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建于1836年，是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并驾齐驱的世界名校，就其规模而言，比后两所大学还要大。它是一所由多个学院联合组成的联邦制大学，大大小小的学院共有70余所，分散在伦敦市区的各个角落，有的还设在别的城市，甚至远在国外。东方学院是该校众多学院中的一所，成立于1916年，1938年后改为东方与非洲文化研究学院。学院位于繁华喧噪的伦敦西一区，毗邻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学院图书馆收藏全世界最丰富的亚洲和非洲研究资料，是当今欧洲研究东方和非洲问题的一大中心。如今，在一些留学网站上浏览该学院的历史沿革，还会发现一条：青年老舍在这儿度过了5年的教学生涯，并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老舍到东方学院后，曾经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Colin C.shu，用来代替他的中文名字舒庆春。Colin
C.Shu的中文被音译为舒柯林，据学者考证，这是一个“洗礼名”，原意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老舍此前曾受洗入基督教，而且赴英国任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会系统的安排，因此他的新名字也打上了明显的宗教烙印。
1924年9月16日，东方学院的院长致信老舍：
亲爱的舒先生：
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在学校7月16日的会议上董事会任命您为中文讲师，从1924年8月1日起，为期五年，年薪为250镑，按月支付。
下面是学校聘书的附加条件：
校长可以根据学生的要求安排课程的时数和次数，讲课时间每周最多20小时；如果在校外有私人教学安排，必须把情况全面向校长报告；学校正常的工作时间是平时从上午10点至下午7点，星期六从上午10点至下午1点。
我能理解您希望用Colin C.shu（舒柯林）代替您的中文名字庆春舒的愿望。
校长
于是，舒柯林正式走马上任。
当时的东方学院主要教授远东、近东和非洲的语言文字，重要的语言就设立独立的学系，老舍就在中文系。任教后的他很快就发现该学院的诸多特点，大开眼界。
一是招收学生，来者不拒。该院收的学生从年龄上说，小的不过十几岁，还是个孩子，老的则有70岁的老人。在这里，只要交了学费就可以入学，有点类似中国今天的培训机构。
二是一人一班，因材施教。既然学生参差不齐，所以，往往一人学一样，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有的学语言，有的念书，有的预备学位论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汉书》，有的是要往中国去，所以先来学中文，有的是已在中国住过十年八年想再深造……总而言之，他们学的功课不同，程度不同，上课的时间不同，需要的教师也不同。老舍任教时，学生中有两位70多岁的老人：“一位老人是专学中国字，不大管它们都念做什么，所以他指定要英国的讲师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学，因为他非常注重发音；他对语言很有研究，古希腊，拉丁，希伯来，他都会，到七十多岁了，他要听听华语是什么味儿；学了些日子华语，他又选上了日语。”这两个老人都很用功，白发苍苍，依然发奋苦读，让老舍感叹不已。
也有成班上课的，多是军人和银行里的练习生。军人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拨儿，分成几组，三个学中文，两个学日文，四个学土耳其文……银行里的练习生大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只为马马虎虎混个资格，所以不好好地学习，也看不起教员，特别是外国教员。
老舍所在的中文系只有一位教授、两位讲师——他是其中之一。
如此一来，工作任务就很重，不过，该学院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排课表时总设法使每个教员空闲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没有课，再加上每周当中休息半天，合起来每一星期就有两天的休息。而且一年分为三学期，每学期只上10个星期的课，一年倒可以有五个月的假日，可供自己支配的空闲还比较多。
老舍在东方学院先后开设了“说官话”、“古文”、“翻译”、“历史”、“道教和佛经”、“作文”等课程。其中“说官话”一门最受学生欢迎，“说官话”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汉语普通话”教学。在担任教学任务的同时，老舍根据学院院长的提议，专门举办了“唐朝爱情小说”讲座，颇受学生欢迎。他还应邀去英国广播电台（BBC）做汉语知识广播讲座，并与两位同事共同编写、制作了一套既有文字教材又配有录音唱片的《言语声片》。这套世界上最早的汉语教材和声片，老舍不仅亲自用毛笔抄录汉字课本，而且负责声片的录制。现在，我们还可以从声片中欣赏到老舍当年朗读课文的声音。
这套教材和声片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为我国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珍贵历史资料。
老舍的努力工作得到了东方学院的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在工作了整整两年后，老舍致信校长提出了“加薪”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
到本学期末我就在此工作整整两年了。依据我的合同中的条件，我请求您考虑给我增加工资。
对于我的工作，我是全力以赴的，我承担了学生们所希望学到的科目的教学任务，不论它们是否包括在合同内。
要支付我目前在伦敦的生活费用和帮助我在中国的寡母，我现在的250镑年薪是不够用的。如果您能同意我加薪的请求，我将不胜感激。
老舍很快就得到了学校秘书的回信：
亲爱的舒先生：
我十分高兴地通知您：先前您在中国签订的录用合同已被下列的新条件所取代：
从1926年8月1日起，舒庆春先生在今后的三年里被任命为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年薪为300镑。其他条件是：
校长可以根据学生的要求安排课程的时数和次数，授课时间每周最多20小时，在第一、二学期的末一星期里和第三学期的末两星期里，教师可以应邀进行无附加报酬的额外教学；所有教师在学校的正常工作时间是平时从上午10点至下午7点，星期六从上午10点至下午1点；如果在校外有私人教学安排，必须把情况全面向校长报告；规定在合同终了时，您返回中国的路费将由学校支付。
秘书新合同中的重要改动主要有两项：一是职称由之前的“中文讲师”改为“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二是年薪由之前的250镑改为300镑。
请求加薪，对于老舍来说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年在南开大学中学部当国文教员时，校长张伯苓节俭异常，教员们的待遇自然就不太高。于是，老舍就写了一封辞职信给张校长，坚决请辞。开篇自是客气一番，说是才疏学浅，尸位素餐，然后婉言辞职的苦衷，说是亲老家贫，负担太重，只好辞职，另作打算。写得一笔恭楷，恳切非常。可是在信尾上，他却加上一笔小注：“如蒙加薪五元，前言均作罢论。”张校长接到此信，赶快发信挽留，并明确表示马上加薪五元。可是，老舍早已联系好了新的工作，加薪终未成行。
对于老舍的此次加薪要求，有学者认为250镑的年薪，在当时的伦敦市民来说，只是刚够维持单身汉简单生活水准的数目，这是不够客观的。以老舍当时的同事E.D.Edwards女士为例，她曾是沈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受聘于伦敦大学后同样从250镑底薪拿起。而老舍写于1929年的小说《二马》中，李子荣在马先生的店里打工，每天8小时，周薪3镑；温都姑娘在帽铺工作，一星期只得16先令。另一出版于1934年的小说，男主角在一广告公司当会计，周薪3镑。后来升任撰稿人，加薪至4镑多，就自认已达到小康之家的生活水平。1929年英国官方的“贫困线”是每星期2镑，即每年约100镑，勉强可以养活夫妻二人和三个孩子。由此可见，以老舍当时的年薪虽不至于是绰绰有余也算衣食无忧，并不寒酸。
所以，老舍敢于提出加薪的要求，关键在于“对于我的工作，我是全力以赴的，我承担了学生们所希望学到的科目的教学任务，不论它们是否包括在合同内”。在当时，华人的地位是很低的，老舍后来创作的《二马》就写到，满大街的英国清教徒，但没有谁看得起中国人，他们把中国人看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在华传教20多年的洋神甫伊牧师被二马父子视为朋友，但他半夜起来含着热泪的祈祷不过是请上帝快快让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否则的话，“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他帮马氏父子租房子，说妥后跑到街上，找个清静地方低声说：“他妈的，为两个破中国人……”钱钟书的《围城》在描述方鸿渐与爱尔兰人的文凭交易时，也不忘加上一笔，自嘲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因此，老舍的加薪要求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如他后来自言：
“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我怎样写〈二马〉》）即使到今天，员工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都是需要底气和勇气的。老舍要求加薪，充分说明了他对自己工作的自信，他有加薪的底气；而学院欣然应允老舍的加薪要求，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讲师期间成绩斐然，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