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人们之所以不会发自内心地爱好正义，原因主要在于，非正义从孤立的角度看会给自己带来好处，而正义只是给别人带来好处。除此之外，用阿得曼托斯的话说，就是正义的人可能会自讨苦吃，一生会多灾多难，而非正义的人由于处处首先为自己者想，所以有可能过得幸福和愉快。这里又隐含了康德试图解决，但无法世俗地解决，而要靠对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预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道德和幸福不能两全的问题，即正义的人并不必然有福，而非正义的人倒可能有福。但由于非正义受到社会舆论的礮贲，所以，阿得曼托斯提出的做人原则就是，内心要像一只狐狸一样老谋深算，而外表却要像庄严灿烂的门墙一样道貌岸然。由此，一方面会拥有正义的好名声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能拥有非正义的算计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从个人的角度讲，由此就会达到幸福的最大化，用阿得曼托斯的话讲就是，“对人对神就会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
最高的“普”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羞这神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就像影子随着形体一样。一皮浪参很竒怪的是，也许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立论太有力了，苏格拉底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应和反驳，而是迁回地建构自己有关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理论。
是的。不过，苏格拉底并不是觉得两人的论证太有力了而不愿面对两人的问题，而是觉得在弄淸楚正义的国家和正义的个人之前，要回答正义之人和非正义之人谁更幸福是徒劳的。只有弄淸楚了正义的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才能知道，正义之人的幸福是真正的幸福，非正义之人的幸福只是表面的、外在的或肤浅的幸福。由千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是相通的，从城邦正义就可以以大见小地类比出个人的正义，所以，他首先考察了城邦的正义。在他看来，由于每个人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所以，人们在一起组建了城邦。组建城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分工和交换使城邦的每个人都能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由于城邦的正义其实就是城邦能达到最好状态一和谐、有序、繁华、健康、安全一的条件，所以，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城邦而己，而必须是一个好的城邦。城邦的正义也就意味者成为好的城邦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参那么，成为一个好的城邦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呢？
城邦正义就是城邦达到最好状态的条件
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换个角度考虑。由于城邦是由公民组成的，好的城邦也就意味者城邦的公民能最大限度地给城邦带来好处而不是害处。所以，城邦的正义问题就可以转换为如何让公民最大限度地给城邦带来好处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公民基本上有三种：生意人（农民辅助者军人）和护国者〔统治者这三种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当他们安守本分、各尽所能而不越俎代泡时，他们就能最大限度地给城邦带来好处；如果他们每个人都千自己不揸长的事俦，城邦就要遭殃了。苏格拉底有关城邦正义的道理似乎很浅显，因为谁都知道鞋匠去干木匠的活是干不好的，除非这个鞋匠本身也是木匠。问题的关键在千：城邦是如何选拔或造就这三类人的。苏格拉底首先强调的是天赋的作用。在他看来，人天生就存在裹赋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类似于金、银、铁、铜之间的差别。不过，他并不认为一个人的天赋会完全和父母的一样，相反，统治者的后代也可能是废铜烂铁，农民的后代也可能是黄金白银。所以，在正义的城邦里，不应该存在世袭制，而应该人尽其才。就此而言，正义的城邦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天性。不过，仅有天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对不同天赋的人进行适合其秉性的教育，那就是通过教育让适合做统治者的人拥有智慧，让适合做军人的人拥有勇敢，让适合做农民的人拥有节制。这三种美德是与他们各自从事的职业相应的：没有智慧，统治者就无法治理好国家；缺少勇敢，军人就无法誓死卫国；没有节制，农民就无法安守本分、恪尽职守。
鲁农民没有统治者的智慧可以，因为他不需要治理国家。但军人和统治者如果没有类似生意人的节制，岜不会变得无法无天而腐败堕落吗？
对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三种美德中节制”是一种特殊的美德，因为它不仅仅是农民和其他手工者的美德，也应该是统治者和军人的美德。因为节制意味者和谐，而和谐又意味着统治者、军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一致与协调。正是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认为，节制贯穿在全体公民身上，它是可以整合城邦的凝聚力，能使城邦奏出的旋律像一曲和谐的交响乐一样。
参看来，苏格拉底也强调德治。
是的。不过，苏格拉底不仅突出了不同阶层的人在美德上的差异，更强调所有公民在美德上应有的共性，这就是个人正义的问题。个人正义不仅事关个人的幸福，也是理想城邦的基础；没有正义的个人，也就不会有正义的国家。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那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其中，理性像统治者一样是灵魂的主宰，它为整个灵魂的利益而谋划；激情帮助理性贯彻它的决定，是理性的服从者和辅助者欲望在灵魂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它虽然是灵魂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其盲目性也会危及整个个体。理性和激情的作用就在于引导、监视和控制欲望。如果一个人的激情不忘理智的教导，知道什么是应该惧怕的、什么是不应该惧怕的，这个人就拥有了勇敢的品旅如果一个人的理性既能考虑到三部分各自的利益又能考虑到它们的共同利益，这个人就是智慧的；如果一个人的激情和欲望都服从理性的领导或者说都和理性保持和谐一致，这个人就是节制的。如果灵魂的三个部分各司其职，这个人就是正义的。所以，正义不是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表现，而是一个人灵魂的三部分的和谐，这种内在的和谐才是外在的行为表现合乎正义的基础。
参照此说，如果幸福是人对正义的主观感受，即人因自己的身心和谐或灵魂的三部分和谐而产生的感觉，那么，幸福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快乐或者满足的。一个人因放纵自己的欲望而得到的暂时的感官快乐，因自己对财菖的过度欲望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兴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灵魂因三部分的和谐而感到安宁，所以，我们不如说幸福就是灵魂的安宁。而在感官的快乐或欲望的满足中，灵魂也可能处在失调状态，那种快乐或欲望的满足只是暂时的，随后也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就此而言，幸福是灵魂的一种持久的安宁状态，而快乐只是欲望的暂时满足。这也许就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幸福和快乐的区别。
这样说也不错。不过，在苏格拉底那里，快乐还被做了更细致的划分。他根据灵魂的三个部分在每个人心灵中所处的地位的不同把人分为三种类型：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爱智者的快乐在于认识必然性的真理，爱胜者的快乐在于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荣誉，而爱利者的快乐则在于得到更多的利益。不过，其中最快乐的人是爱智者，因为他不仅能享受到爱利者和爱胜者的快乐而且还能享受后两种人所享受不到的快乐，那就是推理带来的快乐，因为推理是哲学家的工具。次快乐的人是爱胜者，他不仅能得到爱利者的快乐，而且能得到因获得成功或荣誉而产生的快乐。快乐最少的人是爱利者，因为在三种快乐中，他只能享受到一种快乐。在苏格拉底那里，这三种快乐并不是平等的，相反，爱智者的快乐要高千爱胜者的快乐，而爱胜者的快乐又高于爱利者的快乐。因为越靠近实在的东西得到的快乐越真实。爱智慧的人渴望认识作为实在的理念世界，所以，他们的快乐是最高级的；爱利者看重的是现象世界里的一切，所以，他们的快乐是最低级的。
事实上，在苏格拉底那里，如果激俦和欲望受理性引导找寻智慧所指的快乐，灵魂才是正义的，它所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快乐。由于正义者让内部的理性完全主宰整个的人，包括人心中的怪兽或欲望，而非正义者却让自己最神圣的东西为最不神圣的东西所奴役，就此而言，后者永远不会对人有利，而只能有害。放纵就是给了我们内心的怪啓以更多的自由。固执和暴跺就是让我们内部的抑性成分即激情过分强大。奢侈和软弱则使我们内部的激情减少到懒散或怯懦的地步。除了三种现实的快乐，在苏格拉底看来，还有期待的快乐和无所谓痛苦和快乐的平静状态。所以，准确地说，所谓幸福就是人的快乐能因灵魂的正义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幸福并不和快乐对立，它只是和那种无节制的、暂时的快乐对立，因为后者是欲望的过分满足带来的快乐，随之而来的就是灵魂的纷乱和失调状态。真正幸福的人并不缺少快乐，但因为过度欲望的满足而快乐的人并不见得就幸福。
参我知道了。苏格拉底对僭主的悲惨生活的描述就说明了这一点。
是的。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分析了政治制度的变迁。在他看来，政治制度的变迁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造成的，政治制度哪怕再好也会因为统治者不能保证自己永远正确而走入歧途。例如，如果正义国家的统治者不小心让不合适的人结合而生出不良的后代，又在不良的后代中挑选出其中的“优秀者”去继承王位，那么，由于这些“优秀者”先天不足，一旦他们继承了王位，就有可能分不淸金、银、铜、铁之间的差别，在治理国家时就不能使公民人尽其才。这样一来，社会中的不和谐和冲突现象就出现了，仇恨和战争正是由此而生。一旦冲突发生，“铜铁集团”就迫使“金银集团”作出让步和妥协，使政治制度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转移。这样，正义国家就有可能蜕化为像斯巴达那样实行荣誉政制的国家。荣誉政制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它还保留了正义国家的一些特点，比如，不让军人从事生产劳动或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又和前者有所不同，因为适合担任军人角色的人成了国家的统治者。这类统治者由于缺乏智慧，所以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而是充满了对财菖的渴望。不过，他们并不公开敛财，所以表面上显得很廉洁。在荣誉政制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品质是勇敢，也就是说，公民好胜和爱荣誉，渴望通过战功达到自我实现。
当荣誉政制下公民对财菖的爱好逐渐膨胀时，人们就会为了财富而违法乱纪，有钱财的人得到众人的尊重，而无钱财但有美德的人却遭到众人的歧视。这样的社会风气使人们普遍爱财而不看重美德。那些爱财的有钱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通过武力制订法律：只有财富达到一定数量的人才能参选。由此，寡头政制就产生了。寡头政制的特点就在于，社会被一分为二，即穷人和富人。为了占有更多财菖，人们不再安守本分，而是同时从事各种职业，并因此变成爱财富胜千爱荣誉的个人。这样的个人让自己的理性和激情屈从千欲望，也就是说，理性成了如何赚更多钱的算计的理性，而激情也成了获取更多财富的动力。
当穷人们无法忍受自己的贫穷生活，和菖人进行争斗并取得胜利后，民主政制就产生了。民主政制其实是无政府状态的管理形式，它不加区别地把平等给予一切人，并使城邦充满了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人的个性也变得丰富多彩。不过，由于这种自由，公民把平等给予一切快乐并集很多习性千一身，由此他们也就显得轻薄和浮躁。在民主政制下，由于平等，孩子和父亲可以平起平坐，教师咨怕学生，甚至迎合学生。民主制度由于放任而物极必反。
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导致了极权政制即僭主制的需要。僭主的特点就在千，他是受激情主宰的暴君，就像醉汉、色鬼和疯子一样充满极端的欲望。在僭主政制下，被僭主统治的国家是完全受奴役的。国家公民的心灵也像僭主的心灵一样充满了奴役和不自由，因为，他们灵魂中最优秀的理性部分受到奴役，而最狂暴的激情则屈从于欲望，扮演者暴君的角色。受奴役和被僭主统治的城邦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
上夭之所以躯使灵魂入子肉体，正是要有人料理这个尘世，同时再以天上的风光贯彻到人生里来。一西塞罗
孔子
(前551一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自幼刻苦好学。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囯的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卮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卮率弟子周游列囯，经十三年，晚年回到鲁国，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
它永远处在疯狂欲望的驱使之下，并因此充满了混乱和悔恨。
通过对不同政制的比较，苏格拉底发现，表面上看，僭主是所有统治者中最强的人，因为他的暴戾对所有人都构成了威胁。但恰恰是这一点让他陷入真正的贫穷，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悲惨、最不幸的人。因为，一方面他欲望众多而无法彻底满足，例如权力欲使他更加妒忌，更加不诚信，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公民的起义或报复，另一方面他的国家也因此充满动荡和痛苦。既然僭主是最不义的人，所以，从僭主身上可见不义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利益，因为人真正的利益不是物质上的欲望的暂时满足，而是灵魂持久的和谐与安宁。
鲁柏拉图之强调理想国家的正义似乎和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恰恰相反，因为老子强调的是无为而治，而柏拉图却强烈希望通过哲学家的智慧对国家进行人为的千预而使它处在和谐的状态中。
是的。就此而言，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很接近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他关于国家正义的思想也类似于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应该名副其实，按照他自己的贲任和义务来行事，不能因为越俎代庖而忽视了自己的贲任和义务。柏拉图和孔子都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每个人应该尽其本分。不过，从中也可见两者的差别。那就是，桕拉图从社会分工出发，更强调人的社会角色；孔子则从人际关系出发，更强调人的人伦角色。在个人正义问题上，柏拉图首先看重的是个体内在的灵魂和谐，个人正义和个人对自我的态度有关，而孔子首先看重的是个体与他人的和谐，个人的德性和个人对他人的态度有关。桕拉图试图消除人伦关系并由此消除人的私欲，而孔子却试图重建人伦关系并由此改番人的德性。
“意识形态”的控制
在《理想国》里，柏拉图也涉及到很多和艺术相关的话题，他对艺术的态度很鲜明，那就是，崇尚哲学而贬低艺术，尤其是戏剧、诗歌和绘画艺术。因为哲学能认识理念，而艺术所表达的只是理念的影子，甚至是影子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