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须张秀春解释，于众的那些极端的行为虽令人发指，毕竟得归咎于其少不更事。骄傲之人必有过人之处，于众在男同学中当属佼佼者。这个争强好胜的知青在后来的耕耘岁月中，因家庭出身的困扰在各个方面屡遭挫折，但他没有沉沦。1973年，他所在的第七生产队领导班子撂挑子，连团员都不是的他被选为生产队长。因为出身不好，下乡后只有接受改造干活的份，如今有了领导贫下中农的机会，诚惶诚恐的他下决心当好这个队长。七队属于落后队，当时分值是六角钱（一个全劳动力一天的所得），一年四季都在地里奔忙的农民根本吃不饱饭。首先要提高粮食产量。“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第一步要解决粪肥的问题。那时化肥还很少见，各家各户的厕所就成了积肥的重点。于是这个年轻的队长拿起铁钎、铁锹挨家挨户去起厕所。农村的厕所极简单，在房山头的地上挖个坑或放一口破缸即成入厕的地方。时值深冬，粪便都冻成硬邦邦的一个个大冰坨，必须用铁钎子戳松动后才能挖出来，每戳一下都有粪便溅在脸上、灌进脖子，他根本不去理会。在农村想办成一件事情身先士卒多么重要！新队长的行动感动了大家，有的人主动参与起厕所的工作。接下来的披星戴月、风里雨里自不必说。天道酬勤，在于众的带领下，经过一年的打拼，1974年底七队打了个翻身仗，粮食打了20万斤，比往年增加了一倍，分值也翻番为一元两角。由此这个在农村干了九年一直要求入团的知青才得以入团。于众一下子成了公社的红人、开原县的劳模，着实风光了一把。
于众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从小就生活在沈阳音乐学院大院内，环境的熏陶使得他多才多艺尤其对音乐的悟性一般人不可比拟，虽嗓音不是很好，歌却唱得很有味道。平日他真人不露相，“大颂扬”时，他和另一个同学表演了一段风趣诙谐的双簧，差一点笑破了同学们的肚皮。
他们夫妻回城后，张秀春马上来找我，把我俩中断了几年的情丝又重新接上。她对我说：“于众常常提起你，往往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那里面的插曲，也会说还没有翟雅萍唱得好。”
张秀春的话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于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常常提起我。靠山屯的那些往事一件件又在心里翻腾，我心里那个恶作剧的男孩已经遥远，此时面对的应该是一个长大后的成熟的于众，是一个经过岁月洗礼、千锤百炼之后的男子汉。
我这个人很重感情，于是买了几盒卡拉OK磁带。时值炎炎盛夏，我利用两台录音机，唱了十首歌录在了一个磁带上，将这磁带送给了他们夫妇。我给他们的信中写道：
“谢谢于众还记得我的歌声……”一天，于众骑着自行车来药厂找我，回赠我一盒贝多芬的交响音乐《命运》。他对我说：“记得你喜欢这音乐。”于众走后，化验室的女人们炸开了锅：“这是你农村原来的对象吧？哈哈哈……”我望着于众远去的背影，手里拿着他送给我的《命运》沉思良久。
2003年他们夫妇去深圳定居，张秀春因工作需先行一步，于众善后处理房子、家具等事宜。临行前我单独请于众去酒店为他饯行。我们相对而坐，快四十年了，回城后彼此虽没间断来往，但今天我仍有千言万语。我真诚地举起酒杯：“祝你一切顺利！”他却说：“还恨我吗？”我摇摇头。看来多少年来他什么都不曾忘却，而那些往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这个即将远行的人除了给了我一份牵挂，还会有什么呢？
正是农忙季节，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时的提法是越忙越不能忘记宣传毛泽东思想。队员是从各小队选拔的社员或知青，我也从湿漉漉的田埂中走了出来参加这支队伍。知青在宣传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有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它们散发着知青文化的气息又不失浓浓的乡土味道。
在这支小小的文艺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热爱这个给了我最初艺术功底的山村“乌兰牧旗”。
军代表老王是上级派来揭靠山屯阶级斗争盖子的，他动辄挑动群众斗群众，激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对此我也曾有微词，不料有人向他告了密，于是这个“革命军人”对我怀恨在心。
有一天在一队演出，我独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天下一片红》，老王一直沉着个脸在看我。演出结束后，他让队长马先明召集大家集合，他说：
“有的人没有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歌唱得软绵绵的，舞也跳得软绵绵的。”然后，他又学我跳舞的样子比画了几下，说：
“这样的人怎么能宣传好毛泽东思想？这支队伍有问题，回去要整风！”这样的一番话在当时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撂到谁的身上都会被吓坏，何况我是一个出身有问题的知青！
第二天，就在一队的队部，文艺队开始整风。我忐忑不安地坐在炕沿边，心悬着，等待着天塌下来。
这实实在在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点名的批斗会，我唯一要感激大家的是没让我像走资派那样把腰弯成90度。老王抛砖引玉之后便是万箭齐发，我昔日的那些亲爱的同学们找来最能伤害我的语言来“帮教”我，更有那一下子就刺痛人心的幸灾乐祸的眼神。我一时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没有招架的力量，低垂着那颗19岁的头，听凭别人对我信口雌黄，心像被人扔进了污泥，委屈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来。
正在我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人群中传出一个大胆的声音：“别给同学无限上纲，别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不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似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抓到了一个救生圈，我循声望去，原来是坐在墙角的刘恩义，他被激得大怒了。在这个谁也不肯放过表现自己革命立场的关键时刻，如果一言不发就是对我不小的馈赠了，哪还敢奢望谁能站出来保护我？但刘恩义毕竟是刘恩义，他是个从不随波逐流的男子汉！听着他铿铿锵锵十多分钟的“辩护词”，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
北方农村到了冬季即进入冬闲，其实整个冬天我们都闲不着，要么去山里修梯田学大寨，要么去寇河边刨冻土、挖鹅卵石修河堤。春节刚过不久，九个生产队的年轻人涌到寇河边，我们要把那冻土刨开，再把下面湿淋淋的鹅卵石用土篮挑到指定的地点去。我担着一对土篮，吃力地挑起带水的鹅卵石，刚走了两趟，水就把土篮浸湿了。光挑着空土篮走我都觉得沉甸甸的，土篮浸湿后就更感抬不动脚。偏偏几个农村小伙子不怀好意地说“得照顾照顾翟雅萍”，就一起往我的土篮里装石头。两只土篮被装得满满的，我试了几次土篮都纹丝不动，他们挤眉弄眼地看着我的狼狈相。离得不远的刘恩义看到了这一幕，他怒气冲冲走过来，拿起铁锹稀里哗啦把土篮里的石头往外铲，还剩下不多时对我说：“挑走吧。”下一趟回来时再没人敢故意难为我。
刘恩义是高三同学中年龄最小但学习最好的一个。他聪明智慧，善良正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无所不好，无所不知。他的数学出类拔萃，文学也毫不逊色。刚下乡不久，他的知识就派上了用场。生产队估产（用眼睛测量粮囤），那些有几十年估产经验的老农估出一个数，刘恩义用所学的几何知识也估出一个数，整囤粮食称重后，刘恩义估的数非常精确。下放学生（当地人这样称呼我们）有如此的本领，着实让老农们吃惊不小。
他所在的九队是靠山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位居深山沟，穷山恶水，十年有九年欠收，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挣四五角钱。刘恩义和同队的知青们建议把沟外的旱田改种水稻。那时靠山屯还没有塑料薄膜育秧，刘恩义千方百计查到了有限的一点资料，于是知青们没日没夜地带领社员“旱改水”。晚上怕有牲口糟蹋秧苗，刘恩义就住在临时搭建的小窝棚里。后半夜太困了，他躺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天亮了，他发现自己的两条腿怎么也动不了了，他明白：是风湿！他用两只手强撑着把身体挪出小窝棚，再让阳光照耀着自己的两条腿。真得感谢年轻！晒了一阵子，腿可以活动了！但风湿症跟了他一生。
当年水稻种植成功！年终结算九队的分值第一次达到八角多钱。大家开始信任这个小伙子，一致选举他为生产队长。他上任的第二年，九队的分值又创历史新高达到一元三角钱。
冬闲时，我家成立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刘恩义是三个“教授”之一。一天晚上，上课讲的是氮磷钾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他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因溜号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说：“翟雅萍，你的脑袋怎么摁不出褶来？”他用的一个“摁”
字叫我愤怒异常，好几天不理他。回城后一天同学们相聚，他半开玩笑地说：“想我吗？”
我说：“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你，你说我的脑袋摁不出褶来。”没想到他的神情马上变得很凄然，伤心地说：“你怎么就记住了这句话？你忘了过河我背你，你去“八三”文艺队我帮你搓包米换粮票，你回城时我帮你收拾行李……”听他“翻小肠”，我哈哈大笑：“我跟你开玩笑的，傻瓜！”
刘恩义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十年知青生活历尽坎坷，但他仍很珍惜靠山屯曾有过的美好时日，我们有着同样的靠山情结，我们是一生的好朋友。
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长得很美，她是我家的46号、年龄最小的郎蕙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气质清纯，目光清澈。
我们也是同一届，下乡前我们在同一个学习班里学习，谈理想，说抱负，情投意合。
快到出发的日子了，上级为我们自愿去插队的同学补助一批布票（布票在当时是很珍贵的），谁有困难可以提出申请，有的同学接受了补助。当时我的家庭很清贫，家里根本没有布票买布为我做被褥，但我打肿脸充胖子，不肯接受补助，认为这是革命态度是否坚决的表现。对此，郎蕙丽对我颇有好感。
到农村后，郎蕙丽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好作风赢得了大家的赞扬。她能从一个生活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走出来，很快完成对艰苦生活的适应，是多么了不起！别看她年龄最小，在女同学中论起谁最能干，她当名列前茅。
每当日落西山红霞飞，割了一天地的知青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知青大院的时候，你看，数郎蕙丽的样子最最动人：她的额前耷拉着一绺被太阳晒焦的黄头发；脸被汗水浸过后，不知怎样用手抹的，留下一道白、一道黑；后腰上别着几枝“甜秆”（包米秸），手里拎着一把镰刀。那天真的样子好可爱，又叫人好心疼。难怪她的父母到靠山来看她，一见到她这副样子都流下了眼泪。郎蕙丽却大惑不解：“你们哭啥呀？”
不管严冬酷暑，不管下雨刮风，她从不误工，每到年底她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在女同学中都是最高的。我们每次上山打柴，女同学都以她为标准来判定自己柴捆的质量。她的柴捆个个都一般大小，又结实又漂亮，而且我们还在暗中数着她柴捆的数量，生怕被她落下。每当谁劳累过度想偷懒休息半天，一看到比自己小的郎蕙丽能天天坚持，也就不好意思休息，咬咬牙就熬过来了。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人在艰苦环境中最应具备的品格，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些哥哥姐姐们：战胜困难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强。
1969年，郎蕙丽被选为生活委员，肩负起管理全家生活的重担。管理几十个人的吃喝非同小可，在生产队劳累了一天后，她的身影总是在青年点的厨房和粮库之间穿梭。
她很有计划，每天晚上拎着一杆秤把第二天大家吃的米面称出来。她很会精打细算，哪顿吃大饼子，哪顿吃高粱米饭，哪天改善生活，绝对心中有数。
我们的关系一开始是不错的。日久天长各自看到了对方的缺点，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却看不得别人的缺点，她那出奇的率直有时会令你倍感难堪。渐渐地，我们拉开了距离，彼此最初的那些好感消失殆尽。
刚下乡时，我为了表明自己很早就认识肖平，一天，我吹牛说：“我上学的路上天天遇到肖平。”当然我遇到过肖平，但不是天天。在全家的大会上，郎蕙丽发言说：“翟雅萍这个人太爱撒谎。”我吓了一跳。几十个人洗耳恭听，“你说你上学的路上天天见到肖平，肖平天天骑自行车上学，你怎么能天天见到她？”从此我领教了她。
1969年底，同学们准备选我做大师傅，她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同意。后来我的选票超过了半数，她的希望落了空。虽说当时她作为我的上司（生活委员）有权利严格要求我，可我总觉得她是在故意刁难我。
大师傅除了做饭还要喂猪，我每天忙完人吃的忙猪吃的，天天累得焦头烂额。一天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她大着嗓门叫了起来：“翟雅萍你听到没有？猪饿得直叫唤！”猪饿了会嗷嗷地叫唤，数九天北风一吹，猪也会冻得嗷嗷地叫唤。她这样对我嚷不是头一次了，我也不示弱，马上回敬她：“难道你做饭的时候猪饿了就不叫唤吗？再说今天猪叫唤是冻的不是饿的！”
我用一块干净的布缝成一个小口袋，将花椒大料装在里面，做菜时这个口袋可以反复使用。一天我糊里糊涂地把小口袋倒进了猪食锅里。待到它漂上来以后，我想：算了，不要了。沉吟了一会儿，又觉得可惜，又把它打捞上来，用水洗了洗，准备以后再用。这个过程全被郎蕙丽看到了，她又是大声地对我说：“你怎么把猪食锅里泡过的东西叫大伙吃呢？”我对她解释说：“今天锅是我新刷的，锅里只有水和糠，再说做出来的菜我也和大家一样吃呀！我不是坏了良心，而是反应得慢些而已。”她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拂袖而去。
我是个喜欢干净的人，洗菜时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洗，淘米时，几十斤米一瓢一瓢地淘，从不胡弄。即使这样，她还是能挑出我的毛病。每次与她争执后我的心情都跌入低谷，没办法，谁让我偏偏遇上了这个冤家！她就像一个常常在客人面前专门为父母“直罗锅”的孩子，很少考虑被伤害后对方的心情。直率实则美德，但任何美好的东西你把它异化了，就会使其变味。
我也有报复的机会。早晨同学们用水缸里的水刷牙时，都先用水瓢舀水，再倒进自己的牙缸里。那天早晨，郎蕙丽因着急，将自己的牙缸直接伸进水缸里，于是我也对她喊道：“你的牙缸比大家的干净吗？那是给大家做饭用的水！”她自知理屈，没有做声。当着大家的面我也给她个下不来台，很是得意扬扬。其实我知道她是单纯的，单纯得眼里揉不得沙子。可我们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难道我愿意演绎出这种种不愉快吗？
晚上睡觉前我们女同学习惯在炕沿边坐成一排洗脚，南北两铺大炕，自然就坐成两排，脚泡在水里，面对面地东拉西扯。忽听郎蕙丽当着大家的面说：“翟雅萍这个人实际上有好多优点。”我怕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个时时找我毛病的人，在她眼里我会有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