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五十始于象山之言有所省,而稍知所以救其失。”蒙文通虽然在四十岁左右看到了朱、王学之弊,但“既知其病之所在也,而究不知所以易之”。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受陆九渊学说的启发,才略微知道如何补正,并于1944年发表《儒学五论》,于《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一文篇末《后论》中略言之。在《后论》中,他指出:“思、孟相承之要与朱、王之两致离失者,要只在此‘思诚’一义之或明或忽耳。”蒙文通认为,孟子之进于子思,就在于易子思《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的“诚之”为“思诚”,使得人与物根本区别开来,是“天之所以与我者”。他认为,朱、王有弊,就在于没有真正明了“思诚”之涵义,而混淆了人道和天道。他说:“‘思诚’、‘择善’,而后人欲可净、天理流行而天人合德也。此天道、人道之有辨而不可混。”“朱子必以格物穷理为言者,是以不杂者拟不离而疑之,以人道而疑天道也。王子不免‘满街尧舜’之说者,是以不离者拟不杂而信之,以天道而淆人道也。天、人之辨淆而道之大源紊。”正如前文所述,蒙文通认为陆九渊深得思、孟之旨,其言心、言思、言操存之工,深合于孟氏“思诚”、“择善”之学,故能救朱、王之失。
五十以后“乃独有契于陈乾初”。这主要是因为,“盖当程朱与陆王皆有弊,惟斯人能烛其微隐而矫之”。蒙文通曾指出,程朱之弊在于“即物穷理”,陆王之弊在于“满街尧舜”,两者之弊为一义之两端,在于论理、气不彻,而根本点则在于:“宋明儒虽持论各别,然其囿于先天论则一耳”,他认为,包括朱、王在内的宋明儒是以“先天论”(预成论)来讲性善论的,即以(天)理或(本)心为人的内在根据,认为人的先天之性是完备的,强调内在、外在的穷理、致知工夫只是要回复原初之性。“则清初之学,实有鉴于前世之弊,不得不起而挽之。”然而,因考据之风的盛行,并非一世学者都能尽心于此,蒙文通认为,在明末清初的这批学人之中,“是陈乾初(陈确)解决得深些,其次是王船山,但已不及陈了,顾(炎武)、黄(宗羲)更不及陈”。“仅王船山略与陈乾初有接近处,戴东原、焦理堂辈似亦欲挽宋明之弊,惜所得不深”。故“明清之交,必以此公为巨擘”。因为,蒙文通认为,陈确讲发展论,可以补救宋明人以先天论论性善的失误,认为这“也是宋明理学新的进步(发展)”。
蒙文通认为,宋明人言性善,忽略了孔子性近之说,未真正理解孟子的扩充之义。他说:“宋明人徒言性善,而置性近之说于不顾,谓圣人为复其原初之性,而未晓然于孟子扩充之说,不知圣人为发展其本然之性,于孔孟之义不可通,而工夫亦不免颠倒窒碍。”他认为,宋明诸儒对孔孟之义没有理解透彻,故在言性的过程中,虽然发挥了孟子的先天性善之义,但忽略了孟子承孔子“性近习远”说的影响而主张扩充“四端”以成圣人之义,故孔、孟之义不相通,成圣的工夫势必有所颠倒和有所窒碍。因此,宋明儒为认识天理,为成为圣人,多主张“主静”、“无欲”等工夫,其中,程朱一派主张用主体去冥合外在的本体——天理,陆王一派主张直接认识安置在主体之中的本体。两者用力不同,但都是要体认天理,认识超然之性与理。蒙文通认为,两种工夫都无法真正认识人性。
至于清初学者,蒙文通认为,他们虽然看到了王学末流的弊端,说其为“狂禅”,讥其“曲学误国”,把王学作为禅学加以批判,但“究未达于宋明立论之非,此真印度之论,禅宗说误之耳。”“宋明立论之非”究竟是什么呢?“盖以朱子言理先气后,阳明言现成良知,皆不免强调一偏,皆蹈先天论之失,陈氏以发展论救之,而义始真切。然亦即明道存久自明之说。孟子言火之始然、泉之始达,以知皆以扩而充之,以仁在熟之言之,以义所生非义袭取言之,並此义也。董子、韩婴之论茧如丝、卵如鸡,亦是此义。朱子、阳明说工夫处亦此意。必工夫至而本体益明,乃不易之理。黎洲后来言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正深有得于陈氏之说。李延平说: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亦此理。古人工夫,大都如此。惟复性有还原之意,不免有先天、预成之见。”蒙文通认为,朱子言理先气后,是离理、气为二,不得不走向“即物穷理”之途;阳明言现成良知,是就本体而言,忽略了工夫,是离本体、工夫为二?必然导致“满街尧舜”之弊;二者虽各走一端,其根源在于有先天、预成之见。也就是说,“宋明立论之非”就在于,宋明儒认为,人性之善是天生的,后天所有的生活实践工夫只是在回复原初之性。
事实上,人性虽天生是善的,但仅是善端而已,还有待于扩充和发展。蒙文通认为,只有王夫之、陈乾初等人的人性论思想才能“矫”之。他说:“惟王夫之、陈乾初诸家始以日生日成言性,不废宋明之精到处,又能有所发展,以补宋明所未至。”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的观点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人的善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而完善。陈确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孔子曰性相近,孟子又曰性善,论自此大定,学者可不复语性矣。”但是,由于后儒未解孔孟言性之说与《易》“继善成性”之论,遂致人性之说纷纭杂陈难辨,背离圣人之旨。因此,陈确以孟子的性善说作为立论的根据,在批判宋明理学心性学说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性论思想。他指出,孔孟论人性,注重的是人的现实的道德修养践履,以成就人的本来而有的向善的本性;而后儒论人性,注重的是寻求人生而静的天地之性,把人的善恶归结于“气禀天赋”。因此,他认为,人的本性是通过人的气、情、才表现出来的,只有注重人的气、情、才的现实修养,才能成就人的本来的向善本性;性的善恶是后天习行的结果。蒙文通认为,陈确的这种注重人性的过程性的思想就能兼顾“孔子的性近之说”和“孟子的性善之论”,故能“不废宋明之精到处,又能有所发展,以补宋明所未至”,使孔子的外铄之性与孟子的内在之性有效结合,注重后天的工夫,使工夫与本体有效结合。
蒙文通赞成陈确的“教养成就以全其性”的观点,认为“陈氏之说最为的当”。他认为,陈确之所以能矫正朱熹、阳明等人之失误,关键在于,陈确为了维护孟子的性善说,提出了“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的命题,主张以发挥孟子的扩充之义、注重后天习行的发展论观点而言性,克服了朱、王等人强调自我的道德修养的先天论观点的缺欠,使孔孟之说得以发展和完善。“陈氏《性解》各篇,纯由发展论以言性,深有合于孟子之旨。”“深合”之意自然是指既重视性善、又主张性的扩充之义了,尤是对后者的强调。实际上,陈确的哲学著作还包括讲其鬼神观的《葬书》和讲其知行观的《大学辨》。前者,蒙文通没有提到,后者,他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说:“我于陈氏《大学辨》一篇也不同意,陈之学固是,而其推测《大学》之意又未必得其实。”可见,蒙文通独契于陈氏的,是他的人性论,尤其是陈氏对后天扩充本然之性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蒙文通“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他在1952年写给张表方的一封书柬中,开篇就说道:“文通于解放后一二年来,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不徒有科学之论据,亦驾往时旧哲学而上之。往昔中国文化,其应据以改造修正者何胜数。反复思之,中国文化之价值与存亡,真今日一大事也。由文通浅见论之,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从这里可以看出,蒙文通对列宁哲学的高度认同;不仅有科学的论据,而且高于传统的孔孟义学;认为应根据列宁哲学对大多数中国旧文化进行修正。
不过,蒙文通认为,孔、孟学说与唯物论并不相悖。因为,孔孟之道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的伦理道德。“有物而后有则,宋人衍之为道不离器,即形上,即形下,初非有二,于理气之说尤详言之。”孔、孟讲物、讲规律,宋人发展孔、孟之说,讲道器、理气。其“理”(道),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万事万物之物理,集仁义道德于一身的伦理(天理);所讲的“气”(器),除张载兼物质之气与本体之气于一体以外,大多理学家讲的是物质之气,亦是说形上不离形下,有物而后有则(理)。也就是说,孔孟之学重视自然规律,“此与耶教、佛学之论迥殊,而与马列无所违”。即孔孟之学具有唯物论的基础含义,自然与唯物论不悖。因此,蒙文通在该书柬的结尾,总述了自己治宋明理学的历程:“文通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又十年矣(即已六十岁),于宋明之确然未是者,积思之久,于陈乾初之说得之,于马列之说证之,尝拟勒为一篇,存汉宋明清义理之合者,而辩其不合者于中国者,于中国文化一部分之扬弃工作稍致力焉,俾后之或有志于斯者有所商榷。”真正是打算以马列之说为依据,对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修正。在某种意义上,蒙文通反对佛教徒持“空”而反对儒者持“有”的立场,也反对儒者持“有”而斥佛教的“空”、老庄的“无”;他认为当时学者以唯心、唯物而论学,和儒与释、道相绌有些相似。他说:“释氏之徒以空自高而斥儒为有,儒之愿者亦以有自诩,而斥释氏之空、老氏之无。于是儒堕负而不可救也。……自顷欧洲思想入中国,以唯心、唯物之论张,以唯物自夸者,恒中国斥说为唯心。兹二者诚无独有偶、相映成趣。乃今之学人亦颇有以唯心自诩而斥唯物者,使安国处于今日,知必超心、物以立论而会其同,所应反讯者希止十数端哉!吾知今后必有孙盛其人,拭目俟之也。”蒙文通认为,孙盛“超有、无以立论,自能深契周秦儒家之旨,其度越时流远”,他主张应该超越有、无,超越唯心、唯物来论学。
蒙文通七十岁的时候,谈到他治宋明理学的进境时,说道:“前作《儒学五论》,就今日而论,其中各篇改动不大,惟《哲学思想》一篇,主脑全异。即因前时对陈氏无甚了解,自己是站在先天论一边来立论的。这也是近十多年一点进步,亦自喜。今年已七十了,在最近半年中于学问尚有新境界,亦差可自慰。”可见陈确对他晚年理学思想的重要影响。
总之,蒙文通在反复涵泳体会宋明理学的一生中,由少年时的“服膺”到三十岁的“大疑”、四十岁的“乃知朱、王之蔽”,到五十岁的“宗陆象山”,再到五十以后“渐独有契于陈乾初”,解放后“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认为孔孟之学与唯物论不悖,清楚地凸显了一代大师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也清晰地展现了蒙文通用一生“究心”于理学的思想脉络,即“皆折中归本乎孟氏”。正如前述,蒙文通认为,包括陆象山在内的宋明人大多有先天论之误,而“宗陆”也就表明蒙文通亦赞成内求于心的道德修养观点,这可以说是蒙文通前期理学思想的总结;“契陈”则说明蒙文通重视孟子的“四端”扩充之义,重视后天的道德践履和教育培养的人性论发展观,这可以说是蒙文通后期的理学思想。不过,从根本上说,二者又是一致的。因为,陆氏与陈氏的理学观点分别是对孟子的本心说和性善论的发挥,故无论是“宗陆”还是“契陈”,“皆折中归本乎孟氏”。
(四)《大学》深得思、孟之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