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早期参加四川独立及反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等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是年9月在绥远誓师，响应北伐。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力促宁汉合作，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192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翌年，因不满蒋的独裁做法，公开反蒋。1935年11月重返南京，历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后改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其间提议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抗战胜利后，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力主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1946年被蒋排逐赴美“考察水利”。1948年1月缺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乘船离美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1日，因轮船失火遇难。
〔解读〕
蒋介石经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取得合法地位后，加紧整顿军队，进而与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各实力派协调一致，举行第二次北伐，打垮奉系军阀，统一全国。为了拉拢冯玉祥充当攻打奉军的先锋，1928年2月15日到开封与冯会晤，并换贴结拜为盟兄弟。蒋给冯的手书是：“安危同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可谓海誓山盟，披肝沥胆。实际上双方是同床异梦，各有谋算，事隔一年便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
控制华北是冯玉祥历来所追求的梦想。由是冯在这次北伐中，接连在山东、河北打了几场硬仗，出力最大。但随着北伐进程的推进，蒋介石把实力最强的冯玉祥看做是自己的心腹大患。于是在接收平津和裁军等问题上，百般压制，打击冯玉祥。蒋、冯矛盾日渐突出，终于酿成1929年5月的蒋、阎、冯中原大战。
经过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完全瓦解，其在军事上与蒋的对抗不复存在。
但在中原大战之后，蒋不但没有处罚冯，反而使他“得中央之宽厚待遇”。而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作为一名军人，抵抗日本侵略的思想在他的心中越来越强烈。可他已不像从前，既无兵，又无将，蒋要他“共商救国大计”，便将对蒋的怨恨之心一时放置脑后。
然而，蒋一心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妥协，使冯玉祥指望依靠中央抗日的想法彻底破灭了。1933年5月，冯玉祥于张家口举起抗日大旗，独自抗日了。其实，日军势力已经伸入华北，到5月战火烧到平津。于是冯挺身而出，联合共产党人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战。很快，同盟军便发展到十几万人，并主动出击，连克康保、宝昌、沽原，6月20日，收复重镇多伦，全国为之振奋。
在蒋介石看来，冯玉祥此举是给他惹了大祸。得罪了日本人，会导致中日战争扩大，他的“剿共”计划就会受到影响。他更怕冯的势力重新壮大对他不利。于是，蒋决心把同盟军搞垮。他一方面“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派军队10多万人入察，威逼冯取消同盟；另一方面先于5月23日下令解除冯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又于7月28日，与汪精卫联名发表时局通电，公开指责冯“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害统一政令”、“妨害中央边防计划”、“滥收散军土匪”、“引用‘共匪’头目，煽动赤焰”等等，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蒋介石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样，大有食之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部打过去……
吴忠信
“兄主持边政以来，贤劳卓著。现抗战胜利愈形接近，一切边疆大计，尤待未雨绸缪，以期逐步实施，务望勉为其难，勿萌消极，共济时艰。”
（刁抱石编：《民国吴礼卿先生忠信年谱》，第115—11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安徽合肥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任监察院监察委员、贵州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及“中央银行”董事、“国民党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解读〕
比蒋介石大三岁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自从1922年与蒋介石结为金兰兄弟后，事事服从蒋介石，为蒋排忧解难，于公于私无不效力，成为蒋的忠实幕僚和亲密至交。特别是吴忠信在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对于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关系，行使中央对于西藏的主权，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统一与完整，起了积极的作用，为蒋介石争得了荣耀，也因此受到蒋的称赞。
1936年8月，吴忠信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就职后，为了加强该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便着手筹办政治训练班，并自兼主任，以培养、训练会内的工作人员。为了笼络蒙藏等少数民族上层政治领袖人物，吴还争取到一笔边疆政权领袖的“展觐”专款，抗战时期在重庆等地设立了专门招待所，专门收留、招呼流亡至内地的喇嘛、王公及其家属。在政治方面，吴还征得蒋的同意，将内蒙的章嘉呼图克安排为国民政府委员，将外蒙的迪鲁瓦图安排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借以羁縻。同时，吴还在蒙藏委员内安排了山西、四川、云南省份的代表，使蒙藏委员会成为蒋介石加强统治边疆各省的工具。
吴忠信担任蒙藏委员委员长期间，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安排九世班禅还藏和自己进藏主持十四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两件事。达赖与班禅为西藏两大宗教领袖。自晚清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插手西藏，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长期失和，九世班禅被迫流亡内地，长期不能回藏。1933年，九世班禅取道青海回藏，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集团中的亲英分子竭力加以阻挠，英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涉。吴忠信上任后，力排英国方面的阻力，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于1937年初安排专门特使护送班禅一行回藏。12月初，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后，吴又排除各种阻力，安排班禅的灵柩归藏，并商请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代表中央政府前往西康致祭。
1938年7月，西藏方面传来消息，谓十四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已在青海塔尔寺附近寻获，请中央政府派员莅面监视掣签。鉴于达赖灵童转世事关重大，为加强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国民政府决定派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吴受命后，开始积极行进藏准备。由于此次进藏带有安抚、慰问性质，因而所需经费较多。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等以抗战时期财政困难为由，削减压缩进藏经费数额，并拒办外汇。吴忠信为此状告蒋介石，并多方奔走呼吁，力陈此次进藏“任务重大，为历史之创举，似不能吝惜区区应用之款”，请求各界给予支持。后经蒋介石几次干预过问，始得解决。吴先派孔庆宗等一批随员由西康直接进藏，自己则示礼重，由香港绕道印度、缅甸，于1940年1月从西藏南面入藏（传统观念西藏南面为大门）。
到达拉萨的第二天，吴等一行按惯例前往布达拉宫瞻礼。宫前几门台阶分三道，中间一道以绳索拦住，不让通行。吴问其故，得知此道只有达赖一人可走，其他人只能走左右两道，旁人也皆劝吴循其规。吴忠信则正色道：“我乃代表中央之大员，在本国领土之内，无处不可行走！”立即命人将绳索撤除，然后执杖从中国而行，赢得众人敬畏。
2月2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英国驻藏代表竟唆使少数噶厦提出吴应向灵童行参拜礼，并拟于坐床典礼时将吴的座位安排在达赖正座下道左侧，以降低中央代表的地位。吴忠信知道后，立即向摄政的热振呼图克等人严正指出：“西藏从属中央政府已有800年之久。达赖喇嘛坐床纯属我国内政，不容他人饶舌。我主持坐床乃是行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如否认中央代表的察看权和主持权，我即行离藏。”在热振呼图克等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吴忠信与达赖一同坐北面南，接受各方参拜。英国代表见阴谋未成，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不再参加典礼。
主持坐床典礼后，吴忠信即以中央与西藏关系日臻密切，电请国民党政府照准在西藏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并以随员孔庆宗为处长。这是自清末驻藏大臣撤销到民国以来，中央政府首次正式设立驻藏办事机构。同时，吴还代表中央政府赐予摄政热振呼图克等人勋章并颁发金册、金印等。
他在离藏东归时赋曰
“此行圆满东归去，全藏人民信佛深；
遍野荒山无一物，有心有愿作甘霖。”
1941年5月，吴忠信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辞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蒋介石亲笔复函慰留，谓“兄主持边政以来，贤劳卓著。现抗战胜利愈形接近，一切边疆大计，尤待未雨绸缪，以期逐步实施，务望勉为其难，勿萌消极，共济时艰。”是年9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甘（肃）宁（夏）青（海）区党政工作考察团团长。
张学良
“不可放虎归山。”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1），第327页）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1919—1927年历任奉军营长、旅团长、旅长、司令、师长、军长、总司令、军团长等职。1928年6月张作霖皇姑屯被炸后，接替其父任东三省保安司令，主持东北军政。同年12月29日，挫败日本策划东北“独立”阴谋，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30年中原大战时，拥护蒋介石的“中央”，并进兵关内，瓦解了反蒋联盟，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前后，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为敌手。1934年后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推动下，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事变和平解决后，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竟被蒋囚禁。1946年押送台湾，被国民党当局长期幽禁。2001年10月病逝于美国。
〔解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张学良不顾许多人的规劝，执意要送蒋介石回南京。一是想去南京“请罪”，给这位盟兄点面子；一是坚信蒋介石的人格；同时怕蒋介石食言。他曾对人说：“这次我们放他回去，以后还是要争取、团结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见人，好办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扣留软禁。31日，高等军事法庭以张学良“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十年有期徒刑。
蒋介石“宽大为怀”，请求给予特赦。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他漫长的“严加管束”的生活。历史又一次捉弄了这对把兄弟，历经短短的11天，囚徒又成为领袖，而将军而变成囚徒。
张学良起初被软禁在奉化溪口。2月，他从奉化写信给东北将领“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转告东北将领，“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得保持这个友谊余愿足矣。”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要抗日，准备与共产党合作，总算没有食言。7月17日，他向全国发表讲话：“如果战端一开，就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讲话后，他接到张学良托人送来的请缨杀敌书。但蒋不想把他包括在“无论何人”之中，回信要他“好好读四书五经”。
这年初冬，张学良被转送到安徽黄山。接着从黄山转到江西萍乡。1938年5月，又从萍乡迁到湖南柳州，住在苏仙岭上的古庙之中。他抱恨长叹，奋笔在高墙上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一行大字。
同年11月，张学良又被迁到湖南沅陵的凤凰山。他又托张治中送信给蒋介石。要求出去抗战，并要求见面细谈，结果又是石沉大海。
12月，张学良被迁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两位挚友近在咫尺，但却无缘相见。
1941年5月，张学良又被迁到铜梓天门洞，直到抗战胜利。有一天，蒋介石接到张学良送来的一件礼物——一块金表。蒋知道这是张学良提醒他，时间不早了，该放他出去了。蒋介石摇摇头，把他转移到江西兴国的阳明洞，以后又转到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秋押送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1947年10月30日，张治中再一次访问了张学良。张又请张治中代向蒋转达自己渴望恢复自由的愿望，并赠张治中旧诗一首：
总府西来义气深，
山居何敢动佳兵。
不堪酒贱酬知己，
惟有清铭照此心。
蒋介石获悉此事非常恼火，下了手谕：非经他本人批准，任何人不得见张学良！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对他的“管束”。
自蒋介石去台至解除对张学良“管束”的十多年内，“管束”工作一直是由蒋经国负责的。蒋介石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
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写了一副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