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统治者是眼看着强大的隋朝，怎么样突然雪崩式倒塌的。而李家父子能够取而代之，虽然凭的是马上功夫，不是像前朝那样，“夺江山于孤儿寡母之手”，但主要还是隋朝政治的失策，才给了他们机会。一般来讲，后一个朝代往往注意汲取前朝教训，唐朝统治者当然清楚，自己的成功实际上建立在隋朝的失误上。他们理智地意识到前朝的失误多在政策层面，而制度建构却是应该肯定的。唐朝统治者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跟杨氏家族这种带有胡人血统的汉人一样，同是北周的军事贵族出身。在统治大思路上，他们实际上是心有戚戚焉。
从隋朝起，三省长官就已经是正式的宰相，但是，有时候也让其他官员参与进来，给他们以“知政事”的名义，因此也被视为宰相。唐代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宰相制度，而且为了防止各机构之间的扯皮，实行了宰相集中议事制。三省长官和其他参与决策的官员，集中到门下省开会，开会的地点被称为政事堂。日常所有政务，都集中讨论，将讨论的结果送交皇帝裁决即可。时间一长，政事堂成为一个高于三省的决策机构，三省长官实际上脱离了本部门，专一负责全国政务的处理。于是，三省的副职左右仆射，成为三省的实际负责人。后来皇帝干脆不设三省正职，以副职替代，让副职进入政事堂，于是宰相的官阶降低了，更便于皇帝的控制。
在唐太宗末年，由于担任中书省长官的人多年受到皇帝信任，所以中书省的地位日见提高，于是政事堂移至中书省。除了中书省长官以外，其他两省的长官不一定是当然的宰相。无论担任何职，只要头衔上加上“中书门下平章事”或者“中书门下三品”，就是宰相。武则天专权以后，宰相之中出现了秉笔宰相，成为事实上的首相。由于政事堂成了最高决策机关，所以，必须有属员参与办事，但是，它又不是制度规定设置的机关，于是就从中书省抽调中书舍人，来政事堂办事，实际的政令执笔者，就是这些舍人。由于跟最高权力中心如此接近，于是中书舍人成为具有实权的官职。
有唐一代，宰相会议是全国政务的核心。会议一日停顿，则国家政务一日不行，所以，宰相会议必须每天都开，而皇帝倒不必每日上朝。唐代政治跟西汉一样，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君逸臣劳的模式。
政事堂每日所议之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一是日常事务，即每天的例行公事。这种事情均由宰相自己处理。凡事讨论决定即可，最后形成一个书面的意见，报皇帝例行批准，一般皇帝都是扫一眼就批。这个手续属于走过场。二是宰相所认定的军国大事，最好是在皇帝没有意识到之前先行讨论，拿出意见。在唐代的全盛时期，绝大多数政务都是由宰相会议首先提出，讨论而后提出成型意见，最后才交皇帝核准。三是皇帝所认为很重要、而又为宰相们所遗漏的事务，由皇帝特意提交政事堂讨论。比如，武后时期，一次武后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事情。当然，即使是这样的事情，如果皇帝要求讨论，宰相们也得议论一番。四是某些官员通过某种渠道，绕开政事堂，直接将奏折递到皇帝手里，或者某些下面奏折上的意见，宰相们认为不需要处理，但皇帝有别的意见的时候，皇帝会将这些奏折交下来令宰相们讨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凡是后两种情况，宰相们如果认为不妥，可以跟皇帝唱反调，驳回皇帝的要求。当然，皇帝如果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可以交宰相们再议，直至将某些人撤掉，换上听话的人来讨论。显然，后一种处置，往往会导致政坛波澜，一般不会轻易动作。
政事堂按例供应酒席，极其精美。有一次宰相们认为饮食过于奢费，欲上报皇帝请减其料。侍中张文瓘（门下省长官，宰相之一）说，皇帝设此酒席，本是重视政事堂为行政中枢，礼遇我们这些身居高位者，把我们当贤才看，才这样做的。如果诸位自己不称职，那么可以自请辞职让贤，没有必要减公膳，以换取虚名。国家看重我们的，不在于此，而宰相能不能办好国家大事。如果能办好事，这点酒席并不算奢费。（刘肃：《大唐新语》卷7）
但是，如果宰相总是跟皇帝顶牛，而这个皇帝又有点脾气的话，那么宰相往往是要被罢免的。如果有些宰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很可能一味顺从皇帝，做一个模棱宰相，完全按皇帝的意思办事。不过，在政治还清平的情况下，这样的宰相往往会受到朝臣攻击，甚至可能到后来皇帝也会不喜欢他。因为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自己拿主意，肯定有大批事务他没主意或者不想拿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