，北大邀请他客座一年，结果五四运动爆发，北大自身难保，杜威在中国的薪水究竟谁付？完全没有着落。胡适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急电，说：“前电所给假是无薪俸的假，速复。”走投无路之际，还是靠梁启超一系出面解围的：“那时范静生先生到京，我同他商量，他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后来他同尚志学会商定，担任六千元。林宗孟一系的人，也发起了一个‘新学会’；筹款加入。我又和清华学校商量，由他们担任了三千元。北京一方面共认杜威。”
从输入新知这个角度看来，商务印书馆同时出版“尚志学会丛书”、“共学社丛书”与“世界丛书”，似乎应该是多多益善，而且是并行不悖的。然而，从胡适的角度来说，那会危及他的文化霸业。所以，他才会在上引那封信里对陈独秀说：“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换句话说，从胡适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新知，只有他传播的那一家才是正确的，其他字号的都是“邪说”，都是必须驳斥的。
8.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取代梁启超文化界大佬地位（下）
胡适自己并没有参加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因为论战期间，他正和曹诚英在杭州的烟霞洞过着“神仙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在这回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的战场上，我要算一个逃兵了？？我来南方以后，一病就费去了六个月的时间。在病中我只做了一篇很不庄重的《孙行者与张君劢》，此外竟不曾加入一拳一脚，岂不成了一个逃兵了？
然而，读了论战的文章以后，胡适说他不禁“心痒手痒”起来，于是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字的《序》。胡适在这篇《序》里的写作策略非常高明。他擒贼擒王，一开始就直捣梁启超。他说三十年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直到梁启超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
语锋一转，胡适就指责“梁先生摭拾了一些玄学家诬蔑科学人生观的话头；却便加上了‘科学破产’的恶名”。语锋再转，梁启超科学破产的“宣告”就变成了“谣言”：“然而谣言这件东西，就同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这句话细心的读者如果觉得眼熟--其实那是杜威《实验逻辑论文集》里的话，胡适曾画线熟读。这“谣言”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
这篇《序》最触目惊心的地方，在于他所营造的“战争”的气氛。胡适一开始就把敌人打为“玄学鬼”：“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玄学鬼”都已经主动出击了，科学派能不出来应战吗：
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
他责怪科学派在应战的时候太过怯懦，不懂得对“玄学鬼”迎头予以痛击：
我还要再进一步说：拥护科学的先生们，你们虽要想规避那“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的讨论，你们终于免不了的。因为他们早已正式对科学的人生观宣战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学万能之梦”，早已明白攻击那“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了。他早已把欧洲大战祸的责任加到那“科学家的新心理学”上去了。张君劢先生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里，也很笼统地攻击“机械主义”了。他早已说“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唯心派之言为长”了。科学家究竟何去何从？这时候正是科学家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胡适认为科学派应该人人学习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作战的态度。那就是，老实不客气地直捣“玄学鬼”的黄龙：
吴稚晖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已经给我们做下一个好榜样。在这篇《科学与人生观》的《起讲》里，我们应该积极地提出什么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应该提出我们所谓“科学的人生观”，好教将来的讨论有个具体的争点？？等到那“科学的人生观”的具体内容拿出来时，战线上的组合也许要起一个大大的变化。我的朋友朱经农先生是信仰科学“前程不可限量”的，然而他定不能承认无神论是科学的人生观。我的朋友林宰平先生是反对科学包办人生观的，然而我想他一定可以很明白地否认上帝的存在。到了那个具体讨论的时期，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开战。那时的反对，才是真正反对。那时的赞成，才是真正赞成。那时的胜利，才是真正胜利。
只有到科学派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吴稚晖，彻底地否认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灭、爱情的玄妙的时候，全面战争才能展开：
他一笔勾销了上帝，抹煞了灵魂，戳穿了“人为万物之灵”的玄秘。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们出来替上帝向吴老先生作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灵魂的人出来替灵魂向吴老先生作战。我们要看那些信仰人生的神秘的人们出来向这“两手动物演戏”的人生观作战。我们要看那些认爱情为玄秘的人们出来向这“全是生理作用，并无丝毫微妙”的爱情观作战。这样的讨论，才是切题的、具体的讨论。这才是真正开火。
等科学派与“玄学鬼”决死战的全面战争来临的一天，也将是科学派大获全胜的一天。那种胜利，胡适相信，就像达尔文与他的拳师狗赫胥黎战胜了宗教一样：
反对科学的先生们！你们以后的作战，请向吴稚晖的“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作战。拥护科学的先生们！你们以后的作战，请先研究吴稚晖的“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完全赞成他的，请准备替他辩护，像赫胥黎替达尔文辩护一样；不能完全赞成他的，请提出修正案，像后来的生物学者修正达尔文主义一样。
胡适用“战争”作比喻，用达尔文以及为他辩护的赫胥黎自况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模仿、挪用与想象。本章起首已经指出：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文化界是科学与宗教对峙的图像，早就被新的研究推翻了。然而，赫胥黎毕生刻意经营而又深受其利的，正是他挥舞着科学的旗帜与宗教作生死斗的图像。赫胥黎深信自己能够“过五关斩六将”。早在1860年，他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写书评，就用相当血腥的文字形容说：
在每一个科学诞生的摇篮旁边，躺着的都是被斩杀了的神学家；他们就像被赫拉克勒斯（Hercules）［希腊神话里的］绞杀了的蛇。历史摆得再明显也不过了，任何时候，科学和道统交锋，只要是坦荡荡的、没有小动作的，那败下阵来的，一定是后者。即使不是一命呜呼，也一定血肉模糊；即使不是被斩决，也一定是遍体鳞伤。
在胡适与丁文江的想象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他们在中国重打赫胥黎19世纪在英国所打的战争。胡适在1924年1月4日的信里，意气风发地告诉韦莲司：
我们在这儿重新过着赫胥黎与克利福德（W. K. Clifford, 1845-1879）从前所过的日子。“给我证据，我才会相信。”这是我和我的朋友重新揭起的战斗口号。
赫胥黎的“怀疑”、“拿证据来”，在胡适的“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的循循善诱下，大家都很熟悉了。克利福德在《信仰的伦理》（The Ethics of Belief）一文里，也立下了一个金科玉律：“证据不足却去相信是错的；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去怀疑、去调查会显得有些傲慢，但轻信恶于傲慢。”
丁文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主角，他更是想象着自己是在中国打赫胥黎的仗。他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篇文章里，他开门见山就说：“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的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该文两个小节的标题，更充分地显示了他把“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等同于赫胥黎跟神学论战的中国版：“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以及“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不只是跨文化地作了他“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的赫胥黎想象，而且作了跨文化的模仿与挪用。他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是一篇研究跨文化的模仿与挪用的重要文献。我在第二章里说：赫胥黎对胡适的贡献，不只在于教他“怎样怀疑”，还教他如何思想，只是他不加注明而已。这篇序言就是最好的证据。
胡适要科学派以吴稚晖为榜样，明确地说明他们的“科学的人生观”为何，以作为未来的讨论的“具体的争点”。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的人生观”的十大要旨。胡适在《当代名人哲理·胡适篇》与《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里，既挑衅又自傲地说，这十大要旨，住在中国又恨他的传教士嗤之以鼻地贬称为“胡适的‘十诫’（Decalogue）”。 “胡适的‘十诫’”里，泰半都可以在赫胥黎的文章里找到来源。其中，有四“诫”可以在赫胥黎的《增进自然知识的好处》（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一文里找到“祖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