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江苏无锡：《论学》第4期，1937年4月。
13.《尚书之传写与体例》，成都：《重光》第4、5期合刊，1938年。
14.《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四川三台：《志林》第2期，1940年三台东北大学印行。
15.《魏晋南北朝史学》，成都：《国论》第2卷第16、17期合刊，1941年8月。
16.《晚周史学》（一、二），成都：《华文月刊》第1卷第5、6期，1942年10—11月。
17.《宋代史学》，成都：《华文月刊》第2卷第2、3、4期，1943年7—9月。
18.《〈儒学五论〉自序》，成都：《图书集刊》第6期，1945年。
19.《法家流变考》，成都：《图书集刊》第9期，1949年。
20.《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成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2期。
21.《孔子和今文学》，《孔子讨论文集》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3月版。
22.《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上海：《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23.《理学札记与书柬》，《中国哲学》第五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1月版。
24.《〈老子〉王弼注本初校记》，《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辑，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2月版。
概说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概说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由经入史，贯通经、史和诸子，在研治经学中，对中国经学的起源及流变，对汉代经学、清代经学作了深入研究，每每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以开阔的眼光，对经学与诸子学、经学与政治、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作了认真的探讨，发人深省，给人启发和教益。其经学思想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且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他的经学思想可说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基础。概括说来，蒙文通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蒙文通对中国经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作了深入认真的探讨，认为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是复古运动，即是把从明代直到孔子的学术，逐次复古一番，由明代王阳明的狂禅而复于宋代之朱学，由宋学复于汉唐，由东汉古文学复于西汉今文学，又从西汉进一步复于周秦。由此，与经学复古回溯的路向相反，蒙文通循历史发展的足迹，从经学起源、周秦、两汉、南学北学，到宋明，探讨了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蒙文通在对经学的研究中，根据各派所传之学的源流地域及治学旨趣来划分鲁、齐、晋学。以鲁学为正宗，为谨守孔子思想的嫡派；而齐学则与诸子百家之学混合起来，它和晋学一起构成孔子学术的“两个支派”。认为齐学是博采杂说的，鲁学的醇正与齐学的驳杂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晋学的特点是与古史派混淆起来。与今文学为糅合齐、鲁两学而成不同，古文学则是依据三晋学而立。体现出蒙文通早期崇鲁学，而薄齐、晋学的思想。蒙文通对谶纬之内学作了认真考察，在他的重要经学著述《经学抉原》中专辟“内学”一节，提纲挈领作了论述，并探讨了谶纬之学对经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见其对在经学发展史上与经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谶纬之学的重视。虽然蒙文通对谶纬之学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分析，并批评了谶纬的流弊，但他对纬书却不排斥，并时有所征引。对宋以来视纬书为妖妄持有不同意见。蒙文通并论述自汉末到明代经学的演变、经学研习之风的变迁，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对经学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源和研究。
其次，蒙文通对汉代经学作了认真研讨。在治经学范围内，相对于宋学而言，蒙文通对汉代经学作了更多的研究，也把汉学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就其重视程度而言，超过宋学。就汉学内部而言，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评价比古文经学更高，亦对今、古文学的流弊提出批评。一般说，与先秦孔孟儒学相比，孔孟思想比汉学更为重要。所以他提出破弃今古文家法，上追晚周秦儒学之旨的见解。但也不尽然，蒙文通对汉学的评价，也发生着变化，前后不尽一致，或相矛盾，使人不易理解。虽在论经学与诸子学关系时，对西汉今文经学评价较高，有时甚至把它作为东汉以下思想的根本，不仅是子史之中心，而且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认为汉之新儒学所论有优于孟、荀处。但却对西汉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董仲舒却评价不高，时时提出批评。在以礼制分今古的基础上，蒙文通对今文经学作了探讨。认为西汉初年只有齐学、鲁学之争，齐、鲁学合后《王制》出，而有了今文学。到刘歆出来以后，才开始有今古文学之争，这时齐学、鲁学之争息。也就是说，在蒙文通看来，组成今文学的齐、鲁之学在西汉初相互争论，以后合而有今文学的出现；而古文学则是在刘歆时才有，有了古文学，才有了今古文学之争。除批评今文学的流弊外，到后来蒙文通也肯定了今文经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甚至对其作了较高的评价。蒙文通对其师廖平及康有为等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古文经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虽然蒙文通肯定刘歆创立古文学的贡献，但对刘歆所言古文经典出自于孔壁，由孔安国献于朝廷，藏于秘府的说法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刘歆挟古文以自重。在对古文经学的批评中，蒙文通揭示了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缺乏理想。正因为两汉经学，包括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均有毛病，使得儒学之道丧，微言大义绝，儒学衰微，发展停滞，所以蒙文通提出，不能以今、古文家法来明周秦之学，先秦典籍之旨也非两汉经师之家法所能概括，因而他主张破弃两汉经师的今、古文家法，将汉代经学与周秦儒学划分开，以周秦为宗，上追晚周儒学之旨。这也是对廖平“弃两汉，宗周秦”思想的发挥。
再次，与对汉代经学的研究密切相关，蒙文通对清代经学也做了研究和探讨。他认为乾嘉汉学是针对元明以来杜撰臆说盛行之弊而起，必然要对经传作一番考据检校的工夫，但后来已辨明宋学之非后，仍沉湎于考据，支离破碎地从事文字训诂，而无理论上的建树，这是其局限。蒙文通把清代今文经学分为两派，对其中继承西汉今文经学，讲《公羊》学的一派提出较多的批评；而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一派则为蒙文通所认同。总的来讲，蒙文通对清代经学的评价不如对汉代经学的评价高，而对清代今文学的批评是与对西汉董仲舒今文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凡承继、沿袭汉代《公羊》学的则遭到蒙文通的批评，这与清末近代以来康有为借今文学以宣传变法改制、主张君主立宪与孙中山主张民主革命相互之间的政治斗争有关。从蒙文通对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是以对《齐诗》“革命”说的认同，对《公羊》学及“改制”说的否定，来作为他评价从汉代到清代今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
探讨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是蒙文通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在周秦之际，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汲取，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经说荟集诸子说以为经术之中心，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也使得经学大盛。所以蒙文通强调，六经与百家相得益彰，经学与诸子学不相脱离，离之则两伤。认为汲取诸子百家的长处是汉代儒学之今文学战胜百家而占据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原因。由此他提出汉代经学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的思想。尽管蒙文通一定程度上肯定诸子学的地位和作用，但与经学相比，蒙文通认为，儒家经学的影响远超过诸子，包括诸子在内的子、史、文艺等学，都是不可与经学相抗衡的。认为经学是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渗透到思想行为、政治风习等各个方面。并批评近代以来以西学之学科分类来衡量经学，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巨大力量和巨大成就。对儒家经学予以充分肯定。
蒙文通对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看重，把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在经学体系内论政治。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今文学“革命”说的论述，对今文学“万民一律平等”思想的阐发，对今文学与政治相关的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几项制度的分析探讨，以及对今文学大家董仲舒的批评等，以探讨今文学的理想政治，并从总体上加以概括，指出今文学的思想是反抗现实的意识形态，体现了经学与政治的结合，到后来今文学则遭到统治者的压制而不传。这表明蒙文通是以思想家来治经的，体现出其经学思想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点。蒙文通对政治的关注以及他的经学思想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论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是蒙文通经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认为六艺经传是对诸子学的发展，不把它当作史料看待，今文学之理想与史学之史迹有别，经学非史学所能取代。又认为经、史有着一定的联系，六经据旧史以为本，邹鲁之言史与儒家经学相关，三晋史学转化为经学之古文学。由此，蒙文通主张研究经学不能只研究六经，而要从研究传记、经说中发掘其有价值的思想。如果只研究经典本身，那只是史料学及古文献学，而于经学的思想意蕴有所未及。蒙文通论经史之关系，虽也讲经史的联系，但以重视经史的区分为主。不把六艺经传当作史料看待，而主张要从六艺经传中寻得出道来。本书仅就蒙文通关于经史关系的思想加以探讨，而不是对他的史学思想本身作论述。
通过对蒙文通经学思想的研究探讨，可以大致归纳出其经学思想具有以下主要特色：（一）继承廖平，阐发师说；（二）重视传记，经表传里；（三）因经以明道，义理与证据不偏废；（四）经学与政治紧密联系；（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其经学思想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到晚年又在第三变的基础上多少有些转化。蒙文通经学思想前后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1、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2、破弃今、古家法，上追晚周儒学之旨；3、认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综其旨要的新儒学；4、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了的儒学。蒙文通经学思想的某些特色，即使在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也是鲜明而突出的。由此体现出蒙文通经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值得认真探讨和深入发掘、研究的珍贵思想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