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喜地发现，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院门口的熟脸一个都没有少，还多了几个未曾谋面的新人，大大充实了上访阵容。看着他们威风八面地各据一方，我就在想涂城的“零上访”数据是怎么搞来的。
我注意到有个老头，穿着一件没有肩章的破旧军装，坐在大门边围墙下的树荫里。他面容焦枯，满脸皱纹，看上去得有八九十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两眼炯炯有神。他不像其他上访户一样吵吵闹闹，只是平静地盘腿端坐在那里，面前摆着一张硬纸板。我靠近去看了一眼，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大字：“孟启功，昔日抗日英雄，如今流落街头，国家就是这样对待革命功臣的吗？？？”
老头见我在看他的招牌，抬起头眯着眼打量了我一阵，开口跟我唠叨起来：“小伙子，你看看我，我是个老革命了，江山都是我们打下来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你们现在的生活都是我们拿血拿命换的。可是国家是怎么对待我的呢？你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
看样子他想跟我长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今天出门没穿制服，穿的是JASONWOOD的牛仔裤加上一件香芋色的POLO衫，胡子早上刚刮过，看上去还像个学生，或者刚毕业的愣头小青年，或者二五郎当的待业啃老族，总之非常不像个法官。于是我放心大胆地将车停好，坐在他的身旁的台阶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与人相处的习惯，每个法官对待当事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法官，秉承了法律人的优良传统，热衷与人争论，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时都能将合同法的要约与承诺一章展开讨论三个小时，更不用说与意见相悖的上访户交谈了。我常常在接待室里看见他们和当事人你来我往吵得面红耳赤，一心想说服对方，恨不得拎起当事人的耳朵直接把自己的观点灌输到对方的脑子里去。我不喜欢与人争论，因为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争论是最无稽最没有意义的行为，争论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让争论的双方更加顽固地坚信自己的观点。作为任何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早已树立成型的成年人，是不可能被三言两语彻底说服的。没有谁会因为谁的几句话就推倒自己的世界观，哪怕这些话是至情至理，掏心掏肺。除非，在争论的背后有暴力的威慑，抑或利益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强国的说客出马总是能够水到渠成，小国的使臣却经常要沦为阶下之囚。所以，空口白牙的辩论带不来任何实质的利益，是不能真正说服别人的，就更加说服不了多多少少有些偏执的上访户了。
除了这些辩论爱好者外，还有些法官习惯于打同情牌。他们经常满含深情地望着当事人，经常因当事人的叙述感同身受地热泪盈眶。我不是不认同他们的做法，有同情心总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街道大妈的做派。法官应该用法律解决问题，而不是眼泪。而且他们在说完“我真的非常同情你”之后，下一句通常都是“但我也无能为力”。所以同情是无用的，对当事人来说于事无补，反而只会显得虚伪或者幼稚。
通常，我所做的只是聆听，因为我也做不了更多了。我觉得这个态度至少是老实的。我不愿意浪费虚张声势的口水，对方也不需要伪善徒劳的同情。在很多时候，很多当事人，尤其是那些有冤却无处伸张的当事人，他们需要倾诉。倾诉是他们最基本和最急切的诉求，有时也是唯一的诉求。当我给不了他们更多的时候，我愿意做个照单全收的听众。
老头看到我在他身边坐下并摆出了一副准备听故事的姿态，大感意外之余显然甚是开心。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将腿盘得更舒服一些，歪着脖子问我：“知道抗联吗？”
“东北抗联？”我说，“知道，当然知道。”
老头子很满意地冲我连连点头，说：“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们小年轻知道历史的已经不多了。我就是抗联3军的，赵尚志的队伍。我从十三岁开始干革命，不知道杀了多少鬼子、汉奸，立了多少战功……”
我应和着说：“大爷，这么说您可真是个老革命了。我听说国家对抗联的革命英雄是很优待的啊，您怎么……”
老头撇了撇嘴，说：“优待个屁！就把我优待成这个样子！都是过河拆桥，翻脸就不认人的……唉，也怪我，娶了个日本女人。”
听他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位东北的同事说过的故事。当年日军战败后从东北撤军，慌乱中丢下了大批随军的日本籍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原本在国内就大多属于社会最底阶层，加上战败后的日本力图复兴无暇他顾，于是多年里无人问津。当时东北许多煤矿的矿工讨不到老婆，很多人就打起了这些日本慰安妇的主意。当时这些日本女人大多并不情愿，但一是生活无着，二是迫于暴力威胁，在对日本人仇恨颇深的东北，也没有人会站出来维护她们的利益，很多人也就从了。我就听说有矿工因女人不肯，于是戳瞎女人一只眼睛或者在女人脸上剌几道口子，迫使女人就范的。
老头似乎看出了我在想什么，解释说：“不是的，我娶的是干净的女人。”
这时候又有几个路人围拢了过来。老头兴致越发高了，开始讲述他的经历。我必须得说，这是我听过的所有上访户的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老头说他叫孟启功，他娶的那个日本女人，原是个随军的医生。女人的丈夫是煤矿的工程师，日本投降前一年被炸死了，踩着了抗联的地雷。日本鬼子跑了以后，女人跟妓女们混在一起被丢了下来。孟启功看中了女人，但一开始女人并不情愿。孟启功掏了枪，女人才答应了。老头说，结婚以后他们过得也挺好，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到了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开始联系这批遗留在中国的妇女和她们的后代，号召她们归国。不久之后，日本皇室来人找到了孟启功和他的女人，这时候孟启功才知道，原来跟自己结婚的这个女人是日本的皇室成员，而且，用我们的话来说，辈分很高。
女人说想回日本。孟启功坚决不肯。老头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大半生都在抗联打日本鬼子，怎么也接受不了移民到日本这个鬼子的国家去。
日本皇室给孟启功寄来了很多照片，有洋房、别墅、有豪车、花园。日本人说，只要你退党移民，这些都是你的。
老头说到这里的时候显得非常懊悔。他说，我没有抵挡住鬼子的糖衣炮弹。
听众都问：“那你退党啦？移民啦？”
老头沉痛地点头，表示往事不堪回首。他说：“我退党的时候村支书的唾沫吐了我一脸。”
不过那时候的孟启功并不把这一脸的唾沫放在心上。他满怀欢喜又满心忐忑地要去日本开始奢华的皇族生活。载着孟启功一家人的飞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的时候，他终于结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而被眼前的大场面彻底震撼了。
老头说：“那天有上千人在机场迎接我们，拿着花，挥着彩带。门口停了上百辆小轿车，最前头那辆车顶上还用丝绸扎了一朵大红花。我都看呆了，没想到会有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
孟启功被簇拥着进了第一辆车。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坐在不曾坐过的豪华轿车里穿梭于东京闹市的街头，我想这个抗联的战斗英雄当时必然是浮想联翩。
然而，令他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车门在一栋三层建筑前突然打开了，司机狠狠一脚将他踹下了车。当他满身尘土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车队已经驰骋而去。
孟启功抬头一望，面前的门牌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
被皇室抛弃了的前抗联英雄孟启功在大使馆门前痛哭流涕。不再是英雄也不再是党员的他始终没有勇气抬脚进门，最后转身离去。
老头欷歔不已，说：“我是后悔莫及啊！当时我身无分文，又不会讲日本话，想活下去只能沿街乞讨了。但我看着马路上那些日本人，实在是伸不出手。我是越想越后悔，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我还活着干什么，我死了算了我！当时我走到一个饭店门口，我是真不想活了，一头就撞在饭店的石头柱子上。”
一个听得入迷的人赶紧问：“死了吗？”
大家一起看他，他有点迷茫。老头继续说：“没死！但昏过去了，流了很多血。过路的人从我口袋里找到了护照和身份证，就把我送到大使馆了。后来大使馆就把我遣送回国了。我被送回来后，一开始回到村里，但村里没人愿意帮我，也不给我地种，我实在是过不下去，只好背井离乡。这些年我跑了不少地方，老了跑不动了，就留在这里等死了。”
“哦！……”众人听完故事若有所思，有个女青年遗憾地说：“太可惜了，如果你能留在日本现在不就是皇亲国戚了吗？那得多有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一个中年男人表示愤慨：“做梦！这不明摆着是骗你的吗？你还上这个当！不过也不能全怪你，日本人这一招太狡猾了。……妈的，日本人就是坏，从来不讲信誉，小汽车都是偷工减料的，一点都不安全，电器做得也差，我家那台冰箱……”
我跟老头说：“说实话啊，这事虽然你算是受害者，但也不值得同情，你明白吧。”
老头连连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不对。”
我问他：“那你现在上访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