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眼中尘土的北京、龌龊的北京
胡适爱北京。陈衡哲在1927年底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说：“在我们这些朋友当中，你可以算是最爱北京的一个人了。”当时，陈衡哲跟任鸿隽搬到了北京，胡适却从美国回来以后就住在了上海。胡适这样跟他们捉迷藏，她调侃胡适说，一定是因为他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你的‘最文明的北京城’”里。我们不知道胡适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北京的。刚回国的时候，他在《归国杂感》里痛斥了北京、上海的脏乱：“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铺里和穷人家里的种种不卫生，真是一个黑暗世界。至于道路的不洁净，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说了。”在新近发现的《尝试集》第二编的初稿本里，有胡适1918年6月7日所写的一篇序。他在这篇自序中，仍然说到北京的“尘土”与“龌龊”：“自从我去年秋间来北京--尘土的北京，龌龊的北京--居然也会做了一些诗。”
胡适在1917年回国，到北京大学去任教的时候，北京究竟是什么样子，除了在《归国杂感》里说它脏乱以外，胡适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描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杜威及其夫人在1919年访问中国的时候，从美国人的观点，倒是留下了一些宝贵的分析。杜威夫妇的观感，毫无疑问，是以美国社会当时的物质条件的标准来衡量北京的。然而，其可贵的地方正在此处。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外来的、中国后来要花一个世纪的时光来追赶的标准来盱衡当时落后的中国。杜威到了北京以后，这样描述北京的房子：
所有北京的房子就像我们［美国］的柴房，直接就盖在地上。房子里地上的石板跟底下的土地只有几英寸之隔。一下大雨，院子里就积满了水。接下来，那院子就可以泥泞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那湿气沿着房子里的墙脚往上渗透，可以沿着墙壁往上爬伸到两英尺之高。我们昨天去拜访一个中国朋友。他的家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之下，可是他仿佛视若无睹，怡然自得。他如果想在自己家里洗个澡，他就得付水夫双倍的价钱。可是，在忙完了煮水、打水的工作，洗了个澡以后，他还得找人一桶一桶地把用过的洗澡水拿出去处理掉。
我们不知道杜威夫妇去拜访的是不是胡适的家。然而，可以想象的，当时胡适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胡同8号的房子也不会例外，这是胡适在1918年为了接江冬秀到北京来住而租下来的。这幢四合院究竟有十七间还是十八间，胡适并没有一致的说法。他对江冬秀说：“我已租了一所新屋，预备五六日内搬进去住。这屋有九间正房，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仆婢住房），两间套房。离大学也不远（与江朝宗［注：江冬秀家乡江村的名人，1917年间曾任代国务总理］住宅相隔一巷）。房租每月二十元。”他在搬进去以后给母亲的信里说：“我已于［三月］卅日搬入新寓居住。此屋很好，入校既便，出城也便。”
北京的沙尘是有名的。这点，连最爱北京的胡适也承认。比如说，他在1921年夏天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到上海去做评鉴的工作。在上海的时候，他住在汪惕予那仿如“结庐在人境”的“蜷庐”。“蜷庐”在斜桥路1号，占地十亩。胡适形容“蜷庐”的主人“凿池造山，栽花种竹”，“雨住了，园子变成小湖了；水中都是园亭倒影，又一个新蜷庐了！”主人寂寞的时候，“把寂寞寄在古琴的弦子上”。9月7日，回北京以前，他写了一首诗：《临行赠蜷庐主人》。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是：“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的尘土了！”但是，夏天是北京的雨季。杜威在7月的一个下午亲眼目睹以后，把那景象描述给他的子女看：
这里现在是雨季，我恐怕没有为你们描写出其中的万分之一。昨天下午，我们终于见识到了。屋前的这条马路，在我们这侧，成了一条一英尺半深的急流。青年会所在的那条马路，从马路一侧的屋墙到另一侧的屋墙，围成了一个湖泊。当然，水并不深，不到六英寸。然而，那条马路比纽约的百老汇（Broadway）要宽得多多了，所以很是壮观。北京有着深可站人的下水道，已有几百年历史，但还是应付不了那雨量。
从纽约来的杜威夫妇为北京街道一雨就成泽国而瞠目结舌，胡适则不然。就像杜威夫妇所说的，他视若无睹不以为意。比如说，胡适在初到北京的时候抱怨过雨后行走不便。他在1918年5月11日的家信里说：“昨日今日天雨可厌。北京最怕雨。一下雨，路便不可行了。车价贵至一倍多。”然而，才几年的时间，他就习以为常了。1922年6月24日，杜威夫妇已经离开中国一年了。当晚，胡适在日记里说：“晚间到柯乐文［Grover Clark］家吃饭，谈宗教问题；席上多爱谈论的人，如Houghton［侯屯］， Embree［恩布瑞］， Clark［柯乐文］，谈此事各有所主张。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满了，我们更高谈。”胡适兴高采烈地总结道：
最后我为他们作一结束：一、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替宗教辩护，也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反对宗教。因为没有一个大宗教在历史上不曾立过大功、犯过大罪的。二、现在人多把“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混作一件事：这是不合的。即如协和医校，分析起来，百分之九十九是近代文化，百分之一是基督教。何必混作一件事？混作一事，所以反对的人要向历史里去寻教会摧残科学的事例来骂基督教了。三、宗教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的态度最好。
如果杜威夫妇把北京一雨就成泽国当作奇观，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人能忍受得了，而不去思解决之道，胡适则可能觉得那只是雨大水不通的结果。虽然造成了不便，然而，说不定正由于“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满了”，反倒让他们几个“爱谈论的人”，乐得干脆关起门来“更高谈”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胡适人生观--事功第一，及时行乐
胡适既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希冀举案齐眉的人，虽然我在《璞玉成璧》里描写说，他在留美的时候，写过一首诗给江冬秀，遐想他俩未来“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的画眉之乐。关于这点，敏感的杜威夫人就洞察到了。她在一封家信里说：
胡适回国以后就结婚了。他的妻子来自乡村、裹过小脚。他们说现在二十岁以下的女子都是天足了。尽管胡适才气纵横，但我不相信他会去教育他的妻子。
杜威夫人在另一封家信里，形容胡适是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的时候，胡适不在场。到了江冬秀要生素斐的时候，胡适连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都搞错了。她说：
胡适的太太大概8月1号会生［注：即素斐］。他告诉我好几次，说6月会生。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注：胡适错了，杜威夫人的推算比较正确，素斐是8月16日生的］。我相信他们--我意指的是他--现在大概才大梦初醒吧。她生第一胎的时候［祖望］，他人不在场。但至少那时她是在娘家。我不能作太多的臆测，但我知道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
陈衡哲对胡适说凡是富有情感的女子都能领会情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她了解胡适，所以她说：“但你与叔永都是男子，我怎能使你们领会呢！”1931年1月，她跟胡适到上海开会。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与莎菲谈，她说Love［爱］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说胡适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