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翻中： We entered this war because violations of right had occurred which touched us vitally and made the life of our own people impossible unless they were corrected and the world secured once for all against their recurrence.（我们参战是因为我们的权利受到侵犯。这些侵权的行为刺中了我们的要害。除非它们能被制止，让这个世界永远不再受其侵害，否则我们国民的生活就不可能继续。）
中翻英：做文章的第一要件是要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做文章是要使人懂得我所要说的话。做文章不要人懂得，又何必做文章呢？做文章的第二要件是要有力。这就是说，不但要使人懂得，还要使他读了不能不受我的文章的影响。做文章的第三要件是美。我所说的“美”不是一种独立的东西。文章又明白又有力，那就是美。花言巧语算不得美。
这段中翻英的文字，毋庸赘言，是胡适借着命题的权柄，来宣扬“胡适体”的白话文哲学。英翻中的文字，则是美国总统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发表的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的“十四点原则”（Fourteen Points）。其中有一个片语，是投考预科的学生不大可能了解的：“which touched us to the quick”（刺中了我们的要害），胡适非常适切地把它改成了“which touched us vitally”。威尔逊是胡适留美时期的偶像。他领导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服膺国际仲裁主义的胡适所颔首称是的政策。
3.白话文的成功不是瓜熟蒂落
不管胡适在舆论界、教育界占有的资源有多大，地位有多高，那究竟是北京一隅。就像北大、清华并不代表北京一样，北京也不代表中国的全部。我们不能因为白话文运动成功的迅速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就误以为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所向披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在处于被重新诠释的阶段，学者的研究日益细致、深刻，大有让人耳目一新之势。就以《新青年》为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新青年》的地位与名声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奠定的。在这以前，借用王奇生的话来说，《新青年》只是一本“普通刊物”。根据汪原放的回忆，《新青年》最初只印行一千本，到五四运动以后的巅峰期，每期达到了一万五六千本的数量，跟当时中国最老牌、最有名的《东方杂志》相仿。可是，即使在五四运动初起的时候，根据第二章所引杜威1919年8月1日给他哥大的同事所写的信，《新青年》的发行量仍然只不过是每期五千份。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得好：“民国八年［1919］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胡适举例说明：
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的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1920］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日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白话文的传播，像胡适所说的，有“一日千里”之势。1920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规定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该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
凡照旧制编辑之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其供第一、第二两学年用者，一律作废；第三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年［1921］为止；第四学年用书，准用至民国十一年［1922］为止。
胡适说，按照这个次序，要到1922年国民学校的国文才会完全改为白话。然而，“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牵动一发，便可摇动全身”。从小学开始，它可以牵动到师范学校。中学也有因此而受到牵动的。胡适在1923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时候说：“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即使《学衡》在1922年还刊出梅光迪、胡先骕的批判，胡适相当自信地为五年来的白话文运动作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地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白话文运动成功的迅速，显然是连胡适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本章启始征引了他在1923年3月12日写给韦莲司的一封信。信里说：“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写这封信的前九天，他才写完《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换句话说，他对韦莲司所说的话，正是《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结论。
胡适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固然可以持续地听到批判白话文、标榜文言文的声浪，但今天已经没有文白的争执。如今提倡文言文，可以像是学习茶道、花道一样的品味活动，也可以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白话文已经成为人们书写的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像胡适对韦莲司所说的，是瓜熟蒂落的结果。胡适所谓白话文学运动的成功，是“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这是典型的胜利者的历史诠释，也就是说，从结果回溯上去，把所有过往的发展都归为造成这个历史必然的进程。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是“目的论”（teleological）的诠释法。
事实上，即使白话文学的成功确有“水到渠成”的成分，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所遭受的抨击也是相当普遍的。胡适在留美时期和梅光迪、任鸿隽等人的辩论，《璞玉成璧》第八章详细讨论过了。林纾的反对，胡适是可以理解的。他最不能谅解的，是同样留美的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这三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当时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最胡适有所不知。留美并不表示一定不保守。留美学生当中，在政治、思想、社会上保守的人所在多有。反对白话文运动的留美学生的名单，远比胡适想象的还要长。除了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以外，比较知名的，还可以加入刘伯明与汪懋祖。刘伯明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汪懋祖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
事实上，不但留美跟是否支持白话文运动没有必然的关系，政治、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跟是否支持白话文运动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在这点上，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恽代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恽代英仍然反对白话文。比如，他在1917年9月27日的日记里说：“《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说。吾意中国文学认［乃］为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而古文诗词尤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则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诋文学，亦过甚也。”1918年4月27日，恽代英在写给吴致觉的信里仍然抱持这个观点：“新文学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旧文学亦自有不废的价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废的价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国民耳。”最有意味的是，恽代英1919年2月10日还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④
恽代英对《新青年》的态度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在4月24日的日记里说：“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6月25日，他转引好友的话说：“旧日以为《时报》与《东方杂志》最好，现在仍作此语，有耳无目，可怜哉！”9月9日，恽代英在给王光祈的信上说：“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和《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我们不知道他对文言与白话的观点是否也有戏剧性的转变。但至少他在日记里开始使用白话文了。
林纾、保守的留美学生以及五四以前的恽代英，在年龄、教育背景与思想观念等方面再迥异也不过了。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法苟同胡适废古文、采白话的主张。从这个角度来说，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是“瓜熟蒂落”。对林纾，以及留美的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骕，胡适的主张是他们至死都无法接受的。对他们来说，文言是维系华夏文化的媒介，是他们作为中国士人的认同根源。废除了文言，等于拔了他们的根。文言文不只是许多读书人性命之所寄，还是他们赖以传声之具。把文言废了，等于废了他们的武功。无怪乎林纾在写给蔡元培的另一封信里，发誓一定要与胡适等人周旋到底：“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然后已！”
胡适那个年代的人要用白话文写作，并不像胡适那句“瓜熟蒂落”所形容的那么简单。我在前文征引了郑超麟以及跟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勤工俭学的福建学生。他说他们是抵达法国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的。不过，郑超麟并不是特例。后来以白话散文、幽默成名的林语堂也经过了从文言转白话的学习过程。林语堂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亦即《新青年》4卷2号刊登的《汉字索引制说明》。两个月后，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一封信，亦即4卷4号上的《通信：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根据现存“胡适档案”里一封林语堂写给胡适的英文信，我们知道这封发表在《新青年》的白话信，是胡适润饰过的。林语堂对第一次写白话文的尝试作了如下的省思：
我要谢谢你帮我润饰了我的白话，因为我知道我的白话须要经过润饰。然而，我还是很惊讶，我第一次尝试所写的白话居然可以公开露面。那封信是我第一次用白话写的。这跟我学习了多年的晦涩的文理［注：文言］多么的不同啊！而我却非常踌躇不敢把它公之于世！［注：“白话”、“文理”都是原信里用中文写的词儿，是当时的通用语，林语堂没附英文翻译］
4.《新青年》的分裂：与共产主义交锋的第一回合
胡适在1935年底对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作了一个既夸张、又幼稚、而且简化了的历史的结论。当时看了汤尔和的日记，触动了回忆，他想起陈独秀因为私德不检而被辞掉北大文科学长职位的往事。胡适把《新青年》的分裂、陈独秀的左倾、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中国思想界的左倾，都归罪于这个不幸的决定：
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胡适晚年在纽约所作的《口述自传》里，就说得合理多了。他说五四运动以后，所有政党都体认到学生的力量，于是都想影响并得到学生的支持。其结果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染了政治热（politically-minded）。胡适提到了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晚上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传单被捕入狱的经过。这个回忆有意味的地方，是胡适对唐德刚根据录音打出来的初稿的修订。当晚胡适跟陈独秀、高一涵在“新世界”喝茶。唐德刚的打字稿说：
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被逮捕。他在北京“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他自己所写的传单的时候被逮个正着。那天是1919年6月11日。他跟我、还有也是安徽同乡的高一涵在一起喝茶。我们把他的传单分放在桌子上。
胡适校改的时候，把整段几乎全部划掉了，重新手写了一段：
陈独秀在1919年6月11日被捕。他在散发自己写、自己花钱印制的传单的时候被逮个正着。他散发传单的地方是北京南城的“新世界”游乐场，也就是陈先生、高一涵先生、我三个安徽老乡一起喝茶的地方。陈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传单，把它们分放在许多茶座上。
这些传单究竟是像初稿所说的，是陈独秀、胡适、高一涵一起发放在茶座上的，还是像胡适手写修正的，是陈独秀个人发放的？是胡适修正自己的回忆，还是修正唐德刚的误记？可惜唐德刚已经过世，我们无法向他求证了。胡适接着说，不久他就跟高一涵回家了。他说自己是半夜才接到电话，得知陈独秀被捕入狱。
总之，陈独秀在被关了八十三天以后，被保释出来。次年2月，他代替胡适去武汉演讲。他回来以后，警察上门找他，说报纸报道他在武昌散播“无政府共产主义”，并说他在保释期间没有报备，擅自离京是违反规定。陈独秀知道警察会再来找他麻烦，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因为担心被跟梢，他跟李大钊走的是迂回的路线。先往东走，到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再往西折向天津，然后从天津往上海。胡适的结论是：
这是陈独秀先生与他的北大一群分道扬镳的开始。因为他没有工作，我们就让他编辑《新青年》。那是他唯一的工作。就在上海，陈独秀跟他在政治上的朋友--未来的共产党创始人--产生联系。就这样，从第七卷开始，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文学革命的杂志的《新青年》，就逐渐地变成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北大的我们就这么地把杂志给拱手让出了？？所有这些，说明了我［在本节启始］所告诉你的：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foolishly）想把它保持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思想、文化的运动，就被五四运动不幸地给中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