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秋来，在那间普通的草房里，在那淡淡的灯光下，我得到了世界上一对最善良夫妻给我的无尽温暖。我们在一起促膝交谈，谈曾经的理想，谈面对的现实，谈不可知的未来……在青年点后期“乱云飞渡”的日子里，那间坐落在靠山屯的前街，四周用木篱围起的小小草房更成了我避风的温暖港湾。
随着赵守诚、喻国政、蒋铃、丁峪麟、高勇、金霆等一大批青年点的顶梁柱结婚搬出青年点，随着1968年又有一大批母校同学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刮进青年点，青年点的“家风”每况愈下。这里没了昔日的繁荣，再也听不到那激动人心的歌声。青年点的门窗已破旧，后院用高粱秸竖起的防风障被西北风一吹干枯的叶子稀里哗啦直响，叫人心生凄凉。如今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劳动后睡觉的地方。知青们每天重复着吃饭、干活、睡觉三步曲，一颗颗失落的心在无奈中挣扎，我的心情有时也很糟糕。一天我去赵守诚家，对他们夫妻谈起死，我说：“活得没意思。”两人异口同声：“不要胡说！”哥哥开导我：“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让生命自然地走到尽头，你的毛病就是爱胡思乱想。”其实我说的不是哥哥理解的那种死。
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怎么想的，可我真的好多次想到死。当你的梦想与现实大相径庭的时候，当你虔诚地一次次交上入团申请书而被嗤之以鼻的时候-同样的下乡干革命而自己仅仅是个陪衬！生命的意义何在？与其一天天混日子还不如壮烈地死去！但怎么个死法？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打响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全国，特别是我们东北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兴奋异常，一下子找到了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死的方式。出于战备需要，公社要求各大队培训卫生员，我求公社文化站的王老师（原威远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领队）帮我说说话，费了好大劲才争取了一个名额。我认真记笔记，认真学习三角巾的包扎技术。这回好了，我要去战火纷飞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我为他们包扎伤口，为奄奄一息的战士嘴里喂水；在隆隆的炮声中我背起一个受伤的战士，刚把他放下，一排子弹扫来，我在硝烟中慢慢地倒下……多么悲壮的画面！多么壮烈的死！我就这样一直在憧憬着“壮士一去不复还”。可后来一级战备不了了之，我也没能实现“死得其所”。
1970年的冬天，我却意外地有了一个暂时告别黑土地的机会-去辽宁省“八三工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赵守诚、侯嘉丽两口子像得了喜帖子，好几天乐得合不拢嘴：“出去好好干！要珍惜这个机会。”他俩反复叮嘱着，好像我要去干什么大事业。临行前几天，他们天天给我做好吃的，粘火烧、红豆饭、豆面卷子……天天花样翻新，着实让我大大地改善了一阵子伙食。临行时，侯嘉丽拿出20元钱塞给我，对我说：“不用还。”那是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什么样的20元钱！知青生活非常清贫，我真的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了。我接过钱，热泪涟涟。是这对夫妻的深情叫我懂得了什么是患难之交。
最初文艺队驻地在开原，赵守诚只要去开原办事或开会就风风火火地跑来看我。那天很冷，我们正在指挥部的礼堂里排练节目，队友喊“外边有人找你”！我走出去，一眼见到风尘仆仆的哥哥：他的脸冻得通红，头上的狗皮帽子上全是白霜，因为已在外面等了一阵子，他穿着大头鞋的两只脚交替地跺着。我心头一热，眼圈发红：“哥哥，天这么冷跑来干啥？”“给生产队买东西，顺便来看看你。”
望着他那双和善的大眼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心头热浪滚滚，于是言语如泛滥的春水一发而不可收：“侯嘉丽好吗？赵亮又胖了吧？”我围着他转来转去，问个不停。他永远是用那饱满的乐观情绪来影响我：“哈哈，混得不差！我小妹还当了副排长，我对国政说，咱家的人在外面都很争气……”哥哥大老远的来看我，我得请他吃顿饭，但没有好吃的，指挥部的食堂里只有高粱米饭、白菜汤。看着他吃得很香，我心里酸酸的……在靠山屯那块土地上除了爱情还有兄弟情、姐妹情，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超越手足之情的情意，这是除了靠山人之外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
1971年12月31日，我接到了回城的招工通知书。是喜？是忧？是完全能够割舍还是仍有几多眷恋？这张招工通知书倒叫赵守诚、侯嘉丽欣喜若狂，他俩跑到青年点为我打点行装。赵守诚的脸乐成了一朵花，他在我们青年点宿舍的地上走来走去，嘴里叨咕着：“好人好报，好人好报。”我知道他是故意说给那些不曾善待我的人听的。当侯嘉丽对我说“别忘了我们”的时候，我泪如雨下。我拥着侯嘉丽的双肩心里好生难过，那些凄风苦雨之夜，那些静夜小窗之时一一在眼前闪过，他们给我的阳光雨露我这一生何以回报？怎一句“我忘不了你们”了得？
农村七年我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把心爱的二胡，我把它送给了他们。当然是见到二胡就会想到我，也希望以后他们打发寂寞时光时能用到它。
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绵延着我们的友谊。当两鬓苍苍的我们坐在一起“海阔天空”
的时候，每每提及往事还让我激动不已，那相濡以沫、催人泪下的真情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嵌入了我的生命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流呀，流呀……张秀春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文静而秀丽。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她性格内向，言语很金贵，给我的感觉就像天上的月亮不冷也不热。
人们企盼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都3月份了出工时仍得穿上厚厚的棉衣。每天在外面干活脸被风吹得生疼，总有“春风疑不到天涯”的感觉。
寇河刚刚开化，全大队的年轻人去寇河岸边修河堤。我们拿着锹、镐、土篮、扁担涌向寇河边。要去河南岸干活，必须过那简易木桥。那桥是用粗铁丝将一棵棵树干连接而成的，桥又滑又不稳当。胆子大的小伙子当然几步就蹿到桥头，可我们这些姑娘却拉拉扯扯、小心翼翼地往桥头蹭。大批人马都顺利地过了河，忽听“咕咚”一声，原来是张秀春掉进了河里。幸亏她落水的位置水不是最深，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打捞上来，她整个人成了“落汤鸡”，棉裤全浸透了，棉衣也湿了一大截，那股透心凉是可想而知的。大家叫她赶紧回家去。
这时是农闲时节，每天工分很低，一个男劳力一天也就挣块儿八角钱，女劳力就更少，也就六七角钱。按理张秀春不用回来了，可没一会儿她已换好了衣服远远地走了过来，那纤小的身材似一片柔弱的叶子自远方飘来。她这一举动引来一片赞扬声，掀起人们心中不小的波澜。这个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女孩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含而不露的坚韧。
后来因这事她受到点长喻国政的好几次表扬。
我俩挨着睡觉，一直很要好。她总说“真的喜欢看你写点什么或听你讲点什么”。冬天天短，我俩早早就钻进了被窝。我说：“今天开始我给你讲《牛虻》。”
我是那么爱《牛虻》这本书，就像爱自己的恋人。我是多么喜欢那些描写：“因为经常想起自己做过了的事情，她的全部青春已经遭受到损害……她坚定地、无所顾惜地一步一步走进他以往生活的地狱里去。那些情景都生动得如同她自己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一般。那裸露的灵魂的无可奈何的战栗，那种比死还要难受的嘲笑，那种孤独时感到的恐怖……
“她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坐下来，对那美丽的、孩子气的头凝视着，慢慢地，一阵迷茫的热泪涌上来，遮蔽了手中的照片。啊，她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呢！即使是在梦里，让这一光辉而超脱的灵魂被束缚在那种污秽、卑贱、苦楚的生活里，也要算是一种亵渎啊。
宁可让他化成绝对的虚空，也比活在世上做牛虻好一千倍呀！”
就这样，在那寒冷的漫漫的冬之夜，我们头挨着头，她两眼紧盯着我，听我讲述在那遥远的意大利发生的关于“牛虻”的故事。
后来我们青年点不知是谁弄到一本旧得不能再旧的《牛虻》，在女同学手上传来传去，待传到张秀春手上的时候，她兴奋地对我说：“我一定仔仔细细一个字不漏地好好来读这本书。”
一个下雨的秋日（时为1966年）我和张秀春坐着闲聊（雨天不下地干活），话题是想念去支援南城子大队青年点建设的蒋铃、秦昆、梁啸海、黄静丽、陆子光五位同学，突然我俩作出一个决定：马上动身去看他们。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俩头顶着一块塑料布（那时谁都没有雨伞），光着脚穿着塑料凉鞋踏上行程。靠山大队离南城子大队不算太远，约八九里路。农村的路晴天还算好走，一下雨就翻浆，格外难行。我们在泥浆中艰难地跋涉，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寇河边（寇河上游流经南城子大队的河段）。寇河涨水好多天了，比平日宽出了几倍，流经南城子大队这段更是水深浪高。面对咆哮的河水，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手拉着手下了河，大约蹚了三分之一时，我们预感到形势不妙：湍急的水流把河底下的石头都掀了起来，它们骨碌碌地从脚面上滚过，砸得脚面生疼，河水用力把我们推推搡搡，根本站立不稳，再往前挪了几步，水已快没胸。我俩开始害怕了，没有退路，前后都是一片汪洋。于是两个人只好紧紧地抱在一起艰难地向前移动。河对岸一个放羊的老人忽然发现了我们，他用放羊的鞭子指指点点并惊恐地连喊带叫帮我们绕过深水区。在水里一阵惊心动魄的扑腾后终于快接近河岸，老人将长长的鞭杆伸向我们，把我俩拖了上来。他惊奇地看着我们并不停地念叨：“胆子真不小，胆子真不小！多少天了没人敢过河……”我们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奇迹般地完成了过河的壮举。到南城子青年点时天已黑了，我俩的突然出现把五个同学吓了一跳，当他们得知家里无一人知道我们的去向时，我俩的屁股还没坐热乎，蒋铃就立即送我们踏上返程。（那时基本没有电话，只有大队部有电话，大队部离青年点又很远。）蒋铃领我俩经水库走盘山路绕过寇河，之后他千叮万嘱，叫我们剩下的路要小心，就先回去了。
这是我和张秀春至死都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后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说起张秀春就不能不说起她的另一半-于众。于众是个骄傲自负的小伙子，他高高的个子，外表潇洒漂亮。他的性格直率，说话时言辞激烈。在他眼中女同学应具有这样两种品格：一种是郎蕙丽那种直来直去，凡事都弄个水落石出；一种是张秀春那种轻易不表露心迹，寡言少语。他常对我们女同学说：“要不你们就像郎蕙丽那样，要不你们就像张秀春那样。”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这种介于这两种性格之间的人。
那么他爱情的天平的指针一定是在他赞成的这两种性格间摆动，他选择了后者，择了张秀春。张秀春很满意，一提起于众，言语中就充满了骄傲与满足。在他们热恋的日子里，我当着她的面很少说及于众，因为于众一直对我不太友好，不知为什么他对我总是冷言冷语。
隆冬时节。那天很冷，我们几个人被家里留工，在菜窖里收拾白菜。菜窖虽然在地下，里面却也很冷。我一直站在那里用冻得发僵的双手撕扯着白菜叶子，于众走过来抱白菜，无意间碰到了我的手。他说：“翟雅萍你的手怎么像死人手那么凉？”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像愿意叫别人伤心。
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就像魔鬼挥动着硕大的火把，点哪哪着火。当城里的造反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进靠山屯的时候，这里的年轻人也按捺不住颗颗驿动的心。“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歌声，每天能在青年点的上空响彻几十次。热血在年轻的血管中沸腾，城里的人都在造反，我们有什么理由沉寂？总得有点革命行动！于众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激进的一个。
那可怕的横扫一切啊！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叫人心寒。我们家有那么多好唱片，《祖国之春》、《江南好》、《送你一枝玫瑰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那些美妙的旋律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将它们背下来。我曾是家里的广播员，它们当时归我保管。可于众对我说：“这是毒草！”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将这些唱片一个个掰成两半，我的心也同时被掰成了两半，除了心疼根本就没有回天之力来保护它们。
我们女寝室有一面下乡时家长送的大镜子，每天早晨女同学都按照个头的大小站成一串在镜子前梳头。这可怜的镜子也没逃脱厄运，因为无产阶级是不该照镜子的，所以于众和另一个男生把镜子也砸了。女同学们只好把镜子的残骸拼接起来，再站成一串梳头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都晃来晃去，努力地躲开那些裂痕，尽量寻找自己完整的脸。
听说城里的女人全把头发剪得不能再短，谁的头发最短谁就是最革命。我家的女同学闻风而动，好多人剪去了小辫子变成了短发。于众见到女同学就动员，可我就是不肯剪掉我的两只本来就很短的小辫子。于众怒不可遏地指着我的脑袋对我说：“翟雅萍，你的头发留得这么长就是不想彻底革命！”
我真想杀了他！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他对我这样无情无义。你是我什么人？我凭什么听你大呼小叫？
那时我真的恨他，即使在他心上人面前我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敌意，有时我会故意问张秀春：“于众对你好吗？他脾气那么坏，是不是总对你发脾气？”她总是给我作种种解释，因为她深爱着于众，所以处处袒护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