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鲁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李白于开元末迁居任城，长期居家于鲁地，在鲁地写过不少的诗文，鲁文化与李白之关系十分密切。
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各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鲁文化是产生在鲁国的一支很重要的地域文化。鲁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鲁文化指鲁国分封之时至公元前256年被楚国所灭这一段时期的文化，也就是鲁国文化。广义的鲁文化不仅包括鲁国文化，还指鲁国亡后延续于后世的鲁国这一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本处说的鲁文化指广义的鲁文化，但又必须先从狭义的鲁文化说起。
鲁为西周初期周公旦的封国，辖今山东省东南部，北面以泰山与齐分界，东过龟蒙，南边包括凫、峄诸山，处于洙水与泗水之间的丘陵地带，适于农业生产。此地原为东方重要的少昊部落的故地，后来是奄国，武王去世后，东方发生武庚叛乱，有奄国参与。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为稳定东方局势，将奄国故地(今曲阜一带)作为周公封地，因他本人要辅佐年幼的成王，让其子伯禽赶赴封地。周公是武王的亲弟弟，成王的叔父，又是开国第一功臣，封赏特别重。不仅将鲁地和殷商六族分封给周公，又得到大批宝器、典籍。鲁国在各诸侯国中地位排列顺序上居于首位，享有其他诸侯国不可能享有的特权。如可以郊祭文王；祭祀周公时可以奏天子礼乐。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中国礼乐文化。当然要把西周的礼仪、典章制度较为完整地搬到了鲁国。鲁国的文化便是在周朝“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西周末，镐京曾遭到戎人的烧杀抢掠，大量文物典籍被毁；国都东迁之后，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而这时鲁国却保留着最丰富最完整的礼乐文化，居于宗周礼乐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宗周衰落之后礼乐文化的代表。晋国使臣至鲁，感慨地说：“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在“周礼”保存比较完整的鲁国创立了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直接承续了周人的礼乐文化，成了鲁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的三千弟子成为传播鲁文化的基本队伍。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在其发祥处鲁地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高皇帝(刘邦)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变成了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鲁文化辐射到其他地区，影响到全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两汉时期鲁地的经学大师频出，在鲁地一直保持着尊崇儒学的传统。《史记·游侠列传》说：“鲁人皆以儒教。”《史记·货殖列传》中又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汉书·地理志》云：“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其民好学，上礼仪，重廉耻……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稍微，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儒学的主体地位受到冲击，学术重心南移。而鲁地的尚儒之风继续保持，至隋唐时仍然如此。《隋书·地理志》云：“兖州……兼得邹、鲁、齐、卫之交，旧传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遗风。今此数郡，其人尚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有古之风烈矣。”孟浩然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书怀贻京邑同好》)隋唐的统治者实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儒学再次受到官方重视，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鲁地儒生保持传统，谨遵师训，钻研儒家经典，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唐代著名的儒学大师颜师古祖籍就是临沂，其“父思鲁，以儒学显”(《新唐书·儒学传》)。祖父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丰富了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可见颜师古正是有其家学渊源。另一位儒学大师萧德言也是鲁地的兰陵(今山东苍山县)人，“明《左氏春秋》……每开经，辄祓濯束带……曰对先圣之言何复惮劳”(《新唐书·儒学传》)。李白《任城县厅壁记》描述鲁地风俗：“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代变豪侈，家传文章”，“千载百年，再复鲁道”。《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云：“白以邹鲁多鸿儒，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可见鲁地在唐代仍然是儒风很盛，崇尚儒学，有周孔遗风、洙泗遗俗。而鲁地的儒生们仍然谨遵先圣之言，谨守礼教。朱熹也说：“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论语集注·雍也》)
鲁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孔子删定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周代各地民歌三百余首，后代奉之为儒家经典。《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为我国早期语录体散文，言辞简约而含义丰富。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他的这些观点为后世所尊崇并加以阐发。产生于鲁地的另一部儒家经典《孟子》的文学性很强，富于强烈的感情色彩，逻辑性很强，气势宏大，善于用比喻和寓言说明道理。
汉末“建安七子”有三人为鲁地人。王粲，山阳高平(山东邹城西南)人，他的诗歌涉及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反映了东汉末年的离乱景象，抒发了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他的代表作《七哀诗》真实地描述了战乱造成的惨景，表达了对苦难的民众深切的同情。孔融为孔子第二十代嫡孙，其散文情感充沛，气势纵横，文采斐然。其诗作虽不多，但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情感真挚，直抒胸臆，毫不矫揉造作。刘桢，山东东平宁阳人，钟嵘的《诗品》将其诗列为上品，赞其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赠从弟》三首为其代表作。鲍照祖籍郯城，颜延之祖籍临沂，刘勰祖籍莒县，都属鲁地，在文学上都有很大贡献。
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其结构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精神文化是指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仰、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是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的部分，一旦形成，很不易改变。鲁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推崇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尊崇礼乐文化传统，遵循礼制，以礼教治国。
鲁文化的先进方面，一是仁爱精神，“仁者爱人”，尊重人的价值。儒家经典中就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敬德保民”，从敬鬼神转到重人事。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之精华，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关注人的生活，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仁者爱人”，“泛爱众”，创建了关于“仁”的学说，主张“礼乐之治”(或曰“王政”)。二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建功立业，振世济民。《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学说，百折而不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奋发进取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数千年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精神之源。但是鲁文化的也有保守性一面，鲁国为著名的礼仪之邦，要求懂礼、知礼、好礼，言语行动合符于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归之于礼，尊敬其“先君”、“先人”，言必称“先王之训”，事必尊“先王之业”。这就形成一种保守的心理，比较死板，不灵活，妨碍人们继续探索、创造、变革，不能不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梁启超说：“鲁是孔子所居的地方，从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内，壤地偏小，风俗严谨；从历史方面看，自周公以来，素称守礼之国。又有孔子诞生，门弟子极多。鲁派家法，严正呆板狭小，有他的长处，同时亦有他的短处。”这短处就是文化保守主义。
第二节 李白对鲁文化的接受
李白在开元二十八年，移居东鲁，安家于山东沙丘(在今兖州)二十余年(其中有些时间去其他地方漫游)，这里距孔子故乡曲阜、孟子故乡邹县很近，可以说他就生活在儒家的发祥地，鲁文化的核心地带。李白在鲁地创作诗歌约80首，文6篇。李白在鲁文化氛围中生活，必然有受其影响的一面。
李白生长于西蜀，在西蜀度过的青少年时期，间接受到鲁文化的影响。因为儒学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鲁文化也辐射到其他地区，也影响到西蜀。汉景帝至武帝时期，文翁为蜀郡守“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意味着巴蜀接受了鲁文化。唐初，唐太宗派“十八学士”之一的高士廉，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十分重视教化，推崇儒学，大兴学校，“又因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令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粲然复兴”。在唐代，蜀中儒学大兴。李白自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这里的“百家”、“经”当然包括儒家经典，这是间接受鲁文化的影响。后来，“我家寄东鲁”，安家于山东沙丘，儒家的发祥地，鲁文化的核心地带，就是直接受鲁文化的熏陶。
首先，李白接受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积极进取，为社稷苍生而建功立业。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以及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李白诗中的的主旋律。在李白的许多诗中表现出儒家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他离别故乡时高唱：“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他怀着“四方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实现其宏伟的志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宇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的政治理想基本上是儒家大同思想、行仁政，再加上道家的无为而治，使百姓安居乐业，官吏清正廉洁，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他为实现这个理想，终生奋斗不息。李白之所以选择在鲁地安家，是因为这里是他崇拜的孔圣人的故乡。他自称“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在李白诗中的“剑”是建功立业的象征。“学剑”也就是追求建功立业。李白在鲁地的干谒、交友、隐居等活动也就是为了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得到皇帝的重视。他终于在中年之时，在鲁地得到了玄宗的诏书，请他进京。他兴高采烈，“仰天大笑出门去”，以为辅佐帝王、安邦治国的理想即将实现。入宫以后，看到了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他的治国安民的宏伟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只得离开朝廷，再次回到鲁地，但他积极入世之心并未泯灭，总希望能为国建功立业，他在鲁地写了不少关心祖国命运，渴望为国效力的诗篇，念念不忘受过皇帝的恩宠，如“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幻想“何当赤车使，再往诏相如”，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还说，“待吾尽节报明主”，“丈夫赌命报天子”。“安史之乱”发生，国难当头激起他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他认为“此乃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正是为国建功，英雄用武之时，投入了永王幕中，写了《永王东巡歌》等鼓舞士气的诗篇。但是他的满腔报国热情很快被一桶冰水浇灭，救国之志未能实现，反倒成了李氏兄弟争夺帝位的牺牲品，被加上了“附逆”的罪名投入监狱，后被流放。但他想的却是“何日金鸡放赦回”，“何日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李白被赦后他那一颗忠君报国之心还在燃烧。“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那时他年届花甲，贫病交加，穷困潦倒，还要去投入李光弼帐下，参军平叛。“拂剑照严霜，雕戈鬟胡缨，愿雪会稽耻，将期报荣恩”(《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笔者以为，尽管李白的思想很博杂，但儒家的积极入世、忠君爱国的思想才是李白贯彻一生的主导思想。有外国学者认为李白是异族人，是中华大地上的“客寓者”、“旅人”，“不是持久的责任承担者”，“济世安民不是他的终极的理念意识”，把李白说成对国家、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外来的旅游者，是非常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