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的报纸报道：1960年3月25日，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到达萨尔图车站。一下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而是逢人就问三句话：“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他所在的钻井点在马家窑，在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从安装钻机到完钻，他一连7天7夜没有离开工地，这口井成为大会战后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王进喜打出的第二口井地处高压区，打到700多米时突然发生了井喷，强大的高压液柱冲出井口，一场大事故眼看就要发生。要压住井喷，当时唯一的办法是往泥浆中加水泥和黄土，可是，由于没有搅拌机，倒进去的水泥沉在泥浆池底，与泥浆无法融和。就在这时，王进喜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池中。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王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数十个血泡。记者写道：“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
因为工作不要命，王进喜被称为“铁人”。在4月29日的誓师大会上，王进喜登上主席台发言，他高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活一口气，拼死干到底，为了把贫油落后‘帽子’摘掉，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话音未落，全场吼声震天。
1960年，大庆产出原油97万吨。从大会战开始，大庆逐渐探明了一个含油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6亿吨的大油田——截至2006年８月，大庆油田探明储量达到61.3亿吨。到1963年底，大庆开发建设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三年多时间里开采原油1 155万吨。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大大增强了中国工业的自主能力。同时，它也涌现了“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典型人物，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成为全中国的国营企业学习的标杆。其中最出名的是：
“三老四严”——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学两论”——石油部给每个工人配送了毛泽东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形成日日学习的制度。石油部长余秋里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部工作的指针，‘两论’是会战的灵魂。这两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读，反复地读。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就会感到头脑清醒，浑身是劲，就有办法；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职工白天上班时把“两论”带在身边，晚上则集中学习，时人赋诗曰：“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人人手里捧毛选，‘两论’学习方向明”。
大庆的这些做法逐渐被总结和规范为经验和制度，在全国广泛推广。这些经验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弘扬集体主义和“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充分强调基层工人的劳动主动性，它与之前的“鞍钢宪法”一起，构成了一套极其富有中国特色的工厂管理制度。
在1963年12月的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一直到周恩来对世界宣告“石油自给”的时候，国际上仍然无法判断这条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
尽管中国在1960年就开始了石油大会战，但是，它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大庆油田对外的称呼是“安达农垦总场”。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日本媒体才首次确定“中国的大庆油田，确有其事”，但是，他们依然搞不清楚油田究竟在什么地方。
又过了两年，1966年7月的《中国画报》上刊登了一组大庆油田的照片，日本人从一张油田工人的服装衣着上判定，“大庆油田是在冬季为零下30度的北满，大致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他们又从一张炼油厂反应塔的照片上推算出大庆油田的大概规模——日本人从反应塔上的扶手栏杆开始推算，得出反应塔内径约为5米，据此，他们推断，大庆炼油厂的加工能力为每日900千升，如以残留油为原油的30%计算，原油加工能力为每日3 000千升，一年以360天计算，年产量为100万千升。
到10月份，日本人又从《人民中国》杂志上找到了王进喜的报道事迹。他们分析道，最早钻井是在安达东北的北安附近下手的，并且从钻井设备运输情况看，离火车站不会太远。在事迹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王进喜一到马家窑看到大片的荒野说：“好大的油田！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丢到太平洋去。”于是，日本人从前“满洲国”地图上查到“马家窑是位于黑龙江海伦县东面的一个小村，在北安铁路上一个小站东边十多公里处”。就这样，日本人终于把大庆的地理位置搞清楚了。
【企业史人物】
单干专家
李云河——县委副书记，冯志来——畜牧场兽医，杨木水——蚕桑技术员，陈新宇——公社干部，四人均来自浙江。
这些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在本部企业史上，是因为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大饥荒时期，这些来自民间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他们因此被蔑称为“单干专家”，他们的生命饱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云河名气最大、行动最早。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发表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这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27岁的李云河时任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他是山东省惠民县人，少年从军，参加过渡江战役。他所在的永嘉县地少人多，粮食不能自足。早在1956年，他就在全县313个合作社里推行包产到户，同时，不断上书浙江省委和中央，希望推广这个做法。他在调查报告的开篇就表达了挑战权威的姿态，他写道：“很多同志都骂包产到户不好，有的地方已经骂臭了，我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错误的），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办法。”他还具体总结了包产到户的“六好”、“六高”、“八多”、“五少”和“两省”。1958年2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职劳改的下场。
1960年之后，随着全国性大饥荒的爆发，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开始显现。就当安徽和广西等地尝试“包产到户”时，在浙江则先后出现了三位民间理论家。
1962年4月，温州瑞安县隆山畜牧场的兽医冯志来完成长篇论文《半社会主义论》。他写道：“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的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小工业者的独立经营。”
文章完成后，冯志来孤身北上，住进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并在所附的信笺上抄录了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个月后，他又撰写更为尖锐的《怎么办？》，再次投书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为“右派”，在武装警察的押送下，送回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改造。很多年后，冯志来对《中国模范生》的作者胡宏伟说，当时他花1.4元钱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的衣袋里，随时准备以死殉道。
几乎就在冯志来写《半社会主义论》的同时，宁波嵊县农技站的蚕桑技术员杨木水写出了《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万言书，文内列数了包产到户的13个优越性。杨木水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颠三倒四，却句句直击弊病根源。在长文的最后，他写道：“抱歉得很，我的建议一定有很多毛病，明显的是文体糊涂文字错误，这不能怪我，由于我从来没有正式读什么书的缘故。”
杨木水将文章寄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毛泽东主席，同时，还辗转寄了一份给嵊县老乡、经济学家马寅初。马寅初接信后，不顾80岁高龄亲自南下与杨木水面谈，随后又在嵊县进行了长达7天的调查研究。由马寅初转呈，高层终于看到了这份万言书。1963年春，杨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后加重到死缓，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狱中，杨木水的双脚被戴上36斤重的大铁镣。
相较上述数人，绍兴新昌县新溪公社的干部陈新宇的际遇同样悲惨。他出身地主家庭，政治身份本来就很差，1961年6月，陈新宇根据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陈新宇将两篇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出于对自己地主家庭成分的天然警觉，他下定决心：从此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不株连他人。
随后的两年间，陈新宇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8封读者来信，辩论的话题都是包产到户。1962年6月前后，《人民日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几次刊发陈新宇的来信，还汇给他稿费25.5元。在这期间，陈新宇受到巨大压力，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年来我成了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1966年之后，陈新宇被定性为“右派分子”，前后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中央点名批评了邓子恢、杜润生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这些基层的小人物，南北呼应，又都是在同一时间，采取了犯颜直谏的方式，提倡和鼓吹包产到户。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指的就是冯志来、陈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杨木水。
李云河和“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都活着看到了包产到户在中国的盛行，1978年之后，正是这一制度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轰隆隆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2年，沉冤24年的李云河被平反，并出任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写专著《中国农村户学》，提出“家庭工业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思路，这几乎就是“温州模式”的萌芽之说。1998年7月7日，李云河去世。就在这个月，浙江省举办了“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李云河的遗孀捧着他的遗照与会，全场起立，无数人感动落泪。当年也曾因提倡包产到户而蒙难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哽咽着说：“我本想在这里会见李云河同志，谁知竟不能如愿……我对这位包产到户先驱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
1975年，服刑12年的杨木水出狱，三年后摘掉“反革命”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他有一个专治支气管炎的草药秘方据称十分有效。2001年，杨木水病逝，其后半生默默无闻，几乎无人知晓这个孤儿的当年豪情事。
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一直孑然一身。在劳改的十多年中，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他获平反，从此隐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
被遣返回义乌的冯志来在1983年获平反，被调入县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晚年结集出版文集《兴市边鼓集》。
让人们悲伤的，其实是悲伤本身。
四个“单干专家”性情各异，李云河严谨，冯志来激越，杨木水豪放，陈新宇温和。他们生于草莽，身份低卑，均无高深修养，却能在时代最艰困的时刻，虽千万人吾往矣，发出最清醒而勇敢的声音，所谓士者，大抵如是。此四人中，以兽医冯志来的古文功底最为深厚，赋得一手好律诗。他多有诗作赠送好友，其中一首曰：“大梦谁先觉，平生几相知；孤鸿悲落日，众鸟觅栖枝；风雪终有尽，落花恨无期；浩然浙江水，曲折顺时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