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这样容易，这是我从来没有面对过的最危险的敌人。那就好像一觉起来，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一样。今年一月，上海某个周刊举办了一个活动，由公众投票推举“中国最伟大的十二个人物”。我是这十二位当中的一个。很少人能了解一个事实：谢绝名气比对付敌手要困难得多！我非常深切地意识到，像我这样年龄的人，骤然享有如此过当的名气是很危险的。因此，我的原则是要“名符其实，而不是徒拥虚名”。好友！你不了解，弄得我工作过度，以致让我病倒，其始作俑者并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朋友和追随者！
胡适在这封信里说出了好几句不可为外人道的话。他对韦莲司说：“好友！你不了解，弄得我工作过度，以致让我病倒，其始作俑者并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朋友和追随者！”这些“朋友与追随者”如果知道胡适这句话，不知道该作如何想！《密勒氏评论报》评选活动开始的时候，自己名字在榜单边缘浮沉，胡适愤愤然地说：“这种报是英文的周报，行销于寓居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英语人士的居多，故这种投票只可以表示这一派人的倾向。”一面说“本不值得什么严重的注意”，一面又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抗议”。然而，获选以后，他就把它傥来作自己的文化资本了。
胡适很清楚，这封信等于是对韦莲司历数他回国以后的成就。于是他在信尾为自己作了辩护：
以上所写的，不过是要让你知道我这五年来作了些什么。听起来也许很虚荣（vain）［注：周质平译为“空洞”，误］，也许有点自满（self-conceited）。但我相信你一定是能包涵我的。
1927年3月初，胡适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作胜利归来的访问与演说。《康奈尔校友通讯》（Cornell Alumni News）在3月3日以《中国名人造访》（Noted Chinese Coming）为题，介绍了这位功成名就的校友。其中一段说：
他目前是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兼英语系主任。就像但丁与彼特拉克（Petrach）带动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他把仍然处于“中古世纪”的中国带进了现代的思潮。他被选为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康奈尔大学会知道胡适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胡适自己提供的消息，要么是胡适通过纽约的“华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提供的。“华美协进会”当时的会长是郭秉文，他协调经理胡适1927年访美的一切事务。然而，我更相信这个消息是胡适自己提供的。证据如下：
1927年3月27日《纽约时报》的星期周刊发表了一篇介绍胡适的专文，《胡适：少年中国年轻的先知》（Hu Shih：Young Prophet of Young China）。这篇文章是胡适留美主张和平主义时期的战友葛内特（Lewis Gannett）写的。该文一开始就这么介绍胡适：
1917年，一个二十五岁的中国男孩儿完成了他在美国七年的教育回到了中国。1919年，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向读者作调查，要他们选出“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才回到中国两年的胡适，成功当选。
葛内特说这个票选活动发生在1919年。这自然是错的。胡适告诉他这件事，但是葛内特把时间搞错了。这显然是葛内特在纽约访问胡适的专稿。1927年3月11日，胡适正在宾州访问。葛内特发了一封电报给胡适：“《［纽约］时报》周一前要我交你的介绍。该寄到何处让你审阅呢？胡适可能没有机会把这篇访问稿批阅一次，因此，没把时间上的错误给纠正过来。
无论如何，即使这个消息不是胡适自己提供的，而是“华美协进会”提供的，甚至即使是康奈尔大学校友会、葛内特本人去找出来的，重点是，《密勒氏评论报》“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票选结果已经变成了胡适1927年访美期间的文化资本。
7.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取代梁启超文化界大佬地位（上）
在重新诠释五四的学术潮流之下，学界已经出现了许多非常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除了上文举出的一些例子以外，另外一个值得举出的是：那仿佛是作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化身的《新青年》，在其整个出版历史里，其实没刊出几篇有关民主与科学的文章。王奇生说，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三篇，涉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王奇生以“科学”与“民主”作为关键词来检索《新青年》数据库，“科学”出现了1907次、“赛先生”6次、“赛因斯”2次；“民主”260次、“德谟克拉西”（包括“德莫克拉西”、“德先生”）205次，“民治”70次、“民权”30次、“平民主义”3次。以总字数超过541万的《新青年》来说，“科学”与“民主”出现的频率可谓极低。
作为近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代言人，《新青年》对民主与科学如此不甚着墨，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解。然而，王奇生说得很对：“自晚清以来，民主（民权、立宪、共和）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常识（common sense）、约定俗成（Habitus）、天经地义（Doxa）。在这种情形下，“民主”与“科学”就像从前的“忠君”与“爱国”一类的概念一样，是用来诉诸、援引用的，并不是有待论证、阐释的对象。然而，就像“忠君”、“爱国”那些天经地义的观念也会受到质疑一样，“民主”、“科学”也有被质疑的时候。不是没有，只是时候未到。
20世纪初，“科学”在中国“天经地义”、“至高无上”的地位，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说得再生动也不过了：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1919、1920］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
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布科学破产，对胡适而言，是他文化霸权腹背受敌的时候。从意识形态的左面，马克思主义派向他挑战；从意识形态的右面，东西保守主义的合流向他挑衅。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他左右开弓、两面出击的一场论战。然而，更有意味的是，在这场论战里，胡适与当时已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先合作夹击那代表东西保守主义合流的梁启超及其弟子，最后再回过头来决斗。
胡适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最大的赢家。亚东图书馆所出的《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与陈独秀分别作序，就等于是让胜利者来作总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既然没有裁判，宣称胡适所代表的科学派胜利，自然很容易受到偏颇的指摘。然而，科学派的胜利，要拜科学主义征服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之赐。胡适形容科学至尊无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句话可以在后来成为新儒学运动的两位健将身上得到印证。
徐复观说：“忆余年少时在沪购一书曰《人生观之论战》，于京沪车中急读一过，内容多不甚了了。惟知有一派人士，斥［张］君劢、［张］东荪两位先生为‘玄学鬼’；玄学鬼即系反科学、反民主、罪在不赦。自此，‘玄学鬼’三字，深入脑际。有人提及二张之姓名者，辄生不快之感。”年轻时候的唐君毅亦然。他说：“时愚尚在中学读书，唯已粗知好学。尝取诸先生［注：张君劢］之所论而尽读之。顾愚当时于君劢先生等所倡之意志自由及直觉理性之言，皆不解其义，而自立论加以非议。后于凡玄言之及于超现象以上之本体，而似违日常经验及科学知识者，皆所不喜。故愚后习哲学，亦喜西方经验主义与新实在论之言者，几达十年之久。”
回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背景。从当下以及胡适当事人的角度看来，梁启超及其弟子对他文化霸权的挑战似乎具有更直接的威胁。这是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梁启超及其弟子也是立意巩固并扩张其文化霸权。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及其弟子巩固及扩张其文化霸权的模式跟胡适的几乎完全相同。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建立文化霸权的基础自然是北大。除此之外，他有《新青年》以及从1920年开始主编的“世界丛书”。这套“世界丛书”的构想者是蒋梦麟，时在1917年10月。他跟商务印书馆商议以后，决定出版介绍西方知识的丛书。蒋梦麟邀请胡适负责“世界丛书”的哲学门。这个构想，后来几经转变，变成了胡适主导的丛书。胡适1920年的日记里有几处记他与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谈“世界丛书”的记录。根据1920年3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胡适手订《世界丛书条例》：“本丛书的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则延聘专门学者另编专书。”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出版事业显然是多管齐下的。它聘请胡适主持“世界丛书”的同时，也聘请了梁启超支持文化事业。1920年春间，高梦旦又与梁启超拟定“共学社”的编译计划以及资金问题。这个编译计划，跟胡适的“世界丛书”的主旨完全相同。用商务印书馆老板张菊生信里征引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
本章启始征引了胡适1920年底或1921年初写给陈独秀的信。他在信中以敌视的眼光提起“共学社”：
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