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隋唐制度变革的关键，也是隋唐制度的标识。从此，中国的官僚制走上了通过考试补充人员的道路。这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一个过分超前的制度因素。正是这一因素，确保了中国传统官僚型帝制的个性。科举制是隋炀帝的创造，隋炀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很不好，是出了名的暴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以考试取士就是他的一大创造。
1．科举制度的科目
隋唐科举科目先后有变化。隋朝四科取士，进士科为主。到了唐代，科举考试日趋完善，其设置过的科目前后不下几十种，不过，常设的科目不过数种，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明史等。此外，还有特殊时期设置的开元礼科、道举等。这些科目的设置，既反映了某种时代的“习好”，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各方面专业人才的需求。
不过，科举虽然科目设置比较多，其中除了秀才科由于期望过高，考试过于严格，取人太少，唐初就被停止以外，实际上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见，其他的科目大多处于萎缩状态。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以农为主，政府一般又不参与经济管理，政府事务对专门化的要求不高，只要综合素质好，具有相当智慧，就足以应付政务，在仕途上也往往就混得比较好，反之，那些对某一专业特别擅长的人，却往往长期沉积在类似刀笔吏的位置上，得不到发展。
（1）明经科。
明经科顾名思义，就是考儒家经典的科目。唐代将儒家经典分成三类，一类为大经，有《礼记》和《左传》；一类为中经，包括《诗》、《周礼》和《仪礼》；一类为小经，《易》、《尚书》、《公羊》、《殼梁》属之。其中《论语》和《孝经》是所有应试者必须充分了解的常识性儒学知识，是必考的内容。
考试的方式分为帖经和墨义两个程序。先考帖经，即将一段经文贴上一句，让你将之填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填空”。一般贴十条，能填上六条为及格——中上，七条为上下，八条为上中，十条满分——上上。然后考墨义，类似于默写。也是考十条，等级分类与帖经同。最后考策论，即对时务的议论看法。考试按成绩分四等录取，分别授予从八品到九品的官阶。
策论是每个科目都必考的，往往形成一定的套路，几科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没有人不会考，也没有人通不过。而帖经与墨义则是看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相对来说，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考生只要将有数的经典背熟就行了，不仅考试容易，录取的比率也比较高，每年大约有10%～20%的录取率。
明经科的存在与发达，表明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对儒家伦理的依赖。汉代的察举制通过举荐和考试两道关口来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经过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国家的儒气有所减淡。隋唐统一，传统意识形态开始恢复。统治者显然明白，儒家伦理对稳固统治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事实上，不仅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就是每科必考的策论，也充斥了儒家气息的说教。当然，由于唐朝的李家皇帝，冒充传说是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作者李耳的后裔，所以对道家、甚至道教情有独钟。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一度将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改为《道德经》，唐玄宗还开过道举。但是，从总体上看，考试内容上儒家伦理的统帅地位并没有动摇。当然，明经科的发达，还跟它的考试内容相对容易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既合乎正统道义，又方便过关的人事考试，注定是有生命力的。
（2）进士科。
进士科是从隋朝以来最受重视的科目。其来源据说是《礼记，王制》。《礼记》很多篇章是后世儒者对理想制度的描述，“进士”估计也不例外。从隋朝到唐初，此科主要考策论，以文辞华美为胜。后来增加帖经和杂文，帖经只是加了一点儒家经典的内容，而所谓的杂文，则是指带有讽喻性的带韵美文。中唐以后杂文改为律诗（五言排律六韵十二句），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和挑战性。进士科考试相比明经来，要难得多，录取的比率也低得多，每科不过1%～2%的录取率。所以俗语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说的是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并不算晚，而三十岁考取明经已经算老的了。
虽然进士难考，但终唐之世，士之有为者，大多趋之若鹜。屡败屡战者有之，前赴后继者（父子相继）亦有之。关键是这种考诗赋的考试，能考出人的文字修养和文学才能来。一旦考中，则为人所推崇。律诗，尤其是排律，是对文识意境、文学修养、诗歌音韵以及文字技巧都要求比较高的一种诗歌形式。好的律诗，不仅意境悠远，文辞清美，而且读来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做好诗，不仅要有精深的功夫，而且必须有点天才才行。由于进士考试的带动，整个士林，乃至整个社会都对诗歌重视起来，朝野流行律诗，连酒楼妓馆，也传唱不绝。这种社会风气，反过来又影响到科举考试，以至于后来的进士科，完全依律诗做的好坏取人，其他的因素都不考虑了。
进士难考，考取后也是安排做八九品的小官，但以后的发展却比明经快得多。唐朝的宰相，进士出身的人往往要占一半以上，其他的名臣和名人，也往往是进士出身。科举制越是发展，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出身的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士科才是真正打破门阀世族的利器。
进士与明经是经常举行的科目中，最常见的两个，都属于“常科”。除此之外，还有皇帝为某种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被称为“制科”。不过，制科出身不为人看重，而且也不经常举行，所以不再叙述了。
以上讲的是文科考试，属于科举考试的主要部分。但唐朝自武则天开始，还开科武举。武举由兵部主持，既考骑射功夫，也考武艺和负重能力。考试合格者，成为武职官员。据说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武举考试中试率也相当低，也是l%-2%，非有一身硬功夫，不能过关。
2．科举取士的过程
科举考试往往跟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密切关系。参加考试的考生，往往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即在地方和中央官办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中央的“省试”。二是“乡贡”，即没有在官学就读的知识分子。只要想考试，也可以通过所在州县报名参加。不过要先通过县和州的两级初试，合格后，再到京师参加省试。
从理论上讲，除了工商子弟、犯过法的人以及小吏之子，都可以参加考试。但是，有资格、有能力进官学，尤其是中央一级学校学习的人，往往要占很大便宜。不仅可以免去多次考试的麻烦，而且可以直接接触到达官贵人、诗家名流，受最好的教育和指点，领略最新的诗风，在考试中大占便宜。
省试（因是尚书省主持故称）开始由吏部主持，后来改为礼部副长官主持。礼部因此而设贡院，考试、判卷均在贡院举行。因此，主持考试者又被称为“知贡举”，一般都由当时最有文名、持重老成者担任。考试每年春天在礼部的贡院举行，时间以一日为限。考生须准备一天的饭食和饮水，以及文房用具。时间一到，还可以点上三支蜡烛，等这三支蜡烛燃尽，若考生还不完稿，那就只能抢卷了。对于录取的考生来说，主考官是他们的座师，而判卷的考官则被称为房师，往往备受礼遇。到了后来，科举中人所谓的老师，就是指录取他们的房师和座师，而真正授业的老师，反而被忽略了。礼部考试通过，考生就获得了出身，即进士资格，但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
吏部考试相对容易一点，但带有很强主观性。其内容为：书、判、身、言。所谓书，就是指书法，字写得不好的人，不能通过考试；所谓判，即指官方文书的草拟；所谓身，指身材和相貌，长得有缺陷和过于其貌不扬的人也很难通过。据说，有个叫方于的人因缺唇，连续十次都通不过。所谓言，是看考生言辞是否流利。事实上，吏部考试往往考的不是才能，经常会有一些相貌欠佳或者言辞不利的人被淘汰。据说韩愈就连过了三次才勉强过关。
唐玄宗时，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经常拿朝政开玩笑。据说他曾经亲自主持吏部选举，把考试当儿戏，看见身材矮小的就派去做道州参军，因为道州人矮子多，见到大胡子就派去做湖州文学，以湖噱胡。（王谠：《唐语林校证》卷5）
3．唐朝科举考试的隐性制度因素
通过考试取士，能否将真正的人才取进来，对于这个制度的操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隋朝二世而亡，真正实行科举制度的实际上是唐人。为了保障制度的充分有效，唐朝上下都花了不少心思，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属于制度以外的东西，但人们一直这样做，借以弥补制度的不足，所以被称为隐性制度的因素。
取士质量，是考试制度成败的关键。骆宾王起草《讨武璺檄》，文采飞扬，被骂的武则天听了后，认为将这样的人才流失（没有取来），是宰相之过，实际上是科考之过。显然，录取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考官的眼力。唐朝重视诗赋，可是，历来对诗的判断都是很难的，不仅有主观好恶的问题，还有考生临场发挥的问题，完全有可能，一个公认的才子，到了考场却考得一塌糊涂。所以，唐朝的进士考试一般是不糊名的，卷子是谁的，完全清清楚楚，录取时不仅允许参考考生的“平时成绩”，而且考官还要经常跟名流保持接触，以了解诗坛的新动向，听取已经成名诗人对举子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