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西方国家趁中国改革开放之际，把大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成为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厂。可是美国又联合其他发达国家，积极散布“中国制造威胁论”打压和遏制，同时又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进行无端的贸易制裁。
上世纪80年代产业阴谋
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总是对炮制“中国间谍”这样子虚乌有的话题乐此不疲，就像是现在他声称中国窃取“黑鹰”技术，并装模作样地提出是在追捕本·拉登的行动时，美国一架隐形直升机意外坠落，因为尾部残骸留在巴基斯坦，所以给了中国可乘之机。反正他们煞有介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像2008年11月，美联社曾经报道有华裔科学家承认向中国出口火箭技术，结果被证明是无稽之谈。这样做的不光有美国，还有一些国家。比如前几年当中国的高铁技术有所长进的时候，日本立刻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用一副受害者的模样抨击中国窃取西方的高铁技术。遗憾的是，当“7·23”事故爆发后，他们却争先恐后的撇清关系，表示中国的高铁技术跟他们的技术没有任何的联系。不管是美国还是其它西方国家，话里话外都一个意思——中国通过窃取别的国家的技术从而提高自己的出口竞争力，都将矛头对准中国的出口。
在打击或者遏制中国出口这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向来是不遗余力的就像是2011年7月，欧盟便正式推行史上最严苛的玩具法规——《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随后美国也采取了行动，在7月14日，开始实施有关儿童产品安全性的新规定，我可怜的祖国出口的玩具占据了全球玩具贸易的70%。面对这样的情况，在2011年前5个月，中国玩具出口量同比增长35.1%，而出口金额仅增长13.24%，平均单价为0.48%，同比减少16.18%。能彰显西方国家“狼子野心”的数据是中国同期进口玩具平均单价为0.98美元/个，同比上升15.12%。
因为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依靠出口贸易很严重的国家，所以遏制住了中国的出口贸易，就等于遏制了中国的发展。我们都很奇怪，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是如何变成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国家呢？
话便要从八十年代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开始说起。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开始发生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居民个人倾斜，那么居民就成为了消费和积累的主体，消费品便有了现实的购买力。消费品工业便开始大量的发展，而且消费品工业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闲置劳动力发挥了力量，局面的确不错。直观来看，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存在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推动工业化前进、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但情况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实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90年代就开始显现了弊端。1993年非农产业就业增长为6.3，1996年的时候便下跌到4.9，而整个八十年代的平均水平是5.9。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潜力并不大，也无法带动更多的就业增长，更让我国雪上加霜的是，长期的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利润的经济模式已经让很多企业形成了惯性，他们对于新技术的开发丧失了原动力。在没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做支撑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如何发展如何辉煌，都是表面文章，如同冬天糊在枝头的假花，是虚假的繁华。
并不是我们执意要支撑这片“虚假的繁华”，而是当时我国的国内市场不足以支撑完成劳动力的历史性转移。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在1988年以后，我国非农业产业就业的增长一直在2%左右徘徊，非常的缓慢。但是我国还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距离进入劳动力短缺经济时代还相当遥远，所以中国只好依靠不断的扩充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来实现充分就业，也造成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下的工人们工资普遍偏低的现状。以东莞为例，2006年曾对东莞地区的工人进行调查，调查后我们发现，东莞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0人民币/月，只能保障最基本的花费。而最基本的含义是，房租200元人民币/月的简易房，已经每天不超过1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面对中国已经不可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的情况，增大出口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从1989年开始，到1991年，短短两年间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就达到了14.8%，净出口也由负数转变成了正数，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1985至1988年的6.2%骤升至30.5%，提高了24.3个百分点。
而亚洲四小龙将自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到中国来，于是中国便摇身一变，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主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到1992年我国的纺织品、棉布、玩具类、鞋类、钟表、杂项制品等等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居于世界前几位。中国无数次想要摆脱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无奈中国本身技术发展状况，只能向外国进口技术，而这个时候，西方国家众口一词地拒绝。我们所知道的最近的便是美国解除了对印技术的进口禁令，但当中国要求美国放宽对华科技出口禁令的时候，美国以“关注”中国经济政策和知识产权盗版为由予以推辞。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十分喜欢中国继续承担制造者的角色，他们投入资金也是意图用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大的利润，绝对不是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无从知道，中国还要保持“制造者”的身份多久，也不知道中国还要保持全球经济链中最低端的身份多久……
苦涩的中美贸易
走了一个会说中国普通话的美国人，来了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华人，骆家辉的到来并没有让中国人对其放松警惕。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骆家辉虽然表示作为华裔的他来到中国“感到既谦恭又荣幸”。不过，他更着重强调的是他的身份：他和他的家人都是美国人，是服务于总统和美国人民的美国驻华大使。他多次强调自己的任务是为了促进和发展中美关系而来。于是中国媒体用这样的标题欢迎他：“骆家辉来了：三分欢迎，七分戒备”。中国是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礼仪之邦，为什么会如此的对华裔的骆家辉呢？可能是骆家辉的意图太过明显。首次以驻华大使的身份公开露面，便试图安抚中国，称“在美国的投资是安全可靠的”，并且他曾多次公开承诺会继续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并大力打击对美国产品的盗版等。
仅从大力打击对美国产品的盗版便刺痛了我们的神经，因为美国经常用这个理由作为对我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所以美国源源不断地进口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却始终对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藏着掖着，间接的造成了苦涩的中美贸易——顺差在中国，利润在美国。
就像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绮曾经说的那样：“中国全球出口总额超过60%的增长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中国本土的企业向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利润。”
2010年2月，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我们得知美国在华投资项目高达58362个，在华实际直接投资累计达到682.2亿美元。而中国对美投资，所有的加上是45亿美元，不足美国的1/15，这能轻而易举的反映出中美贸易中谁在获取利润。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中国制造业的29个大类和中国承诺的100个服务部门，美国全部涉猎，甚至包括电子行业、通信行业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此外，由美国掌控的跨国粮商，垄断了近7成的中国大豆。据国家有关部分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资产和市场30%都被来自美国跨国公司所控制。
你可能会反驳我，我们的贸易不是年年顺差么？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得承认，中国现在的确是美国的贸易伙伴。早在2007年，美国从中国便进口了3215.1亿美元，占美货物进口总额的比例达16.4%，超过自加拿大进口的3131.1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仍保持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且与美第三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差距逐渐拉大。可是这就意味着中国赚钱了么？随着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增速，很多产品都拆分成一个个的环节，就像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兰普顿说的那样：“那些写着‘madeinchina’的货物未见得是来自中国，或者是说在中国完成的只不过是最后组装的程序，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的85%是外资企业生产的，所以我们并不建议美国对中国名义上的商品设置贸易壁垒，他惩罚的不仅仅是北京，还有美国的朋友。”这番话清晰的告诉我们，中国往往干最苦最累的活，还要被设置贸易壁垒，尚且被排除在“美国的朋友”（当然，“美国的朋友”这个名号也未见得多光彩，通常情况下，“美国的朋友”伴随的都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这样的字眼）之外，而且拿的是最最微薄的利润。
而我们再看一组数据，2009年度，美国曾公布了拥有美国国籍的139家世界五百强成员的全球销售额，高达69770亿美元，而全球500强的销售总额也不过2093190亿美元，也就是说。单这139家企业便占据了全球五百强销售总额的30%，是当年美国对外贸易的2.6倍，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12.8倍，看吧，美国的贸易顺差对美国根本不算个事，何况同美国构成顺差关系的国家多了去了。
我们从中美贸易中，随便挑选几个例子来证明中美贸易顺差美国才是赢家。我们知道美国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玩具出口国之一，每年都有40%以上的玩具被出口到美国去。而这种玩具是不折不扣的混血儿，原材料来自波斯湾的一个国家，在台湾加工成半成品，假发是韩国的，衣料是日本的，然后才到中国被组装成一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在美国售价为10美元（60.3898人民币元），而中国只得到了0.35美元（2.4281人民币元）的加工费，而拥有娃娃的品牌的美国企业足足赚取了57.9617人民币元。从现有的数据我们还知道，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出口电脑就高达6亿多台，当然美国是最大的出口国，每年从我国“买”走近1.8亿台电脑，好像是我们占便宜，可是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中国为了组装成符合美国需求的电脑，要向美国进口英特尔芯片等电脑零部件需花费将近60亿美元，据海关所披露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产的HP笔记本市场销售价为6398人民币元，而美国在销售环节中要从这6398人民币中，占据近1079.8722人民币元，大家猜扣除英特尔芯片等成本费后，我们的利润还能剩多少呐？
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中国虽然同美国的贸易中存在着很大的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带走了绝大多数的利润，并将环境污染，经济体制单一，通货膨胀等等，留在了中国。
因为我国的货币在国际上不允许自由兑换，所以我们出口企业所卖出的产品，收入是外汇的形式。然后用结汇的手段，也就是在商业银行兑换成为人民币，并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用人民币买进外汇，所以当我们赚取外汇的时候便要相应地发行人民币。而美国又限制中国利用自己的外汇在美国购买技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进口限制得十分紧，到目前为止还有越来越紧的趋势。2001年到200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技高术产品占中国进口科技产品总额的比重由最初的18.3%下降到6.9%，甚至在2007年度的时候，曾经将中国单独列出来，对中国量身定做了多达几十种的进口限制，就算是我们有钱也买不到，对于这种特殊待遇，我们深感“荣幸”），所以，拥有大量外汇的中国被迫转向投资美债，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多的主要原因。当市场上的人民币增加了，但是美元还老老实实地呆在美国，就造成了我国的通胀局面形成。
更要命的是，美国将中国架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时，我国对石油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因为美国经常在中国生产一些高油耗的产品，所以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54.8%，仅次于美国。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是，石油是工业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当它涨价的时候，势必带动下游产业的价格上涨，所以我们的通胀永无止境。
劳力者这样制于人
蒋晓东，对于我们而言是个陌生的名字，对于他的家人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伤痛，对于媒体而言他是首位在日本被认定为过劳死的中国研修生。2008年6月6日，蒋晓东在睡梦中因为急性心力衰竭死在员工宿舍，终年31岁。来自中国江苏的他，名义上到日本学习电镀技能，每个月加班时长100~150个小时，最多的时候甚至超过180个小时，他每天早晨7点半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个月仅有2天休息时间，远远超过了日本法规设定判断过劳死的标准——每个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讽刺的是，日本的法律明令禁止研修生加班。刻薄的管制不限于加班，包括收缴研修生们的护照，健康保险证，甚至在工作时间上厕所、忘记锁门或者穿拖鞋外出都要被罚款。从日本公开的数据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数字，在日本的研修生中，2008年过劳死的数字为35人，2009年27人，其中80%都是中国人。
日本的劳动力不充足，尤其是在“3K”行业，即“繁重kitsui、肮脏kitanai、危险kiken”的工作，所以日本需要大量的外国劳动力来充当“低薪劳动力”，一向重视“人权”的美国国务院曾经在《全球贩卖人口问题报告》中指出日本政府对于研修生、技能实习生在进行奴隶般的“强制劳动”。遗憾的是，日本的“人权”同美国的“人权”一样，都是有着各种各样人类理解不了的标准，就像是在蒋晓东过劳猝死的真相还没有被揭开的时候，日本媒体竟然用“做出国际贡献”来形容此事，请容许我骂句脏话，他们真不要脸。
就在我们为漂洋过海去别的国家打工的同胞们揪心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表示：中国彻底告别了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时代》周刊这样说的证据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每年增长近12%，所以美国商会会长哈利.撒亚丁便表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结束了”。千万不要为这条消息欢欣，依照我们对美国的了解看，他的报道都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出发，让我们去看看中国的劳动力到底怎么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