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几次“扫荡”都扑了空，我们的力量却逐渐在发展。这就使得那些地主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他们并没有死心，到了1947年夏天，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紧紧地勾结起来。国民党支持地主收租，地主帮助国民党征粮，采取“租赋并征”的方法。中、小地主这时又神气起来，他们借口“租赋并征”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规定，一定要征，不肯让步。而那些大地主则更狠，他们依仗着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想用枪杆子收硬租。我们要取得夏收斗争的胜利，必须首先给他们沉重的打击。工委对当时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大地主多住城市，联合收租对他们好处最多；中、小地主多住市镇或乡村，联合收租，他们得到的好处较少。根据苏、常、太地区发动群众抗租的经验，我们确定对大地主坚持抗租不缴，对中、小地主争取少缴。群众对我们这个决定十分赞成，他们说：“顶坏的就数城里的地主，他们倚牢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吃我们的肉啦！这次对他们颗粒不缴，看谁硬过谁！”对那些中、小地主，群众也主张少缴一点，叫他们自己去狗咬狗，闹内讧。
在租栈贴出公告的第二天，我们活动地区里的农民纷纷上街。
在中、小地主家里，先进去一些老婆婆、老公公，向地主说道：“这两年不好过，帮帮忙，少缴点吧！”随后又进去三三两两的小青年，神采飞扬地“放野话”：“听说新四军这两天就在附近活动，你们当心点！”最后有威望的老农出来和地主谈判：“租嘛，是要缴的，但农民这两年很苦，可不能像租栈规定的那么多，而且缴到租栈里，你们不能全拿到，直接给你二成，你们的收入也就不低于租栈啦！”有不少的中、小地主就这样不得不同意了农民的要求。
但是不少地主是压迫农民的行家、反共的老手，他们懂得一套对付群众的斗争方式，也了解我们苏、常、太地区的力量不大，依然是不理不睬，继续通过“黑衣裳”（武装警察）催粮逼租，对于这种人，农民恨之入骨。有几个坏家伙，在黑夜里被农民从床上拉出来，弄块石头一绑，沉到白茆塘里。
我们为了支持农民的抗租斗争，就着手镇压那些为首的反动分子。常熟城里有个绰号叫“猢狲头”的，是一个大坏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因为当汉奸残害人民，遭到我们镇压，但当时去处置他的是几个做民运工作的同志，并没有把他处死，就用烂泥埋起来了，等他们走后，“猢狲头”苏醒过来，扒开烂泥又爬回城里。他对我们有刻骨仇恨。解放战争开始，他在租栈里催租催粮比谁都凶。
平时坐镇小东门的茶馆，专门对付常熟东乡的人民。他对谁都是要打就打，要骂就骂。离茶馆右边八九家就是伪保安队队部，斜对面桥脚下就是警察局，茶馆店门口的街上还不时有警察和自卫队在巡逻。可以说茶馆店就像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一样，所以“猢狲头”每天早上，总少不了要在这里喝壶茶，摆摆威风。常熟东乡的人，进城都不敢再走小东门。
我们掌握了“猢狲头”活动的规律，便挑选了钱康元、老宋和陆二男等3个机智勇敢的武工队员化装进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听说我们进城锄奸，他们又开心又担心，有不少的农民自愿跟我们进城，掩护我们。
这天清早，“猢狲头”依然摇着扇子，端着茶壶，坐在茶馆里喝茶。我们化装成农民的3个武工队员走进茶馆，就在“猢狲头”的对面坐了下来。常熟不少人都有喝茶的习惯，茶馆里坐了不少茶客。茶客与茶客大都相熟，猛然闯进3个陌生人，他们都感到非常奇怪。“猢狲头”也看出了苗头，推开茶壶，起身就走。钱康元迎门拦住，笑嘻嘻地对他说：“请慢一点走，有几句话跟你说说！”“猢狲头”一看更加慌了，边走边说：“我不认识你，没有话谈！”钱康元赶上一步，把他的后衣领抓住说：“不行，非谈不可！”“猢狲头”还想挣扎，钱康元就对大家讲：“我们是新四军。‘猢狲头’作恶多端，今天我们是特地来镇压这个坏蛋的！”说着就对“猢狲头”当胸一枪，把他打倒在地。另一个武工队员老宋随手在他头上补上一枪，对着大家喊起了口号：“坚决镇压反动地主、催头！”“团结起来抗租抗粮！”然后，我们的武工队员和一部分群众便从东边的一条巷子穿出，迅速抢过了一顶小木桥。一过桥，就把桥板掀翻。敌人追了过来，只好隔河跳脚，鸣枪送行。我们3个武工队员夹在少数群众中间，向东南方向撤下。大多数的群众为了掩护我们，故意向东北方向奔去。敌人绕河赶来，看见东北方向人多，就向东北方向追去了。我们安全地返回宿营地。
经过了这次镇压，地主又“老实”些了。有些地主找上贫农家里打招呼，有些地主向农民请求多少缴点租。到这时，根本不是“武装收租”、“租赋并征”，而是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对那些中、小地主基本上给其一成两成，对个别态度较好的大地主也斟酌给他们一点，对那些反动透顶的地主颗粒不给。这样就促使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化，把反动的地主更孤立起来了。
坚持反“清剿”
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大喊“清剿”，却被新四军打进城里来了。
伪常熟县长张礼纲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处分，青年军二〇二师师长气得暴跳如雷。他们互相埋怨、互相责怪。伪县长张礼纲采取了恶毒的办法，强化伪乡保政权，派遣特务，企图挑拨离间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使我们无法立足，然后竭泽而渔，消灭我们。蒋介石亲信的主力军之一的青年军二〇二师，却全然不把我们看在眼里，敌师长夸下海口，要在几天之内就扑灭我们，他调集了更多的力量下乡“清剿”。我们却为能够支援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了敌人的青年军二〇二师而高兴。
一天，青年军二〇二师突然用大大小小的木船，把纵横不足二里地的白坭滃一带封锁起来，在白坭滃和周围一些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住满了反动部队，封锁严密，与外界断绝了6天交通，过路的船只，被勒令停泊，不准通行。结果死了猪子烂了白菜，鸡飞狗跳，大哭小喊。反动派打人、捉鸡、抢东西，白坭滃顿时乌云蔽天，陷于一片黑暗中。原来敌人得到了反动地主的告密，报告我们在白坭滃一带活动，想把我们一网打尽。那天，我和武工队还在白坭滃，情况来得非常突然，我们来不及突围了，便下到一只小船上，飘进了白茆塘的草荡中，这里河道港岔纵横交错，加上大片的芦苇荡，真有点像《水浒》里的梁山泊，敌人是很难寻到我们的。因为出走得非常仓促，我们带的一淘箩饭已经吃完，便派出了武工队员顾根富等3人进村去弄吃的。
村里的敌人，搜来搜去没有搜到我们，便强迫群众带路到河荡里来搜索。但群众每次都是把敌人远远的引开。
这天中午，有一个老农民拎来了一篮饭送给我们。他家里住的是一个敌营部，他瞒过敌人的耳目，送来了饭。他要我们立即转移，防止敌人的火烧或封锁。那天傍晚，我们一船7人，装成上城看病，瞧到河口敌人还没放哨，便迅速地混了过去。我们摇过了白茆塘，遇到了一小支警察部队，他们喝住了我们的船，一听到船上病人痛苦的呻吟声，就不加检查放行了。事后群众告诉我们，我们那天突出白茆塘的时候，反动派的部队正在吃晚饭，几个军官吃完饭出来一看，见河口上没有放哨，便大发雷霆，立即加派了双岗。
可是我们早已到了安全地了。
我们派出的武工队员也遭到危险。那天晚上，顾根富在房子里烧饭，两个队员在帮忙。正在这时，青年军进村了，村上的人正在做活，没有发现。青年军绕过人们，悄悄地接近村庄，眼看就要把顾根富他们3个人堵在屋里了，顾根富他们还不知道。房东有个小孩，只有四五岁，讲话还讲不清楚，这时突然跑进来对他们哭叫着：“黄衣裳！黄衣裳！”我们的武工队员知道不对，急忙走出大门。这时河浜上的农民已发现了敌人，他们摇来了一只小船，正好把我们3个同志摇进了白茆塘西北的草荡。那里河岔纵横，容易隐蔽。敌人一连搜索了6天，也没有搜到。最后一天，眼看快给敌人发现了，农民们跑来又把这条小船用草盖着摇到了田头，让武工队员与农民一起干活，混过了敌人的耳目。
7天过去了，敌人还是和过去一样，毫无所获，只好夹着尾巴溜了回去。
“投红旗，不投白旗”
经过一连串的斗争，我们与当地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关系。
我们考虑到，要进一步组织群众斗争，就得把群众组织起来。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除了慎重地发展党员外，公开恢复农会和建立民兵等组织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我们有责任使群众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注意保存力量，积蓄力量，准备以后的大反攻。因此，经过大家研究，确定继续加强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常熟的人民非常淳朴、坚忍、顽强，他们有革命斗争的优良传统，和我们水乳相融。很多群众对我们说：“我们投红旗，不投白旗。”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跟我们进进出出，掩护我们。于是，我们积极地培养地下党员和贫雇农积极分子，让他们出面领导群众与敌政权和地主斗争。至于组织的形式暂时不确定，也没有多大关系。
挑选和审查的结果，我们发现大部分地下党员和一部分贫雇农积极分子，由于在抗租、抗税斗争中能挺身而出，为了维护大家的利益而起带头作用，实际上已成了村庄上群众的自然领袖；有些村庄上的老农，平常言行一向正直，能主持公道，敢说敢为，得到群众一定的信任，也是群众的自然领袖。这些人，实际上已成为组织群众的干部，只是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干部的名义。我们派工委委员、武工队员和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通过他们出面团结群众，进行斗争。比如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一般的经常采取以“推背图”谶语、流言等方式，通过他们在茶馆、酒店、田头、村口以闲谈的方法传播。刘邓大军反攻中原等消息，就是通过他们进行宣传的。再如群众斗争策略的研究、经验交流，也是由他们公开出面用各种方法进行的。有时我们缺少粮食给养，环境不允许公开征粮，通过他们一宣传，群众就自动地送粮送钱给我们。这种组织好像是一种无形的网，我们亲热地称呼它为“没有名称的组织”。特务奸细、反动地主都抓不到把柄，要抓这些村庄群众的自然领袖吧，全村的群众便一哄齐上，弄得敌人也无从下手。必要的时候，我们便衣武工队又出动袭击和镇压一下，等到敌人要回过头来抓“新四军”时，我们却早已隐藏在群众当中了。
苏、常、太地区的群众斗争，采用群众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从常熟地区，迅速向苏州、昆山扩展。因为在实际斗争中，我们注意掌握了这个地区斗争的特点，所以在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上半年，江南地区最艰苦的时期，群众斗争仍能继续坚持下来。等到华东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七十四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以后，敌人的气焰一落千丈。有些地主看见苗头不对，又转过来讨好；群众的情绪是更加高涨，我们的一些秘密活动逐渐转为公开活动，民兵的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武工队有了发展。1948年底与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后，形势大变，有些乡保长、地主，这时准备后路了，有的与我们来拉关系、打招呼、送情报、搞枪支。1949年春天，我们这支坚持敌后斗争的武工队终于与横渡长江的解放大军胜利会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