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峰
这些诗由刘蕴慧的生活交给我们，全部是可见的，对你的阅读没有任何挑衅：抒情者很认真，耐心地讲被厌世者忽略的很多事情；每篇读了，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它们明快，直爽，有一点点洞见或生活的隐情。刘蕴慧明媚的抒情天空，适合生长这样的诗歌。它们枝繁叶茂，带着古典主义的意象痕迹，但却是生龙活虎，生机盎然。
初夏从泰州游乐返回，车上刘蕴慧和我邻座，我们用手机翻看她最近写的诗。看得出，这些诗大概写于一次商会活动之后，一次公务余暇，或者在茶肆酒楼，甚至麻将桌上都有可能；也有一些看似隐秘的情感生活被记录了下来，但并不太多。她汪洋恣肆的诗情和她的个性是一回事。
刘蕴慧的诗，有一个强大的气场。喧嚣的物象没有疲态地奔向刘蕴慧的笔下，仿佛去赴一场盛宴。有一次，刘蕴慧把新写的一首诗发给我，大概是讲一次单车骑行的遭际和感受。我读了告诉她诗有些胖。对于这个玩笑，她也并不恼怒，回答说准备和诗同时减肥。
但同时我也发现我所有的忧郁完全是因为我生活的瘦弱造成的。她的语言是一个庞大的军团，渗透在被我忽略的生活之中并不断收复失地。有时候，只要稍微宏阔一点，我所持有的所谓冷峻和深刻就变成了浮云。我读这些诗，觉得自己的精神生活因为对意义的病态寻求而极端营养不良。
当代大陆汉语文学，不时在追询一些尘世的痕迹。文化断层期的诗意，文字的价值和存留的意义都只能蜷缩在凡俗的生趣之中。为此，人们喜欢在所谓盛世和文学的低靡之中，探询那些自觉遁入街头巷里的写作。当代诗歌在新世纪的繁荣，得益于1990年代下海经商的诗人们的那些勇气。那时候，生活利益和商业动机对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的利用有各种形式。但我觉得，诗歌最大的收益也许在于，有些诗人拒绝了1980年代的光环和文学身份，成了商人。正是因为这批诗人群落的“下海”和最终归来，为新世纪诗歌的尊严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在当代，依靠小说卖钱买官的人大有人在，但依靠写诗养家糊口的人，却闻所未闻。这些诗歌依靠另外一种形式的“经济”，微弱却并不卑贱地活着。
刘蕴慧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我能看懂她的诗，却看不出她曾谋求了诗什么。在另外一些人那里，恰恰相反。写诗，对刘蕴慧来说，是纯粹的业余爱好。这种单纯的诗歌兴趣比什么都美好。她很自然地写她是的那些，比精神分裂、审美自大和凌空蹈虚的诗歌经营要好很多。
2012年盛夏于秦淮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