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是对晋商很有哲理的总结。“保守”是指保守财富，依靠朴素、节俭积累资本。勤劳进取、节俭自约的确是山西商人区别于某些南商的明显特征，使山西商人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出一种既坚韧顽强，又忠实稳妥的风格。山西商人从创业到获取成功的极富时代，始终克守勤俭，留下了晋商俭约的美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晋商的成功还与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分不开。晋商是近代中国商人中，游历最广，冒险最多，最有吃苦精神的一群。他们不畏艰辛、开拓进取，为人所不敢为，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财富。
在严格的家规约束下，晋商难能可贵地保持早期的奋斗精神，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神话。但遗憾的是他们最终没有战胜人性的弱点，没有逃脱“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规律，由富裕而奢靡，而腐败，而堕落，而丧失了祖先的家业。
“晋俗俭吝”
在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商人们大多是节俭和吝啬的。所谓“嗜钱如命”，“守财奴 ”，“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等俗语，多用来形容商人中的吝啬鬼。
其实，对金钱的占有欲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吝啬行为到底该贬该褒，很难简单地下判断。节俭是美德，暴殄天物历来为中国传统道德所不齿；而节俭与吝啬，有时又实在很难区分。“守财奴”往往是对吝啬者的贬称，其实，在商场上混过的人都明白，吝啬也好，守财也好，作为节俭这是一个成功商人必备的素质之一。
古往今来，许多成功的经商者，都十分注重节俭。“世事无奇，唯忠唯恕；治家有道，克勤克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总结一国一邦的兴衰也往往是“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一代的创业者都比较俭朴一些，北方的风俗又比南方淳朴一些，这大概同个人的经历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风俗习惯有关。林语堂先生《中国人》一书认为，北方的中国人，往往“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大体上是有其道理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地少，地面水资源缺乏，十年九旱，土瘠民贫。因而山西人自古就养成一种艰苦奋斗、不怕艰险、勤劳节俭、勇于拼搏的美德。所以《诗经·唐风》说山西风俗为：“勤俭质朴，忧思深远，有尧之遗风焉。”
“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奉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太原、 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五岭以南)、东西北 三口(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五台新志》
“小狭人满，每挟赀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虽山陬海皆有 邑人。”——《平阳府志》
“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读之外 ，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实，实由于此。”——《太谷县志》
“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 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 、虾米海菜吃不清。”——晋中《摇篮曲》
一般生活在自然环境不太好的地方的人，深知生活的艰难，往往勤劳能吃苦，从不做今日有酒今日醉之辈，所以山西民俗俭啬。勤劳进取、节俭自约是晋商区别于某些南商的明显特征，使晋商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出一种既坚韧顽强，又忠实稳妥的风格。
“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 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奇能饶。”——《晋录》
“新安奢而山右俭”。——《五杂俎》
“初岁业尝中耗，厉志经营，用能复殖其产，尤慎于出纳，终其身， 未尝有锱珠滥费，盖天性然也”。——《儒官东泉王公暨孺人冯氏崔 氏杨氏合葬墓志铭》
明末清初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曾到山西做过实地调查，他在《肇域志》一书中这样评论山西：“昔人言：山西厥土硗薄，故民多贫；厥俗勤俭，故用仅足。”也就是说山西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山西人依靠勤俭维持了生存条件。
入清以后，山西依然保持节俭之风，“国初，民无他嗜，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积千金者，宫墙服饰，窘若寒素”。即使中等人家，也要亲自做一些砍柴、挑水的杂活。即使是千金之家，从外表上看，也和贫寒之家没什么两样。
晋商身上，自然脱不开黄土地上民风民俗的影响。许多县志中记载当地“土风朴实，民性勤俭”，“晋俗之俭，自古而然”，“民勤耕稼，务蚕桑。男多商贾，女多纺织，士勤诵读”，“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民性质朴，好尚节俭，力田 绩纺，尤尚商贾”，“山西民俗勤俭，古称唐魏之遗”，“晋省风俭朴厚，民间习于勤俭”，“非贸迁为业，即专事力田，一切非分之财，从不妄求”……有一个叫寻金材的商人，临终时还告诫其子：“他日苟有寸进，薄积当体”。
晋商的节俭之风还曾得到康熙的肯定。《东华录》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 “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 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在康熙看来，吴越州郡市肆被晋省商人占领的原因，是他们勤劳节俭，易于积累所致。
《康熙南巡秘记》也说：“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之人长于商，车辙马迹遍天下。齐鲁秦晋燕赵诸大市，执商市牛耳者，咸晋人。故晋人之富，甲于天下”。“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这是很有哲理的总结。
勤劳中蕴含着艰苦奋斗。仅就山西旅蒙商从张家口至恰克图的商路而言，地旷人稀，朔漠大荒，夏经酷暑煎蒸，冬历朔风严寒，几个世纪中，晋商经年累月在这条商路上奔波跋涉，其勤劳艰苦坚忍不拔的精神，非一般商人可比。“保守”是指保守财富，依靠朴素、节俭积累资本。乾隆《祁县志》卷四记载：“唐俗勤俭，勤者生财之道，俭者用财之道。圣人教之，不越乎勤俭而已。”勤劳进取、节俭自约的确是晋商区别于某些南商的明显特征，使晋商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出一种既坚韧顽强，又踏实稳妥的风格。
勤俭还体现了商人自身一种超越性的动机，正如晋商席铭所言：“大丈夫苟 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通过勤劳进取，俭约积累，留下传世基业，岂 不也是人生一大宏愿!与士大夫立功名于世不也是同样的荣耀吗?俗话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晋商立志宏远，积极进取，在立德、立业上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
清代山西的许多富商大家，还把祖先创业时的讨饭篮子、打狗棒、算盘、扁担、货箱、背褡子供奉到祠堂里，警戒后世子孙永远记住创业维艰，保持勤劳节俭之风。
祁县乔家富倾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 字，迄今犹存，不禁使人想到，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中，它对乔家子孙曾起过怎样 的约束作用。
山西票商贾继英的一生，继承了晋商勤俭节约的好传统，生活简朴。在他六十寿辰时，风闻有人 要为他隆重庆寿，即避居津埠，并叮嘱家人概不收礼。兰州任职期间，他月薪四百元，但从 不奢花，更不占公为私。平日，贾有吸烟嗜好，但只吸旱烟丝，有客在座时，才吸中档次的 卷烟。熟人曾讥他惜钱如命，他以“俭可养廉”作答。其胸襟可见一斑。
经商如打仗
晋商是近代中国商人中，游历最广，冒险最多，有胆有识的一群。他们不畏艰辛，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流东瀛，南达南 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如晋商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
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晋商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晋商从明代已与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晋商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晋商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很有胆识。清嘉庆时茶行初兴，北方人到南方办茶，对舟楫风波往往视为畏途，而秦必忠却坦然无惧，经常往返，获得厚利。有一次南下，正赶上大水灾，淹没了十多个县，被困在船上70多天。当时航路未通，只好绕道广东省回来。
清嘉道以来，社会很不安定，盗贼四出，商人外出经商很不安全。晋商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当时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
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晋商，自己练就武功用以防身。
晋商从不畏惧战乱和路途遥远，因为只要这两者在，便会有丰厚的回报。
康熙年间，为了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清军北进草原，行军作战，军需是一大问题。为此清政府放宽禁止汉民到蒙境的规定，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随军贸易。随军贸易商人除了贩运军粮、军马等国需品外，还在草原与蒙古人进行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很有势力的商人。这些旅蒙商人中绝大部分是晋商。
著名旅蒙商号大盛魁称雄蒙古草原200多年，其创始人山西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 杰、史大学，原本都很贫苦。王相卿，幼年家贫，被生活所迫，到山西右玉县为人佣工，曾在清军费扬古部队当伙夫，服杂役。张杰、史大学在康熙时随着清军征讨噶尔丹部队做随军贸易，当时仅是肩挑小贩，即货郎。后来三人合伙做生意，开始时营业不佳，张、史二人返回原籍另谋生计。过些时日，营业稍见好转，王相卿又把张、史二人邀来，继续合作。
三人先开了一家名叫吉盛堂的商号，到康熙末年，改名大盛魁。在大盛魁财神庙座前，陈列着一条扁担、两大木箱、一块石头。据说这是为纪念创业而保存：扁担是纪念创业人是以户挑贸易起家；木箱，一说是创始人用的货箱，一说是装财物之箱；石头是创业时当作秤银子的衡器。大盛魁在初创时的困难可想而知。
创业初期，大盛魁赶着驼队去运货。有时赶上青黄不接的季节，万里朔漠，人烟稀少，十几峰骆驼行走在空旷的荒野上，那样的孤单和渺小。路途之劳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像的。单说一日三餐，每顿吃的干粮不过是一把炒米。好在他们大多是苦出身，不以为意。
在草原上销售货物，要吃不少苦。牧户之间相距几里是常见的，大盛魁的人每日负重走上几十里是司空见惯的。空旷的原野上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只能听任风吹雨打，日晒霜冻。牧民随草场迁移，大盛魁的人就要在黑夜中摸索，担惊受怕。
掌柜王相卿有一次带人沿科布多河上行，到上游一处草场推销货物。等他们走几十里坑洼不平的地赶到的时候，才发现那里的蒙古人不知何时已移居别处。等候他们的是无边的黑夜和四周哭嚎着的一群恶狼，饥锇、疲惫和恐惧把他们推到绝望的边缘。万般无奈之中，他们燃起篝火，手握长刀，坐守到天明。
让大盛魁头痛的还不止这些。漠北草原不同于内地，地广人稀，时常有盗匪出没。匪徒借助地理条件，来无踪去无影，防不胜防。过往行人需要自我保护，经商的人大多结伙雁行。大盛魁初到这里，就听说此地有一群劫匪出没，驻防清军和地方衙门揖捕多日，连个人影也没有抓到。
大盛魁有一次遇上了拦路抢劫的马贼。幸好大盛魁的两个人随身没有现银，马贼刀下留情，没有要他们的命。从此，大盛魁规定：到偏远的地方售货，最好是物物交换，以防意外，银两被抢，损失更大。这倒符合蒙古人的习惯。
大盛魁的第一代主人是几位出自田畴、无资无财、无权无势的乡野村夫。他们没有被土地束缚住手脚，不甘心永远做耕耘桑田、困守田庐的农夫，抱着求生发财的最简单最现实的希望，到当时人们视为畏途的蛮荒异域去讨生活。他们并无高尚的志节，亦无超人的资质，腾涌在心间的只是一股生命本能的活力。如果一定要在他们身上发掘、寻觅到一些区别于常人的地方，那么他们最突出的个性就是不甘于命运安排，不屈服于外界条件的险恶，凭着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开拓出一条人生的坦途。
黄土地上走出来的汉子，当他们离家出门的时候，家无积蓄，身无长物，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他们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支撑他们一步步走下去的大概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朦胧希望。人说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因而养成了节约、不怕吃苦的精神。晋商对万里行贾习以为常，远赴他乡，不以身家为念。
人之勤俭耐劳是否受地理条件影响，故且不论。要说及“勤苦”二字，大盛魁的主人堪称楷模。他们经商外蒙，长途跋涉，水陆兼程，沿途地广人稀，气候无常。夏日酷暑，头顶烈日；冬季严寒，顶风冒雪。常年累月在这条长达五六千里的商路上奔波往返，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决非常人所能想像。
驼帮的生活相当艰辛，据老商客回忆，“路途中有时吃在驼峰上，睡在牛车里。车上柳杆为架，架上虽有席、毡覆盖，但前后开洞，风雨直入车中。到晚上露寝冷卧，白天骄阳炎酷，咄咄逼人。车上睡不能伸足，坐时常常碰头，只好卧着。如带的水喝完，很难找到 清水。即使找到水池，也常是水味苦碱，腥臭难闻，无法下咽。”
除了直接的生命危险以外，经商还要面临许多其他意想意想不到的风险。赚钱不容易，赚大钱更要冒风险。
晋商中的曹氏商业金融集团，设在莫斯科的分号就有三家：锦泰亨、锦泉涌、锦泉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国内战火连天，华商多遭哄抢，财货尽失，锦泰亨等三家亏损达百余万。而且原先手里大量的俄钞(羌贴)贬值惊人，原先1元现仅值5 分，权当擦屁股纸，都无人要。
可以说，经商的行为本质上就有一种冒险的性质。优秀的商人必须具备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精神气质，而近代的晋商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