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巨大冲突的时期开始了，我们自己今天正处于这个时期。这是从拿破仑主义到凯撒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普遍的演化阶段，它至少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而且可以看出在一切文化中都有这个阶段。中国人把它叫做“战国时期”。起初有七个强国，它们最初是无计划地，但以后越来越目标明确地走向那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亦即连绵不绝的大战和革命。一个世纪以后还有五个强国。公元前441年，周朝的统治者成了“东周公”的一个受国家供俸者，因而他所占有的残余领土不再在后来的历史中居于显要的地位了。同时，“罗马式”的秦国在非哲学的西北方（大约相当于陕西省）迅速地兴起了，它将其影响向西，向南扩张到西藏和云南，并将其他国家也包围在一个大弧形圈之内。
敌对的中心是道家南方的楚国（在扬子江中游），中国文明就是从那里逐渐向外推进到大江以南的、向未为人所知的土地上去的。这里实际上是罗马和希腊精神的对立：一方面是坚强的、鲜明的追求权力的意志，另一方面是梦想和改善世界的倾向。在公元前368年—前320年期间（相当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竞争加剧了，激化为整个中国世界连绵不绝的斗争，这种斗争动用了大量的军队，为此竭尽了人力。司马迁写道：“于是六国之士……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苏秦原是秦国的丞相，后来变为国际联盟（合纵）思想的支持者，投身于敌对的阵营，促成了两次伟大的联盟（公元前331年和公元前321年）。
然而，由于内部不团结，联盟在最初几次战斗时就瓦解了。他的伟大对手丞相张仪，是一个坚决的帝国主义者，公元前311年，当他将要使中国世界自愿臣服于秦的时候，由于王位更迭，他的合并没能成功。公元前294年白起的战役开始了。凭借他的威望，秦王采取了传说时代神秘的皇帝称号，这种称号公开表达出统治世界的要求，并立即被东方的齐国（大约在今山东和河北北部）统治者所模仿。随之而来的是决定性战斗的第二次高潮。独立国家的数目在不断地减少。公元前255年，甚至孔子的故乡鲁国也被消灭了。公元前249年周朝也告终了。公元前246年，强有力的秦王政在十三岁的时候做了秦国的皇帝，公元前241年他在丞相吕不韦（中国的米栖那斯）的帮助下，在最后的敌手楚国斗胆挑起的最后一场战斗中，打了胜仗。当公元前221年他实际上成为唯一的统治者时，采取了“始”（奥古斯都）的称号，这就是中国的帝国时代的开始。
没有一个时期能像这个“战国时期”一样使人们如此明确地面临伟大的形式的交替或伟大个人权力的交替，到了各个民族在政治上不再适用时，精力旺盛的个人就能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想在政治上有所创造，不计代价地想掌握权力，并且作为一种力量现象成为整个民族或文化的命运。事件变得不能在形式的基础上进行预先的判断了。我们此时不再有那无需天才的既定传统（因为传统本身就是达到最高能量的宇宙力），而只有伟大的实际家所造成的偶然事故。他们的偶然兴起一夜之间就使一个软弱的民族（如马其顿人）登上事变的顶峰，而他们的偶然死亡（如凯撒的死亡）则会立即使世界从个人所巩固的秩序陷于混乱。
确实，这在更早一些时候于危急的转变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在福隆德党、盟主、第一次僭主政治的时代，那时人们还不符合形式，正在为形式而斗争，一些成长壮大到在职权方面无法限制的伟大人物经常受到贬黜。从文化到文明的转变，在其典型的拿破仑主义方面，也是这样。这个“战国时期”是不可挽回的历史的无形式的前导，伟大个人的真正的全盛时代是从此时破晓的。对我们来说，这个时期在世界大战期间几乎达到了它的顶峰；在古典世界，它始于汉尼拔，他以希腊主义的名义（他在精神上是属于希腊主义的）向罗马挑战，但是失败了，因为真正古典形式的希腊化的东方理解当前的意义已经太晚了，或者根本就不曾理解过。
随着他的覆灭，就开始了那足以夸耀的队列，它从大小西庇阿开始，经过伊米里乌斯·包鲁斯（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乌斯、大小伽图、革拉古兄弟、马略和苏拉，直到庞培、凯撒和奥古斯都。在中国，相应地在“战国”时期，政治家和将军所组成的相似的系列集中在秦国，正如古典的人物集中在罗马一样。由于对中国历史的政治方面的不理解十分普遍，这些人物通常被描写为诡辩派。他们是诡辩派，但其意义只像同时代的罗马领袖人物都是斯多噶派那样，大都受过希腊东方的哲学和修辞学的教育。他们都是研修至精的雄辩家，而且时常撰写哲学著作，凯撒和布罗特斯并不亚于伽图和西塞罗，但他们不是作为职业的哲学家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悠然自适是高雅君子的习尚。在执行职务时，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他们都是驾驭实际的能手，张仪和苏秦两位丞相确实也完全是这样。那位打倒白起将军的受人敬畏的外交家范睢、秦国的立法者卫殃、始皇帝的米栖那斯吕不韦以及其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
文化把它的全部力量都系在严格的形式上。现在，这些力量得到了解放，“自然”——即宇宙——也立刻涌现了。从专制国家转变为诸民族的战斗的社会，是每一文明开端的标志；对于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们来说，这种转变可以意味着他们所喜欢的事物，但在事实世界中，它却意味着具有一种严格传统的形式和节奏的政府过渡到无拘无束的个人统治的独断独行。象征的和超个人的形式的顶点是跟文化晚期的顶点一致的——中国约在公元前600年，古典文化约在公元前450年，我们约在公元后1700年。
在古典文化方面，最低点是在苏拉和庞培的时期，对我们来说则将在今后数百年内达到并有可能渡过。重大的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可怕的革命，日益互相渗透，但其中的一切争执问题，毫无例外地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公开地或隐蔽地是非正式的权力问题，从而最后都是纯粹的个人权力问题。他们自己在理论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在历史上是无关重要的，而且我们无需知道这个阶段的中国革命和阿拉伯革命爆发时所凭借的是哪些口号，甚至无需知道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口号。这个时代的无数次革命——它们越来越成为连根拔起的大城市群众的盲目暴动——都从来没有达到过目的，或从来没有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存在的正是加速破坏古老形式的这一历史事实，它为凯撒主义扫清了道路。
战争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许多次战争中，军队及其战术越来越成为不受控制的个别指挥官的创造，而不是时代的创造，这些指挥官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在很晚才发现自己的天才的，并且还是偶然发现的。公元前300年时有罗马的军队，公元前100年时则有马略、苏拉和凯撒的军队，至于由凯撒的老兵组成的屋大维的军队，与其说它由将军统率，不如说它统率着它的将军。但正因为如此，战争的方法、战争的手段以及战争的目的就采取了未开化的——本能的和凶残的形式，这些形式与从前流行的那些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它们的决斗不是十八世纪在脱里亚浓发生的决斗，那种决斗是以骑士的方式进行的，并且有固定的规则，决定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宣布自己精疲力竭了，可以使用的最大力量能达到什么程度，以及骑士制度允许胜利者规定的都有哪些条件。它们的决斗是激怒了的人们的角斗，连打带咬，直到人们身体崩溃的程度，而且是为战胜者无保留地、无限制地利用的。这种“归返自然”的最早的伟大范例是法国革命的和拿破仑的部队所提供的，它不是以少量兵力进行的技巧的演习，而是不计损失的大兵团攻击，因而粉碎了罗可可式的精练战略。通过普遍兵役制把一个民族的全部强壮力量送到战场上去，这是腓特烈大帝时代完全陌生的一种想法。
同样，在每一种文化中，战争技术总是缓慢地尾随工艺前进，一直到文明开始时，它才突然领先，无情地强迫那时的一切机械方面的可能性都为它服务，并且在军事需要的压力下，甚至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但同时它也就使勇士的个人英雄行为、贵族的德性和晚期文化的睿智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效了。城邦使巨额军队在古典世界本质上成为不可能的——由于包括战术形式在内的各种古典形式一般都是规模较小的，康奈、菲利披（希腊境内的一座小山城）以及亚克兴诸战役的人数便显得很多而且不同寻常了——在那里，第二次僭主政治（以叙拉古的狄奥尼苏斯为先导）在战争上大规模地采用机械技术。那时实行像对罗德斯的围攻（公元前305年），叙拉古的围攻（公元前213年）、迦太基的围攻（公元前146年）、阿利细亚的围攻（公元前52年），才首次成为可能的事情，在这种围攻中，速度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对于古典的战略来说甚至也变得明显起来。罗马军团的特殊结构只是在希腊化时期才得到发展的，它和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和斯巴达的民军相比，行动起来就像一架机器一样。
这是和上述倾向一致的。相应地，中国从公元前474年起就用铁制成刀剑之类的武器，蒙古式的轻骑兵代替了重战车，而且要塞战立即具有了突出的重要性。文明化的人类对速度、敏捷和群体效能的基本追求，在欧洲和美洲最终跟浮士德式的制伏自然的意志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战争的各种动力方法，这各种方法甚至在腓特烈大帝看来似乎也是荒唐的，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和我们的交通技术、工业技术吻合的，是十分自然的。拿破仑用马匹负载大炮，因而使它非常机动（正如他把法国革命的密集兵团分散成许多独立的和容易移动的队伍一样），而且早在瓦格拉本战役和鲍罗汀诺战役时它就增强了它的纯物理的效力，达到我们必须称作速射和猛烈炮火的程度。第二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以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为标志。
这次战争在它所包括的军队人数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拿破仑战争的巨大规模，并且在这次战争中铁路第一次用于运输大批的队伍，电报网第一次用于通讯，一支蒸汽船舰队第一次用于封锁，一连数月地在海上守卫，还有装甲船、鱼雷、施膛线的武器以及远射程的大炮也是在这次战争中发明出来的。第三阶段是以日俄战争为序曲的世界大战，在这个阶段，潜水艇和飞机开始使用，发明物的速度和力量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武器，而且所使用工具的广度（尽管可以肯定比不上它的强度）达到了最高点。然而决断的残忍性所到之处都是和这种力的支出相一致的。
