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这句“逐渐地”是关键词，因为那是渐次形成的。至于“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就有夸张之嫌了。在上海的陈独秀对群益书社营利的态度不满，想要招股本开一间叫作“兴文社”的书局来发行《新青年》。从1920年4月底到5月，陈独秀接连写了五封信给胡适以及北京的《新青年》编辑群。他除了把招股的想法告诉胡适等人以外，也一再写信要大家写稿。只是，北京方面反应冷淡。陈独秀在经费及稿源两相欠缺的情况下，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在5月1日出版以后，一直要到9月1日才出版8卷1号。
《新青年》8卷1号出版的背后有许多当时的人都不会知道的事实。首先，陈独秀1920年2月12日到上海以后，很快就与共产党人联系上了。5月，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根据陈望道的回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就在这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到北京与李大钊联系。经李大钊介绍，维氏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诸人会面。《新青年》从1920年秋天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另一个当时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实是8卷1号封面设计的意义。那封面正中绘制了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强劲有力的手紧紧相握。茅盾回忆说，这个设计“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这等于宣告《新青年》是共产主义刊物。石川祯浩指出那个图案是1901年创立、1972年解散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党徽。这个圆形的党徽，上半端写着“社会党”，下半端写着《共产党宣言》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那句话。除了8卷2号“罗素专号”的封面是罗素头像以外，《新青年》从8卷1号到9卷结束，封面一直使用这个图案。当然，《新青年》封面上的图把英文里原有的字样都拿掉了。
《新青年》的左倾，北京的编辑群当然很快就感觉到了。事实上，在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以后，陈独秀就致信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三大问题，请大家答复：一、是否接续出版？二、倘续出，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三、编辑人问题：1.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2.由在京一人担任；3.由弟在沪担任。由于没有信件留存，我们不知道北京方面的答复如何。1920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12月16日晚，离开上海之前，陈独秀再次写信给胡适、高一涵：
《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不多，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胡适大约在12月底写的回复里提出了三个办法。他还把这封信让几位北京的编辑看过。这三个办法如下：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陈独秀不反对胡适在北京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的想法。然而，对于“不谈政治”，或者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去办理则坚决反对。他在1921年1月9日给北京编辑群的回信说：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胡适说陈独秀因为他的建议而大动肝气，于是他在1921年1月22日向北京的编辑群提出了一个修正案：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一、移回北京，二、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注：《苏维埃俄国》是苏联新闻局在纽约出的周刊］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眼看着胡适跟陈独秀几近于撕破脸、《新青年》濒临分裂，李大钊建议胡适留下转圜的余地：
我对于《新青年》事，总不赞成分裂。商议好了出两种亦可，同出一种亦可。若是分裂而抢一个名称，若是与《新青年》有关的人都争起来，岂不同时出十几个《新青年》，岂不是一场大笑话！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一定要抢《新青年》这个名称，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故。如果主张相同，在哪里办，哪一个人办，成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人都有点固执。仲甫一定要拿去广东，你一定要拿来北京，都觉得太拘了一点。总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哪里办，或是停办，总该和和气气商量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岂可因此而大伤？《新青年》如演起南北对峙的剧来，岂不是要惹起旁人的笑死？此点愿兄细想一想。我不是说仲甫应该主张在粤办，你不应该主张在京办。不过仲甫的性情我们都该谅解他的--他的性情很固执--总之我很愿意你等他的回信再决定办法。如果你们还是各立于两极端，我想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公决劝你们二位（恐怕劝也无效）都牺牲了《新青年》三个字吧！停办了吧！一个办法就是听你们两位一南一北分立《新青年》，我们都不好加入哪一方。这种结果都是宣告了《新青年》破产。我个人的主张虽与仲甫的主张相近，但我决不赞成你们这样争《新青年》，因为《新青年》如果是你的或是他的，我们都可以不管。如果大家都与他有点关系，我们也不应该坐视你们伤了感情？？
钱玄同在1月29日回复胡适的残信里则赞成分裂。他说《新青年》的成立是自由的结合，现在意见既然不合，自然应该自由分家：
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动［情］都不伤，自然不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国》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办。
1921年2月上旬，《新青年》编辑部在法租界被搜查，并被勒令停办。2月15日，陈独秀分别致信胡适和周作人、鲁迅，通报《新青年》将移广州出版。他在给胡适的信上赞成胡适另办一报。我们不知道胡适对陈独秀把《新青年》移往广州出版的态度如何，但是胡适显然坚持要把《新青年》移回北京。有关这点，可以用周作人2月下旬接连写给李大钊的两封信来作为佐证。周作人表示赞成《新青年》分裂，《新青年》就交给陈独秀，胡适则应该另起炉灶。他25日的信说：
来信敬悉。《新青年》我看只有任其分裂。仲甫移到广东去办，适之另发起乙种杂志，此外实在没有法子了。仲甫如仍拟略加改革，加重文艺哲学，我以力之所及，自然仍当寄稿。适之的杂志，我也很是赞成，但可以不必用《新青年》之名。《新青年》的分裂虽然已是不可掩的事实，但如发表出去（即正式的分成广东、北京两个《新青年》），未免为旧派所笑。请便中转告适之。
他接着在27日的信说：
来信敬悉。关于《新青年》的事，我赞成所说第二种办法。寄稿一事，我当以力量所及，两边同样的帮忙。我本赞成适之另办一种注重哲学文学的杂志，但名称大可不必用《新青年》，因为：
一、如说因内容不同，所以分为京粤两个。但著作的人如仍是大多数相同，内容便未必十分不同，别人看了当然觉得这分办没有必要。（如仲甫将来专用《新青年》去做宣传机关，那时我们的文章他也用不着了；但他现在仍要北京同人帮他，那其内容仍然还不必限于宣传可做了。）
二、仲甫说过《新青年》绝对为“洋大人”所不容，在京也未必见容于“华大人”，这实在是至理名言。我看“华大人”对于《新青年》的恶感，已经深极了。无论内容如何改变，他未必能辨别，见了这个名称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这并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前年的《每周评论》便是一个实例。
所以我希望适之能够改变意见，采用第二种办法。但北京同人如多数主张用《新青年》的名称，我也不反对。
1921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8月，他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会长的职位，9月到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工作。《新青年》9卷5号在该年9月出版。10月初，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新青年》随之停刊--1922年7月出版9卷6号以后休刊，1923年6月15日以季刊的形式复刊，由瞿秋白主编。然而，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刊，而非昔日胡适、陈独秀及其编辑群的刊物。
5.胡适的真假博士之谜
以维护胡适声名为己任的人，往往不能接受任何指出胡适有好名倾向的说法，即使是遥指或暗示都不行。比如，胡适哥大博士学位的问题，陈毓贤就以胡适不在乎学位，亦即，不好名作为假定。她说：“他可能和同时的陈寅恪一样，不太在乎学位，自信有真材实料便行。”殊不知胡适即使好名，也不会减损他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领袖的一毫。而且，这种斤斤计较，非把“好名”从胡适的形象中剔除的做法，根本就误解了胡适。胡适并不否认他“好名”，他对韦莲司说得很清楚：自己的原则是要“名符其实，而不是徒拥虚名”。
我们从“胡适档案”里的几封信，可以知道“假”博士的争议在胡适回国的当初就开始了。早在1919年9月7日，还在美国留学的朱经农就向胡适驰书示警了：
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通过］”、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这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该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我们不知道胡适的回信说了什么。但是，一年以后，朱经农又写信请胡适赶快把学位的问题解决：“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胡适1917年就参加了博士答辨，但他的博士学位直到1927年才拿到。胡适的博士问题，素来聚讼纷纭。双方的论点以及使用的语言，也往往依循着爱胡适与反胡适的立场而鲜明异常。就像我在《璞玉成璧》里所指出的，如果论文没有问题，胡适为什么一直要等到1926年12月底，才从英国打电报要亚东图书馆寄一百本1922年就已出版的论文给哥大呢？
在胡适把论文寄给哥大之前，他还有机会出英国版，却被他推却掉了。“胡适档案”里存有一封赵元任1924年写给胡适的英文信，说英国一家知名的学术出版公司通过徐志摩传话，希望胡适同意让他们发行英国版的《先秦名学史》。奇怪的是，胡适一直保持沉默。因此，他们请赵元任再度争取胡适同意：
我不记得我是否已经写信告诉你奥格顿（C. K. Ogden）［注：语言学家、哲学家、英国有名的出版公司路特立奇·凯根保罗（Routledge Kegan Paul）的编辑］的想法。他建议在英国出版你的《先秦哲学史》［注：书名赵元任是用中文写的，只是《名学史》误写成了《哲学史》］？？他说他已经得到你的出版社［注：亚东图书馆］的同意，在英国重新出版你的书。他建议由他自己动手来润饰你的用字遣词以适合英国读者的行文习惯。他要请罗素看一看牵涉到近代形式逻辑的地方。然后，再由我核对人名，全部都用韦氏（Wade）拼音统一化。你唯一须要作的，就是打个电报说“好”，然后，就是等着拿版税了。他已经请徐志摩征得你的同意，只是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一直不回复。所以他要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